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历来把快速、准确（指对事物如实客观的反映）作为第一性来衡量新闻报道的优劣，而在我们的国情中，政策性要求也摆在了与之同等的地位，正因为新闻报道注重了如此多的先决条件，很少有人对新闻语言的生动丰富甚至个性化的语言求全荷责，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似乎没有太大的推动力和引导力。
但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在读者的知识面和阅读品位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越觉得我们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政要、社会方面）充斥着格式化、雷同化的语言系统，这些僵化的语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收听、收视和发行，也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逆反心理，比如在某一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总会见到“在××××××的关心指导下”来打头，而总又是一些标语口号似的语言做结，又比如一些破案性的报道，“案情就是命令”这样的语言几乎出现在每篇文章中，我们承认第一个使用这句话的人是很有些创意的，但不断步其后尘的人就显出在新闻语言上的惰性了。
面对新闻语言上的垃圾死角，一些最讲究语言生命力的作家、评论家大声疾呼，要求新闻从业者改变这一现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孙绍振先生就认为新闻语言应摆脱枯燥与单调，与文学作品一样，朝生动与丰富的方向努力，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也在努力摸索求变力图创作出新颖、生动的新闻语言，一些都市报、地方台更是在语言形式上有越来越大胆的突破，但这些努力只收到了局部的效果，语言无生命的现象尚未整体返青。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在新闻从业者身上，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的因素，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经历了多场的政治运动，而作为“喉舌”的新闻不仅在宣传内容上要步调一致，其语言形式也无形中受到了某种“规范”，最典型的莫过于“十年动乱”，那个年代过来人应该非常熟悉报纸、广播报道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语言格式：“在……胜利旗帜鼓舞下”、“乘……东风”、“一定会夺取最后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语言被“制约”规范直接的后果是语言生命的弱化甚至死亡，但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根本无人敢于触及这个雷区，以至最终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地方抄中央的局面。
尽管今天我们意识到了过去这些文章中语言的陈腐可笑，但也许没有做过彻底的反思与清算，所以在今天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它的影子仍旧存在（正如文章开头所列举的那些例子），诚然，一些政治、社会新闻讲究严肃和政策性，但它绝不排斥与拒绝生动性，当然要真正建立起一整套清新、生动的语言系统，除了新闻从业者要努力提高语言表达水准，还需要管理审查制在不丧失原则下一定的宽容。
其次，我们不能不对教科书中有关新闻的一些定义和诠释产生质疑，由于它的真实性、客观性、政策性被置放于最高位置，而语言似乎属于从属的地位，但是事实中，我们对新闻的真实，客观存在自相矛盾的理解，结果常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某些新闻受领导的旨意，大大违背客观事实，假话、空话大话连篇；另一方面则拘谨守旧，不敢展示文作者的语言创造能力，对于前者的不真实，人们早已深恶痛绝，而对于后者的小心谨慎，却未引起人们的警惕，那么如何理解新闻语言的真实，客观？它是否追求在报道中纯粹没有主观色彩地记录客观事实？因为这实际关系到新闻报道语言的丰富生动，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些，也许就会对如何用语言把握客观事实有更丰富、多面的理解。
在外国某城市，曾发生了一架微型飞机坠毁的事件，依据新闻报道六要素的原则，记者在报道中告知读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必须尽可能了解到事故的起因，按我们理解，这个起因应该是客观，真实，容不得半点的猜测和臆想，但就在这件事起因的报道上，记者调动他的想象力，居然开了一个与事实明显出入的玩笑，说这架飞机“显然是由于飞行员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而导致失控”，对我们来讲，这样的语言简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的幽默感和生动性，同样在强调真实的国外新闻界，这条新闻非但没遭到封杀，反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作为典范性的报道来介绍，那么为何这条“违背事实”的新闻会被人接受呢？事实是，飞机自身的重量太轻，以致一股强的气流就把它给掀翻了，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知道了这个原因，如果如实写出，其生动性就会大打折扣，他敏锐地抓住了微型与气流的关系，进而大胆的延伸出喷嚏（也算气流）与微型飞机的对应关系，成功地从事实中跨出了一步，写出了这样精彩生动的语句，而读者也绝不会被误导，真的相信一个喷嚏会掀翻飞机，反而会意地一笑之后自然地联想到气流的作用，从而悟出事情的真相，我们看到真实性并未打折扣，倘若这样的新闻出自一些缺乏想象力的记者之手，绝不敢以主观加以判断，至多会以转述的口吻写：“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与自己正儿八经地说效果显然不一样了。
所以，如何理解新闻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要想在新闻报道中建立起生动丰富的语言，有时就敢于在事实的基础上有勇气地伸缩，我认为，艺术创作的规律与新闻写作规律并非毫不相干或相互排斥，在某些时候，两者存在交叉、相通之处。
当然，绝不等于说为了语言上的生动可以牺牲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更不能冒险开这样的玩笑，关键是“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新闻的语言是不可违背事实这一原则，但当真实的本质没有产生变异，报道未走向误导时，为了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应该允许记者在行文时有些主观性的东西，因为主观性的语言常常最具个性和生命力，不过大胆超越事实的界线在新闻报道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情况下，新闻的语言还应牢牢遵循客观事实，而问题恰恰在于，当记者按部就班陈述一件事情，他们的语言往往落入了某种窠臼，我们都十分熟悉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毫不夸张地讲，这个节目创办至今，其程序和语言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语言的单一性使主持人的个性形象难以树立，不管男主持或女主持似乎都出自同一张嘴发出同一种声音，有人或许会说，这种报道只要告知天气的有关数据、情况即可，无须做何种设计，事情真那么简单吗？其实，在国外天气预报节目是他们最生动最具创意的节目，他们会依据不同的天气营造相应的场景，例如，当雪季到来，主持人会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带着一副雪橇，像要外出滑雪度假，而所有的天气数据就在这样生活化的场景中通过主持人的生动道白或对话告诉观众，人们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天气情况当然轻松，不过没有场景的设计并不等于一定没有生动的语言效果，如今在一些地方台，他们的语言创新的能力在某些方面已大胆地超越了中央台，例如，福建省的新闻频道在天气预报这个栏目中，尽管形式没有多大的突破，但用语却颇有创新和讲究，某年一次台风袭击福建后，主持人在播报天气情况时，完全把台风拟人化，说“她进入福建后，在全省境内流连徘徊，期期艾艾就是不肯折回海上”，这种形象化的描述留给观众的印象显然更强烈，不过这里的“期期艾艾”一词似乎不够贴切，我们知道这一成语是形容人的口吃，而非行动的延宕拖沓，从主持人的介绍看，台风的情况显然属于后者更为合适，而当行为和语言两种意思同时出现时，观众很不容易从一个理解层面瞬间跳跃到另一层面，尽管如此，这则预报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
建立生动活泼的语言，很重要一点是要敢于注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从而建立起个性化的语言，历来新闻报道被认为排斥主观，有人认为，客观事物存在本身就具有倾向性，你只要照实纪录，就有了好坏之分，比如一个人见义勇为，与歹徒搏斗负伤，这样的事件报道出来本身就包含了是非的判断，包含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稍加细想就显不足，因为，即使是客观报道，文作者也不能冷冰冰地叙述，他的是非感、价值取向一定会从字里行间透显出来，只不过有的比较隐蔽，更何况在新闻家族众多的文体中纯客观的记录肯定难以包打天下，很难想象像通讯、特写、专题等文体不需要借助描写、议论乃至抒情的手法而成就一篇文章，实际上文章最精彩部分恰恰是文作者主观介入最多的地方，描述使文章带入生动，议论则带入深刻，语言的感染力就是建立在文作者的主观见识上，越是个性化的语言就越有感染力，曾任美国《费城每日新闻》记者和撰稿人理查德·艾里古德一贯以文章辛辣、炮火猛烈而著称，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语言直率、简洁而具有号召力。1925年11月21日，他写的一篇仅122个单词的社论至今仍是众口交赞，社论评述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雷纳德·爱德华，文章标题为“是的，电椅”，第一段就一句话：“大约是雷纳德·爱德华上电刑的时候了”，而结尾仍是一句“让他坐电椅”照应开头，语言的确简洁，但其主观情感却力透纸背，他的另一篇社论《我们一定疯了》对美国枪支泛滥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文章的第一段也是一句“我们一定疯了”，而结尾也采用了相同的句子，其语言风格可见一斑，尽管文章也理性地分析了枪支管制的必要性，但作者也看到，这种所有正常人都认为必要的举措却在美国这个所谓最民主、仁道的社会中行不通，如此不可思议的事使他以愤懑之情代替客观分析来解释现状的成因：“只有一个讲得通的理由，我们一定疯了。”有人认为艾里古德社论的导语和结语是典型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艾里古德式写法”，其实并非摸不着头脑，只是他建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散透着另一番的感染力，这篇文章就获得了1985年度普利策新闻奖。
今天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新闻人物詹姆斯·赖斯顿说过：“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如今进入了21世纪，我们仍然看到20世纪的时代在延续，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以更加精益求精的态度写好、写活每一篇新闻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此外，我们毕竟是从前一个世纪脱胎而来，那么是否该从连缀的精神脐带中汲取19世纪语言大师们的营养，来丰富对当今时代的表现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