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耀，1935年2月2日生。1951年2月入伍，1955年6月入党。是一位武警边防检查站的退休干部，是东坡路社区的普通居民，也是社区的议事协商成员。近年来，先后向杭州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书面建议近80份，曾被媒体誉为“建议大王”，还两次荣获杭州市人民建议优秀奖。2005年以来，先后被评为杭州市、浙江省、全国绿色家庭称号；2007年被评为杭州市“十佳和谐家庭”；2008年又受到国家民政部的表彰，荣获全国“和谐军休家庭”称号。他提出的建议非常有力度，而且采纳率高、影响大，如“为背街小巷打造名片”、“西湖烟花移向钱塘江”等。
用历史告诉未来，过去是怎么回事。
国家的解放，首先是靠军队打出来的，功不可没；其次，地下党在当地做工作。全国有千千万万成功的战例，是千千万万游击队战士用血泪谱写出了胜利的赞歌。
——杨章耀
满腔热情去参军，历程曲折尽薄力
1951年是抗美援朝的第一阶段，当时我还只是一个17岁的学生，对这些战争知道的很少。只是很清楚地记得那时晚上经常会有几个神秘的人来找一些年纪大的同学谈话，后来才知道，那是共产党的人来向部分优秀的同学传播党的思想来了。那时我也算是个热血青年，一得知有人来号召大家上前线打仗，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于是17岁的我就参了军。离开诸暨家乡来到了萧山参加训练，那时我在华东军区新兵训练16团。训练的三个月中，我们主要学习了基本的军事常识，虽然很艰苦，但是没人退缩，都盼望着能早日上战场，去打美国佬，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等到挑选新兵上战场的时候，我却没被选上，当时很不能理解，因为年纪小，感觉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后来连长就找到了和我一样没被选上的两个同志，安慰我们不要伤心，等我们年纪再大点，个子长得再高点时，一定让我们上前线打仗去。我那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闹什么情绪，就是一腔热情。
当时的一个连队130人进行重新编排，一场战争下来2/3的人都不知去向。1950—1953年，抗美援朝，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这场战争人民军队英勇牺牲了十几万人。其实，不能亲自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我最大的遗憾。但是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当年去了，也不知道现在会在哪里，说不定已经不在了。1951年春天的时候，我积极参加了军队的宣传队，去扭秧歌，到那些村子里去号召大家参军，因此我也算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现在的生活很好，对此很满意，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用烈士们的牺牲换来的。我们现在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都要感恩，要是没有当年那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哪来我们的幸福日子！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和平，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千万不能辜负这些英雄的鲜血。
破庙里斗智斗勇，终获得杭州解放
杭州的解放真的有很多故事可以说。
1949年5月3日，我想这个日子是所有杭州人都不该忘记的，这一天杭州获得了解放。这里集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和努力。据我了解，解放前一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事件。在临近杭州解放的20天之时，国民党在一个隐秘的破庙里秘密关押了39名共产党军政、军民人员，并设计杀害他们。其中有三名共产党人幸运地逃了出来。他们立即找到了当时的金萧支队，在只有八颗手榴弹的情况下，12名士兵连夜从桐庐赶到萧山，150里的路，前去解救。由于围墙很高，只有踩着高个子的后背翻过墙去，才能解救。在叠罗汉的布阵下，他们迅速而机智地杀了看守的国民党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成功解救出了其他关押的共产党员，随后便前往革命根据地。这只是无数成功战例中的一个，我们的解放正是由这样一个个胜利组成的。
乔装成铁路工人，保卫钱塘江大桥
1949年4月底，国民党军队纷纷逃往东南部，国民党败兵如山倒，当发现自己无力反击了，就决定破坏杭州这个城市，不惜炸毁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它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第一座自己修建的大桥，而且在交通运输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保护钱塘江大桥，我们的共产党员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铁路工作人员，前去说服负责炸桥的国民党人。他们用勇气和智慧，与负责炸桥的国民党人达成了协议，说定只是象征性地炸一下，不对大桥造成严重损失，这一计不仅糊弄了奸诈的国民党，而且很有效地保护了大桥。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归因于三个方面：百姓的支持、地下党的配合、解放军的攻打。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因素，全国不会得到解放，杭州也就不存在了。杭州的和平解放除了依靠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外，还要靠那些进步人士的积极努力。如今的钱塘江大桥还魏然屹立在钱塘江上，我们要感谢这些不顾自身安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里我特别想提我所了解到的关于进步人士吕公望的有关事迹。吕公望先生是国民党人，是当时浙江省的老省长，时任浙江省副议长。当时国民党如惊弓之鸟，都在准备撤退。省政府主席周喦在1949年底就安排了吕先生到台湾去，但吕先生以养病为由拒绝了。他留了下来，为杭州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杭州，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为了保护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吕公望为首的一批进步绅士积极筹建起“杭州临时保安协会”，向省政府主席周喦请愿并提出了稳定杭州的四点要求：一要保证粮食，二要保证现钞，三要保证金银不得外运，四要保证政府不撤离。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杭州的一批历史文物古迹、基础设施得到了保护，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杭州解放的第三天，谭震林同志代表党中央和省军管会亲临吕府看望这位“老前辈、老省长”，转达毛泽东、董必武同志的问候，感谢他与其他爱国人士为保护杭州所作的贡献，邀请他为党工作，为杭州再作新贡献。吕先生欣然应允，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54年7月，吕公望在杭病逝。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还特意送来300元人民币。后来在中央档案馆首次解秘提供给杭州档案馆的有关解放杭州的机密档案文件中，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等电文。毛泽东在《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等电》中这样写道：“……谭、王、吉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喦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
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笔下的“谭王吉”是指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粟张”指的是粟裕和张震，当时分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政委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周喦为当时的省政府主席。这段毛泽东亲笔批示，揭开了杭州解放前夕的一段重要历史。当时，吕公望等一批进步绅士，组织社会各界力量，极力维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城市重要设施和名胜古迹免遭仓皇撤退的国民党部队破坏，从而将杭州这一千年古城完好无损地交到解放大军手中。杭州的解放是全国解放的一个缩影，全国的解放也是这样，靠着解放军、游击队、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老百姓，才取得了我们伟大的胜利。
和平年代中安然退休，仍不忘共产党员责任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退休之后也一再在思考，我还能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做点什么。现在生活安定了，日子也富裕了，我们不用再过枪林弹雨的日子，就要想想如何建设好这个社会了。一直以来，我也是一直在向我们的杭州市政府提各种意见，只要我看到一些现象了，有了解决的办法了，我都会向他们提出来，请他们看看，听听我们的人民的意见和想法。比如在环保方面，我是比较看重的，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建立环保“创模”责任制，后来还提议把我们的高架大桥变成“大树”等。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做好环保工作，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真正变美，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变好。
追溯、传承历史，只为传递未来希望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当然更关心我们新一代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以后的社会建设重任是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担当的。所以，在空余时间，我经常会组织一批老党员、老革命家，去一些学校开展爱国主义的教育讲座，用那些活生生的历史故事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解放的，如何实现今天的富强的，如何让他们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的。我们的年轻人，应该认清历史真相，铭记历史，传承历史。这样的途径还是很多的，比如语言、图像，还有现在高科技的录像。我们要多组织大家参观那些特殊的场地，博物馆、纪念地、烈士墓，去那里感受一下那种特殊年代的爱国情怀。这些都是宝贵的第二课堂。这种新形式的传统教育更能吸引年轻人。
你们要了解在枪林弹雨下留下来的人已越来越少，他们随时间的流逝正在消逝。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传承历史，继承前辈们的光荣事迹。你们要坚信：我们的国家会强大，会越来越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