张永（右），汉族，1926年生，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至杭州解放期间一直在杭州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在杭州市委办公室和农委办公室工作过，1979年后担任杭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书记，1992年离休。
那段深刻的、值得珍藏的记忆，是我内心一份值得骄傲的巨大精神财富。
——张永
1945年上半年是我人生新旅程的开始。当时我19岁，杭州私立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同许多处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样，怀揣理想，奋发向上。带着对文艺的热爱之情，我和另外七名初三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警钟壁刊社”，创办了名为《警钟》的壁报。身为负责人的我在这份报纸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并在这段经历中历练成长了许多。
在警钟社的发展过程中，两位女教师给了我们极大的关怀和指导。一位是当时教授语文课的夏汝南老师，一位是教英语的余巾英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1945年3月份已经加入中共地下党。她们经常会借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看，茅盾的书、巴金的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等，这些书籍让我们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迪，不断激发我们参与革命的激情。后来我们八人中大部分都在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19岁的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开启了我的革命生涯。
运筹帷幄无惧色
1947年6月至杭州解放，我一直受地下党杭州市委书记柯里同志的单线领导。他曾在杭州浙东区党委工作，1945年与张幼云、林曼云、方晓等同志奉命到杭州，组织杭州地下党工作。
1948年8月，由于工作需要，柯里同志需要在乡下寻觅一住处，我邀请他居住在我外婆家，当时我和母亲也住在那里。我外婆家在古荡湾村的俞家圩自然村，两楼两底，带有竹园和鱼塘，居住环境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宽敞和舒适的。而且外婆姓俞，是那里最大的姓氏族中的一员，长期居住在那儿，与周围邻居相处得十分融洽和谐，所以柯里视察完外婆家的居住环境后，带着他的妻子一起住了进来。
我给外婆和母亲介绍说柯里是我的中学老师，名字叫李翔秋，是做木炭生意的，贩运从临安到杭州的木炭，并把楼上的一间空房腾出来给他夫妻俩居住，楼上的另一间用做我的书房。于是我们开始了大灶加小灶共同生活的一段历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
1948年10月，因为在此之前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取得最后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遵照毛主席“争取一年之内解放全中国”的指示，中共中央上海局向杭州地下党组织下达了任务：动员所有党员搜集国民党统治下的杭州的各种情报，为战斗做准备。当时柯里主要负责《杭州概况》的编写，并分批送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这些资料主要包括经济、工业、城市建设、军事、政治、公共事业、教育、社会团体、金融等方面，主要来源于国民党军政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资料，或借来或偷来，所以十分保密和珍贵。对他们的收藏和整理也是有着极高的危险性，需要十分谨慎细致。
柯里把资料分批地交给我，让我负责整理和摘抄，每次抄好两份，一份柯里带走，一份我留底，而原稿立即焚毁。于是，每天我告诉家人我要在书房学习，然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进行那项神秘而高风险的工作，那是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体验。为了保证资料的安全，我每次都把资料用油纸包好，放在二楼屋檐下的瓦片下面。那些瓦片记录了那些隐秘而激动的瞬间，为资料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地下工作者是在精神高度紧张、时刻警惕的状态中生活的，防范意识时刻在脑海中萦绕。俞家圩二三十户人家大部分都养狗，而且这些狗只在陌生人入村的时候叫喊。这个时刻，我的神经就保持警觉状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那段时间我已经习惯了只脱掉棉袄，穿着线衣睡觉，一有动静，一骨碌跑起来，随时准备从后门穿过竹园和鱼塘离开的生活。
1949年3月，这项艰巨的任务告一段落，一本大概有3.2万余字的《杭州概况》汇编成书。后来柯里同志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面提到，1949年3月，杭州地下党代表卢月梅同志去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时候，从南下干部的手中曾看到过这些资料的复印件，我这才知道这资料为人民军队顺利解放和接管杭州，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管理杭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速战速决迎解放
为了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党组织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解放军渡江以后，在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开火。但是渡江委员会的战役指挥所书记邓小平和司令员陈毅共同研究决定通过攻占杭州孤立上海的方式，最终取得长江南岸这两座重要城市的解放。但是在攻占杭州的策略上略有变化，不再是在杭州境内与国民党交战，而是把战斗地点转移到长兴到安徽广德这一区域，利用这一地区平原与山区结合的地势，将国民党围剿在杭州外围。
国民党通过京杭国道逃到长广地区时，我军派了解放军21、22、23军包围国民党，与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昂扬斗志的我军把10万国民党军队打成了一盘散沙，团以上的军官都被俘虏了，剩下一些残兵败将日夜逃窜，再也成不了气候了。逃到杭州的人马也已经溃不成军，毫无力气组织反攻。我军在长广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会攻杭州，守敌大部分逃窜，杭州宣告解放。杭州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在一派和平安定的气象中跨过了新旧两个世界。
1949年5月10日，在国货路新华电影院，300多位地下党代表，21军、23军机关工作代表，金萧支队，南下干部代表等1000多人第一次会面，共同见证了奋斗的战绩，见证了杭州的解放。
剿匪反霸护安定
1949年5月12日，以前单线联系的300多名地下党同志集中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接管杭州的工作及工作分配。我接管拱墅区，即当时的八区，配合区委书记张正国、区长杜振华领导的南下干部工作队，共同完成杭州的接管工作，维护杭州的稳定。
解放后，在上塘、瓜山、塘河三个乡，还保存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他们已经没有了正规领导，靠敲诈勒索当地百姓维持生计，严重扰乱了杭州市的治安和社会稳定，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恐慌。所以解放军中抽调一部分人和拱墅区公安局一起共同开展了剿匪反霸行动。而我们地下党当时也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组织了下乡工作组。
下乡工作组三人一组，一人一支长枪、一支短枪，组织农会、选拔贫下中农担任会长、副会长，并领导他们共同剿匪反霸，通过努力争取生活的安定。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新一轮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之后我又参与了土地改革的领导和组织工作。那是个需要牺牲、需要艰苦奋斗的年代，我们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任务与挑战。
和谐家国乐天年
土地改革完成后，大部分领导都被调到了市委工作，我也被调到了市委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科，最初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成员。后来我们在工厂选拔了大概六七名思想进步、积极向上的青年共同参与我们研究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我的老伴，她是从下面的一个工厂调上来的，几年的相处之后，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并携手走过了后半生。
1979年，我从农委办公室调到计划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副主任。后来计划委员会与改革委员会合并为发改委，我们的待遇也比一般局高半级。财政局、审计局、劳动局、四大银行都归口于计划委员会，所以我虽然是副书记，但是依然享受正局级待遇。
1992年离休后，我也参与了杭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些宣传活动，以及与杭州师范大学与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举行的学生交流活动，发挥余热，宣传革命精神，为社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