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兆铭，浙江温州人，1933年7月生，1950年参军，1952年9月转业到浙江省公安厅，1954年5月入党。历任办事员，科员，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调研员等职。现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浙南分会副会长兼革命传统宣讲团团长。
参军生涯——归属部队梦成真
我参加革命是在解放后，当时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成立，很多地方还没有巩固，而美国就一直打到我们中国的家门口了，已经把东北的许多地区轰炸了，他们的军队一直打到了鸭绿江边。当时毛主席跟党中央也在认真讨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而且政权的建立巩固还有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要出兵成了主要的讨论问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做了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参加了革命。
当时兴起一个青年学生参军的高潮，参军那时候让我感到非常光荣，同时我也对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我的家是城市贫民，家境困难，兄弟姐妹比较多，有三个哥哥，一个在外地，两个哥哥当学徒，家里的生计主要靠他们，父亲又失业，这样算下来，我虽然不能说是家里的顶梁柱，但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我老家在温州，喝水特别困难。在我的小时候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件是弄水喝，一件是买米。买米困难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母亲叫我去买米，我人小，钱紧紧抓在我的手里都出汗了，但是当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买米的时候，米就涨价了，于是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母亲就批评我说怎么不买，等下米价又要再涨了。果然，等我拿了钱再去买的时候，钱又不够了。这个是解放前夕的情况。
至于喝水的问题就更加大了。在解放前夕，喝水是一个大问题。温州没有自来水，只能靠引鸥江的水，鸥江的水用桶提上来以后，里面都是泥，像黄河水，要用明矾把它沉淀，一桶水就剩二分之一了，而且这水还不能喝，只能用。要喝的水要从很远一个地方的一口井里吊上来，那口井提水还不能用吊桶，只能用个铁罐子，提上来的水只有一点点，要提满做一两顿饭的水，都起码得两个小时！这种情况在解放后也没有改变，真正改变的时候是20世纪的70年代，改革开放了，装起了自来水，虽有时间点的限制，但总算好很多了。
以上是一个生活苦难的因素，另外我的妹妹当时为了解决生计也在做小工，缝袜子。生活真的很困难，所以，我就竭力要去参军。但是在我参军前，要解决一个问题。我家二哥在1949年5月温州解放的时候要去参加21军，结果被我母亲发现了，这个时候家里主要生活来源靠二哥，母亲知道以后怎么也不让他去，甚至是跪在了他的面前，这样，二哥就走不成了。我就吸取了二哥的教训，先把哥哥、弟弟、妹妹的思想工作做好，让他们首先成为我的统一战线以后，再做父母的工作。我走了以后，家里的负担就交给弟弟妹妹们了。
于是我就去报名，当时是做一个团支部委员，一个学校只录取了四个人。当时我是浙江省省会高级农业技校的，专门负责种庄稼这一块。参军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欢送会的时候，温州市的市长卜明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无上光荣。”这句话可以说管了我一辈子。“无上光荣”，不用胸章奖章，这一句话就是人民对你的最高奖赏。我到革命队伍里以后，不管为部队同志们做什么事情，都以这句话为动力，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出发途中，按现在来算，温州到杭州只要三个小时，快速的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但是那个时候我走了很久，整整一个星期。从温州到杭州来参军途中，先是步行，然后坐鸥江的小船——蚱蜢舟。这船很小，像蚱蜢，船老大是一个老兵，我们八个新兵，加上船夫一共10个人。八个新兵是学生兵，从鸥江上船逆流而上，从温州到杭州，经过青田到丽水，就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也间接地反映出我们现在的交通发展好啊。我们船上10个人，白天走，下午4点就不能再走了，因为有土匪。我们国家的政权取得不容易，巩固更不容易，要与那些土匪做斗争。为了保障安全，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停。另外，船也很慢，有些地方的水很浅，人要下船去，用肩膀扛着船，一面四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缓慢前行。当然，沿途到一个地方就有迎送会，欢迎欢送，我们还与他们联欢，青年人都很擅长歌舞，在一起又唱又跳，很愉快。到了丽水也是这个状态，到丽水以后上岸，上岸就要坐汽车，那个汽车是没有动力的，用的是木炭，后面背了个很大的东西，用来烧的。丽水到杭州多是山路，坡又多，到时候走不动了，就要下来推车。好不容易到了金华，上了火车。虽然旅途比较疲劳，但心情还是非常愉快，我们感到参军非常光荣，受到这么多地方、单位的重视、欢迎，感到有一种莫大的鼓舞。
到了杭州以后，我和几个同学就住在杭高。我们是从1950年年底出来，到1951年1月6日才到杭州的。我本来是第一批到杭州的，但是到杭州以后要重新复查，我报的是空军，但是部队发现我耳朵有问题，小时候患过中耳炎，听力成问题了，就只好留下来了，住在杭高。等了近半个月，到了1951年1月22日，我才正式到部队，参加了七兵团浙江军区直属部队。
公安工作——巩固政权，维护稳定
1952年9月，我们浙江公安需要人，当时就从部队调人。我就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调到浙江省公安厅来了。我从1952年到2000年，连续干了47年，到60岁以后又在那儿留了六年。在这期间，主要是在参加人民军队镇压反革命、划阶级、查成分这些政治性运动，还有“三反五反”等。在公安工作中，开始是搞隐蔽斗争，就是抓特务、抓间谍，以后又临时抽去搞情报等业务，比如说搞审阅工作、搞治安工作、搞刑事侦查工作，还有搞内部说法的落实政策等工作。我还参与警卫工作，尤其是参加周总理的警卫工作。我参加了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总结出的其中一条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取得胜利确实不容易，但是要巩固发展它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讲过：“在拿枪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跟我们作垂死的斗争。”我讲几个事例给你们听听，你们就明白了。
刚解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机构、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些残余组织，利用在浙江深厚的反动基础进行隐蔽部署。浙江杭州这边是蒋介石统治中国时的样板，好多东西是从这里搞经验的。特务、宪兵，五位一体搞成了这么个反动机构。快要解放的时候，公开的、隐蔽的反动机构都做了秘密的部署。反特片的电影在这方面讲述得很多，就是敌人撤逃之前，都要做隐蔽部署。我们取得政权以后，他们政权丢失，要进行特殊破坏，就留下来一批人。在这里就有几件很大的事。
一是在1949年4月15日，因为这一天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台了，他把临时政权交给了李宗仁，自己宣布下野，就是公开说不当“总统”了。他实际上是退到了溪口，继续操纵。在这一天，蒋经国过完40岁生日以后，蒋介石就派他的“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到杭州来，做隐蔽部署，来阻止人民解放军，他眼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守不住了。他来了以后找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和一批特务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由浙西行署、浙东行署、浙南行署这么三个机构组成。专门让这三个机构撤到舟山以后，利用这些机构的名义，再封一些伪县长、伪市长来作为地下政权的根据。同时，他要想办法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渡江过来，到时候就是南京、上海、杭州都解放了。因此他要使部队不能顺利地通过钱塘江大桥这个浙赣线往南，他就想把钱塘江大桥炸了。而且炸钱塘江大桥的时候，他还要求伪省长坐在钱塘江南岸听到爆炸声才能离开。这些东西就都是隐蔽部署的。特务机构也搞了很多组织：军统在浙江，中统在浙江省研究室。他们在做特务站的部署，哪里有电台、哪里有什么组织、哪里有什么人，都分配好了。这说明解放初期这方面斗争非常尖锐。
二是他动用了武装土匪。当时根据我们知道的，100人以上的一股一股的武装土匪就有300多股，这就是3万多，那些只有几十人的就不说了。武装土匪最主要的是搞爆炸，颠覆我们的政权。还有逃到海上的海匪，温州有个洞头岛，是百岛之乡。这个县解放了三次最后才成功。我们解放了，敌人又来进攻，后来我们主动撤退，这样一个县就解放了三次。直到1952年才最后解放。洞头这些地方，海匪上来烧杀农村基层干部，抢夺粮食，进行反革命造谣，制造混乱，这是在解放初期主要的破坏手段。
三是空降特务，与下面的潜伏人员进行隐蔽部署，跟他们结成关系，然后建立地下政权，叫做有机基地，这在浙江省发现六股。还有海上的武装特务，从边界混进来的，假装成来探亲访友的，说是旅游观光的，搞学术研究的，各种合法的公开的名义。
四是搞心战，动摇人心。国民党有专门的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叫心理作战组，这就是专门动摇人心的。另外这个机构经常派飞机撒传单，说世界大战又开始了，朝鲜之战美国取得什么什么胜利。共产党政权不会巩固了。我们还曾经在某地发现老鼠、蜈蚣、蛇、带细菌的衣服，他们准备制造瘟疫。因为搞了瘟疫，政权就会受影响。他们就是想利用这个来颠覆政权。当年，敌人搞心理战是很厉害的，那些传单是经常散发的。当时我在防控办公室。有一年我的腿受伤了，也没有去治疗，我干脆就叫他们回去，由我一个人值班，值了一个月。所以这方面我比较熟悉，拿起电话一看是公安部就知道是“蔡值班”。当时为了应付敌人的空战，我就长期在办公室掌握情况。敌人飞机一起飞，我就掌握情况了，我就计算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我们浙江，或者到福建。我们哪几个地方是他们要来发传单的，可能要搞什么，我们就要做好应对工作。他们除了散发传单还有其他很多花招，总的一点就是要颠覆我们的政权，这也是蛮厉害的。我们边防部队的民兵、基层的干部在敌人一来的时候，我们就通知他们出动，出动以后东西很快就收缴了。当时我们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出来了，东西都集中起来，还有食品，尤其是饼干什么的，群众宁可不吃，饿死也不吃，说这是敌人的东西。我们警民之间、军政之间，都是全力以赴，敌人的阴谋就失败了。
除了这四条以外，敌人还利用占领浙江沿海的道路做跳板，加紧对我们沿海地区进行特务破坏。我这里讲一个例子。1950年的时候，敌人逃到舟山后，他们把这些残兵收拢起来，成立了好几个部队，又重新组织了很多的特务组织。舟山是在1950年5月25日解放的，解放以后敌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舟山的大陈岛，大陈岛等岛上部署了上百个的特务机构。大陈岛是1955年5月13日解放的，在解放之前，当时的蒋经国还有毛人凤这些特务头子，都亲自到那些地方布置、检查工作。解放前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他们埋的地雷。1955年我们的测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那地雷是用橡皮包着的，测试工兵用一般的金属测试工具还测不出来，结果造成很大的伤亡。吸取这一教训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要反复地探测。这就说明敌人对我们浙江有多重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巩固政权，要应对这个尖锐的紧张的斗争就要付出很大的力量。
从事公安工作，这个确实不容易。因为危险是看不到的，有些是机密，比如说特务登陆这件事。我是没有走出家乡过的，到参军后才出来。因为要晕船晕车，工作需要又不得不坐。我原来从杭州上车，到钱塘江就开始吐了，吐得天昏地暗，吐得黄水都出来了。到那工作，看人家吃饭吃得香，只有羡慕和嫉妒。但是后来我就有个办法，什么出差我都争取机会去。在反特当中，有一次去洞头岛，先去温州，再坐船到洞头。到洞头要三个小时。一天去抓特务，抓完以后就要亲自送回来，从洞头岛到温州，一个晚上就送三趟。一夜不睡不说，这样就锻炼出来了，我的晕船晕车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什么困难只要你正确对待它就能够解决。我现在坐飞机坐船就都没问题了。上次坐飞机去美国，坐了13个小时也没事，到那很快就把时间差倒过来了。这说明，我们许多公安老战士，不是我一个，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都是这样的，面对各种困难，哪怕是流血牺牲也要勇敢地上。这也说明当时巩固政权确实不容易，我这给你们提供一些数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浙江有247名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其中有91名批准为革命烈士，另外还有被公安部授予追授“英雄模范”称号的有45人，其中有七人是一级公安“英雄模范”。这说明我们公安战友们为保护共和国的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作出的牺牲。
总理警卫印象深——一次握手，两杯白酒，三个补丁
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总理，是我们心里都非常爱戴和敬爱的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
我在公安机关虽然不是搞警卫的，但是因为是周总理来，我们就被抽调去做警卫工作。总理会见非洲加纳的总统、巴西副总统、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理、苏联的领导人、老挝的领导人、柬埔寨的领导人，以及朝鲜的金日成，都是在杭州见的。我都到机场参加警卫工作，就这样很多次与总理近距离接触。
1966年4月，中央在杭州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会议是保密的。当时我又被临时抽调去当警卫，两次会议，我都被安排在周总理身边。总理来的时候住在西泠饭店，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他的房间是在七楼。我刚好就在他的门口值班，每天只要我值班都看得到周总理。周总理的伟大在哪里？他伟大就伟大在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大的我们就不去说了，但是小的方面能够看出他的人格魅力。在重要的时候，他宁可牺牲自己，哪怕是最危险的时候，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
叶挺将军的女儿叫扬眉，有一次在和周总理一同坐飞机去重庆。途中，突然遇到一个大的气流，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机上人员把笨重的东西都丢掉了还是不管用，飞机还在颠。周总理这时候就说大家把降落伞背好，做好随时跳伞的准备。就在大家背降落伞的时候小姑娘哭了，因为没有备小孩子的降落伞。这时候周总理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给了扬眉。周总理说现在大家不要动，飞机在颠簸，为了安全，大家都不要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没有降落伞，您怎么办？”因为人没有降落伞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是必死无疑的，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把降落伞给扬眉。幸好，最后飞机越过了气流。
到了杭州以后，“文化大革命”这么激烈，总理是完全可以避开的，人家要斗陈毅副总理，总理就站那里，这样，别人要批斗陈毅的也就不敢动了。之后，总理又要花九个小时回北京去。怕来不及，总理就拿了两个刀切馒头，在车上一面喝白开水一边吃馒头。到了北京以后，就开始投入紧张的活动。
在邢台地震的时候，总理马上就去了。那个时候余震还没有消除。这些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为恢复生产，总理给他们讲话，希望能安慰到大家。当时讲话的时候风沙很大，总理一看，群众对着风沙，不好啊，就让群众转过来，他站在这边，对着风沙，也没有喇叭，就这么对着风沙喊：“乡亲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看望你们来啦。”一讲，沙都往嘴里送。
这些地方都反映了周总理的伟大。而我在做周总理的警卫的时候，也经历几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我把它们概括为一、二、三，三件。“一”是一次握手，“二”是两杯白酒，“三”是三个补丁。
第一，我们规定是不好随便和首长打招呼的，怕打断了首长正在思考的重要问题。有一天又轮到我值班，总理已经熟悉我了，记得我姓什么，就对我说：“小蔡，又是你值班，别老站着，坐，坐。”但是我是不敢坐的，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耽搁一两秒钟就不行的，站那里就是有事情好随时应对。有一天早上，总理很早起来，要到楼顶去，上面有花，他上去以后，我不放心也上去了。他看看花，有月季、茶花什么的，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调节调节精神。他在下来的时候，竟然跟我握手，这手真暖和啊！因为这握手是有讲究的。他是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觉得一晚的疲劳都消失了。这一次握手，我印象很深，所以尽管时间过去了43年，这个情节始终保存在我的脑子里。总理对旁边的、下级的、普通的警卫人员一视同仁，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感觉，非常亲近关怀。叫你坐一坐，不要老是站着、累着，这些话都非常亲切。
两杯酒是怎么回事呢？又是一个晚上，也是我值班，他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四点多五点左右的时候，他打开门，叫我过去。我问总理有什么指示，总理说：“你去把张科长叫来（张科长是他的私人秘书，叫张亮），告诉他把我的酒带过来。”总理酒量很好的，大家都知道。人民志愿军胜利回来的时候，总理那次真的喝醉了，总理给那么多的将军敬酒，喝得真是痛快。那么这次拿酒呢？我告诉张科长后，张科长就拿来了，他马上就倒了一杯，这杯子是一两多二两的样子。他正要喝，我就赶紧往外走，总理看我动作这么快，就问：“你干什么去？”我说：“你喝酒，我给你去弄点菜。干喝不好。”他说：“你这小鬼真不懂事，大师傅们都还要休息，你去惊动他们做什么！”他自己工作十几个小时，昨晚一晚没睡，喝两杯酒的目的是让脑子稍微麻醉一下，睡一睡觉，自己这么累了，还为厨房的师傅着想。“你不要惊动他们，你这么不懂事。”他就用这么亲切的话语批评教育我。我说：“弄点菜吃吃，现成的也好的。”他说：“你还什么现成的，他们还没起来，即使起来也要忙于给大家做早饭，你去打扰他们干什么，不要，不要……”他就这样喝两杯酒，喝完了就把酒还给张科长。我问张科长，周总理怎么能不用菜就把酒喝下去。张科长说不光是总理，还有少奇同志也是这样。当然，也可以吃安眠药，但吃了安眠药他怕睡得太沉，毛主席找他有事情怕起不来。原来他想的是工作啊！安眠药吃了可以马上入睡，但是他不吃，经常熬夜工作，熬夜完了就喝点酒。总理在喝完酒后还叮嘱我说：“你别忘了，10点钟你换班的时候，叫醒我。”而当时总理睡觉的时候已经是5点了，最多也就睡五个小时，马上就要叫他起来。这事以后，我后来有心地去弄清楚，这天10点是毛主席要跟他研究材料，他怕误了事，所以吩咐10点钟叫他起来。
那三个补丁怎么回事呢？总理有两双皮鞋，一双皮鞋是接见外宾的时候穿的，一双是平时穿的。那天也是我值班，因为负责这一岗位，我熟悉了。总理的安全是不能随便的，那天边上还有个副班室，这事过去多少年我都记得，那个值班员姓杨。那天夜里我们两个都很困，熬不过去想瞌睡，我就对老杨说：“老杨，怎么样？”当时是3点钟，正是夜里最想睡觉最难熬的时候，他也说熬不住了，怎么办呢？我说这边也不好打拳，也不好两个人打架，会影响首长休息，跺跺脚也有声音，但是得找点事情做。我看总理房里还亮着灯，就悄悄进去把总理的皮鞋偷出来，皮鞋偷出来以后就有事干了，不会要睡觉了，我们擦皮鞋。我们把皮鞋拿到灯亮的地方，一看，总理的皮鞋怎么有补丁啊！右边一个补丁，左边两个补丁，一双鞋有三个补丁。很巧的是，我的皮鞋也有两个补丁，那时我们工资也低，没钱买得起皮鞋。我知道皮鞋有补丁穿着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总理的皮鞋有三个补丁还在穿。我后来问别人，他们说总理平常就穿这双皮鞋。除非接见外宾他换一双，这是礼貌，总理非常注重礼节问题。我想不通，我们知道总理养了很多的功臣烈士的子女，但是一双皮鞋还是买得起的。为什么这样呢。他的警务人员说：“你不知道，总理的衬衫领子袖子是好的，里面破得一塌糊涂。”有一次他们出差到非洲埃及，住在我们自己的大使馆，一是为了安全，一是为了省钱。工作人员把他的衣服拿去洗，结果发现，衬衫这么破，都流泪了。他接见外宾的时候外面穿的是好的，挺光鲜的，都不知道其实里面是很破的。大使馆的同志就凑钱为他买了两件新衬衫，但是总理坚决不要，还受到了批评。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这不是穿得好好的，那旧的衣服还给我。”硬是把自己破的衣服要了回去。后来我知道了，在他这是很平常的事。
这件事很有意思，过了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读到三年级，那时我们用布票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我就给女儿讲了这个故事。她听了后就写日记，题目是《周爷爷的皮鞋与我爸爸的皮鞋》。老师觉得这题目很新颖，改改以后就在班里读，那些小同学听了后都哭了，受到教育了。伟大的领导人的魅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我受到了教育，我女儿受到了教育，后来是她的弟弟。我的儿子比女儿小七岁，当时国家还是困难，还是用布票。小男孩穿的衣服里面是花的，是姐姐穿过的，外面是罩衣。他是很好玩的，学校里跑来跑去，一不小心衣服一拉，露出了里面的花棉袄。人家就喊：“小姑娘，小姑娘。”之后他就说棉袄不要穿了。我当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他听了以后，就不声响了，好像也听进去了，后来也没说不要穿了。之后我们也想办法用几毛钱买了袋染粉，把衣服的外料染一染就看不出来了。如今，到我外孙这一代已经是麦当劳、肯德基了。花钱大手大脚的，她妈妈说他不知道节约，这么浪费，练字的时候弄得一地都是纸，一个字用一张纸写，浪费，但是他还不听。他妈妈就讲了周总理的这个故事，一开始他还不相信，后来来问我。我说是真的。小外孙问我的时候，我的那双鞋还在，就拿出来给他看。“一、二、三”三件事，尤其是那双皮鞋的故事，我认为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我以后就注意了，周总理的这双皮鞋到了天津，在周恩来邓颖超的纪念馆。
走进历史，启蒙下一代发扬优良传统
我现在虽然70多岁了，我感到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退下来以后，我选择了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叫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这要几代人不断地努力下去。对我们来讲，我们亲身经历的几个时期，我们有责任把前辈们凝结的精神财产传承下去，特别是你们以及比你们小的下一代，怎么样成为将来国家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需要去了解历史。
有些过去的事情，其实是你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比如长征，开始的时候是8万人，最后到达目的地的只有不到3万人。中央红军在渡湘水的时候，就牺牲了将近5万人。当时是我们的错误路线指导，往敌人的枪口上硬冲。在牺牲那么多人以后，后来剩下的有大量是饿死、累死、冻死、病死的。
这其中就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当时苦到没有东西吃，粮食没有了，树皮没有了，草根也没有了，大家就吃皮带。有一个指挥员叫任弼时，发现自己背的皮包是皮的，就拿下来，割成一段一段的，放锅里煮煮后就吃，很难吃，硬硬的，很难咬。后来任弼时讲不能吃完，我们还没有到最困难和最活不下去的时候。以后就留下半根皮带，在上面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可以到北京博物馆去看看，里面就有这半根皮带，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长征途中最好的东西。
第二件事是，贺龙当时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他手下有个师长，叫贺炳邺，他打仗很勇敢，15次负伤，他这人很奇怪，每次负伤以后很快就痊愈了，就又上前线打仗了。他讲，敌人的子弹没有用，打不中他的要害，真能打死他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可是到了第16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个炮弹打过来，把他的手臂打成重伤，连筋带皮，骨头只剩下一半，只能切除了，不然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准备动手术，但是没有器械，最糟糕的是连麻药也没有。红二方面军是最后撤走的，当时是张国焘，控制着中央和红二方面军的联络，所有联系都要通过他，他得到消息比较晚了，装器械的东西都已经运走了。贺师长动手术没这些东西怎么办，就打算吃点吗啡，但是吗啡吃多了对脑子有影响。他听到了，就说：“那我还怎么指挥打仗？”他就要求做手术。在没有器械的情况下动手术切除手臂，这怎么受得了呢？他说：“你们动手术好了。”后来弄了几个战士，一个抱着手，一个抱着腰，还有两个抱着腿，弄好以后，手术刀没有，就向当地的木匠借了把锯子，消消毒，就这样子动起了手术，动手术的时候连吱嘎吱嘎的声音都听到，非常非常的刺耳，做手术也没有手术室，贺师长自己头上都冒出黄豆那么大的汗，最后毛巾都咬得粉碎了，牙齿都咬碎了。后来贺龙去看他，就把几块碎骨头用布包着，放在胸前的口袋里。以后教育干部，他就拿出这些碎骨头说：“这就是你们贺师长，在没有手术刀、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的手术。他能够克服这么大的困难，是要有多么大的力量啊，你们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手术以后，他就被调到了后卫师去了，后卫师的责任也很大，敌人的追兵很多的，要保证部队顺利过去，不能让敌人追上大部队。后来大家一起过草地，过草地要扎草鞋，贺师长当时做手术的时候，牙齿咬毛巾咬了以后，前面的都碎了，手也没有了，他这个人很有毅力，咬着牙打草鞋，打了以后还送给别人。有些年轻的战士，打的草鞋少了他就把鞋送给他们，所以解放以后看他一边的牙齿只剩半颗了。门牙只有半颗，就是长征当中打草鞋磨掉的，后来我查了一下，他做了上将，担任四川军区，后来是成都大军区的大司令，现在已经去世了。长征当中的苦，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死掉好多战士，两个人背靠背坐着，第二天一起来，一个起不来了，冻僵了、饿死了。所以在过雪山的时候再走不动也不能休息，不能坐下，一定要走，走不动拖着也要走，人一歇下来就垮掉了，一坐下就起不来了，冻僵了、冻死了。
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49年的我没有看到，但是以后每一年，我都在电视上看重复的这一幕。我退休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学习，搞宣传。我们国家60多年的沧桑巨变，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也是被许多人接受的。我的感觉就是国家的发展、强大，要几代人不懈努力下去。我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伟大历程，激发了我们巨大的爱国情怀，都希望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怎样过来的。我们就更加有责任把历史，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