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母亲对张作霖说：“我们欠邻居的债还不上，怎么办？”第二天张作霖趁没人时把邻居的猪赶入水中，他大喊：“猪落水了！”村中人闻声赶来，此时张作霖跳下水把猪救出来，邻居说：“多亏他救了猪，我们免受损失，你们欠的债不要还了。”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13岁了。张作霖在这里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后来张作霖当了民国陆军第27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
张作霖小时候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一次张作霖输得精光，他发现庄家出千，自己上当了，于是他一刀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放在桌子上，说：“来，我坐庄，赌这块肉。”规矩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赌什么，张作霖赌一块肉，若赢了，其他人也必须奉上自己的一块肉，于是众人连忙向张作霖赔不是，并把从他身上赢来的钱还给他。这就是张作霖，关键时刻敢玩命！
张作霖的父亲张有才成天赌钱，终于出事了，一天在赌场被人一脚踢死。张作霖与二弟要报仇，老二身体好，张作霖跑不动，于是找郝大爷借了一头驴，准备报仇后好骑驴跑。一天晚上，哥俩带枪去了，哥俩翻墙进入时，没料到墙是石头堆起来的，一碰墙便塌了。里面有个老太婆大喊：“有人！”张作霖一个箭步冲上去捂住老太婆的嘴，不让她乱喊，慌忙中枪走火，把老太婆打死了。此时姓王的一家都出来了，张作霖和二弟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张作霖骑驴跑了，他二弟却被抓了，判了10年徒刑。
张作霖曾一度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治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后来，他与于六合伙开了一个兽医庄，以此为生。于六比他老婆二兰子大20岁，二兰子喜欢上了年轻帅气的张作霖，一年冬天她想和张作霖私奔，张作霖是个重义气的汉子，说：“朋友妻不可欺。”没有答应二兰子的要求。二兰子恼羞成怒，因爱生恨，设计陷害张作霖，做成张作霖非礼自己的假象。于六和家人闻讯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张作霖毒打了一顿，还将其绑在树上，准备冻死他。恰在此时，在高坎开小库店的常则春掌柜赶到，将张作霖救下，张作霖从此认常则春当干爹。
这一时期张作霖似乎处于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甲午战争爆发，他便从军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崑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甲午战败后，他逃回了辽西。
不久张作霖结婚了，因为还没忘当年的兽医手艺，他经常给过往土匪的马匹治病。一个乡绅诬告张作霖通匪，张的岳父也看张作霖不顺眼，联名告他，张作霖被押入大牢。但查无实据，于是张作霖被释放。他一肚子委屈，便弄假成真，真上山当了土匪。他很会带兵，手下的土匪在他训练下战斗力极强，东北的日本兵说：“十个清兵敌不了一个日军，十个日军敌不了一个‘胡子’（土匪）。”
但张作霖知道占山为王是没有传代的的，于是他设计将盛京将军的夫人劫上山，然后通过她向盛京将军增祺表示愿意接受招安的意思，然后受招安，成了正规军，驻扎在辽西重镇新民府。
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张作霖除了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给张作霖枪械和金钱，张作霖就帮助俄军。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俘虏了，差点处死。日军参谋田中义见张作霖与众不同，于是保他一命。
张作霖被释放后，他开始跟日本人合作。1905年日俄战争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张作霖奉命剿灭蒙古独立分子，他派安遇吾打入蒙独分子内部。安遇吾找到了蒙独分子的巢穴和活动路线，还想杀一两个蒙独头目，但是事败被杀，尸体被肢解。蒙独分子将尸体送给张作霖示威，张作霖心很细，他发现安遇吾有一个伤口里面好像有东西，便把东西取出，发现原来是地图，随后张作霖用这份地图剿灭了蒙独分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召开保安大会，打算用兵不血刃的方式夺取政权，绅商各界到会的有200多人。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此次会议，赵尔巽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对革命党施加压力。张作霖拿着手枪，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喊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赵尔巽的部下均立刻抽出手枪。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所以直到清廷退位奉天也没宣布独立。
然而张作霖绝不是清朝的走狗，他说：“这个江山姓爱新觉罗，又不是我老张家的。”所以袁世凯一就职他就宣布拥护中央政府，并致电袁世凯：“愿负弩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二、东北王张作霖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一天，他特邀了政府国务卿徐世昌、直隶督军兼禁卫军总领冯国璋、参谋总长段祺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曹锟，还有一位就是自称海陆军奉天大元帅的张作霖等人，在北京摆酒宴。参加酒宴的人都知道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决计用文凭、学历来戏弄他。徐世昌说：“卑职是光绪进士，段老弟你呐？”段祺瑞答道：“卑职与曹锟老弟同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段祺瑞话音刚落，冯国璋便自我介绍：“卑职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说罢，四人和其他参加酒宴的人都将视线移向张作霖。张作霖见状，心里直骂娘，他随手抓起一个高脚玻璃杯猛地抛向空中，并拔出手枪，“砰”的一声，那飘在空中欲落的酒杯被打得粉碎。全场人被这突然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张作霖哈哈大笑道：“老子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袁世凯会见人时，一般身份中等的在居仁堂楼下西部，身份高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袁世凯。以他的身份连在居仁堂楼下西部会见的资格都没有。可是袁世凯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精致的金表。当时袁世凯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作霖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块金表。他还拿起金表，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这块表背面是个半裸女人。张作霖说：“这表走得真准。”袁世凯晓得他是爱上这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在送走张作霖以后，袁世凯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张作霖回到奉天后，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在他衣锦还乡时昔日把他告了使他坐牢的岳父前来请罪，他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对我怎样，反而因这次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罢掏出200大洋给岳父，岳父十分感动。
袁世凯称帝前张作霖向袁世凯表态：“关外有异样，唯我张作霖一人是问，关内若有人反对您，作霖愿率本部兵马以平内乱。”
1916年袁世凯称帝，全国大乱，川岛芳子的父亲川岛浪速一伙暴徒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东北亲日势力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操纵之。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5月27日日本驻旅顺的关东州都督中村雄次郎来访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其经过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27师53旅旅长汤玉麟等乘5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门附近，突然一枚炸弹从一座楼房的窗口扔出来，日本刺客三村丰在紧张中错把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当成张作霖，把汤玉麟炸成轻伤。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骑马逃走。他气喘吁吁地骑马刚跑到大西门的奉天图书馆，图书馆里突然跑出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掀飞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而死。
张作霖快步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张作霖回来没，有无受伤。听到卫队长说张作霖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进府刚和张作霖说了两句话，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路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其实，慰问是假，探听是真。见到日本人，张作霖神色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日本人见张作霖毫发无损，不禁暗暗称奇。事后张作霖他们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了。这一次刺杀，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今后还得靠日本人的力量称雄东北，不得不忍气吞声，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
191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来华，他对张作霖说：“中国革命实行共和，本来日本是赞成的，中国革命成功，也靠日本支持，可最近日本政府考虑，共和政体与中国国情不合，最好恢复帝制，请宣统出来执政。”张作霖等田中义一一走就对部下陈文运说：“我看日本小鬼一定有一套鬼计划，你去跟段先生（段祺瑞）谈一谈，让他早作准备。”
果然，数日后在日本人支持下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后三个反对复辟的人来炸张作霖，张作霖毫发未伤，扔炸弹的三个人却有两个把自己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张作霖对被逮住的人说：“这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参加复辟，我还反对复辟。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我是搞复辟的，那你再回来炸我。”
老张还曾为收复外蒙古做过事。
1917年沙俄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外蒙古独立分子失去了主子，苏联红军向西伯利亚的推进让他们坐立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但他们缺乏谈判诚意。1919年段祺瑞派徐树铮将军向外蒙古独立分子发动军事进攻，用铁腕政策收复外蒙古（袁世凯在1915年迫使外蒙古取消独立，但在即将派兵时由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而没有派兵），外蒙古重回祖国怀抱。但这种铁腕政策也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的人心，为日后外蒙古的分裂种下了祸根。1920年段祺瑞被赶下台，外蒙古也陷入混乱状态，穷棒子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共产党，1921年他们在苏联支持下进攻在外蒙古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最终战败，被迫退出外蒙古，从此中国军队再没进入过外蒙古。
随后大总统徐世昌在军事会议上说：“政府决定收复外蒙古，保持中国领土完整，请张将军出兵戡乱。”张作霖爽然应诺，随后便率军收复外蒙古，兵分三路，一路由张景惠率领，从张家口进军，一路自己亲率，一路让郭松龄率领。就在即将进入外蒙古时，湖北王占元的第二师哗变，曹锟驱逐了王占元，而王占元是张作霖在南方的盟友，张作霖便决定把收复外蒙古的军队用来打曹锟，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由于军阀间的内斗，收复外蒙古一事就此作罢。3年后列宁在去世前对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说：“等中国革命成功后，外蒙古自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将这个副部长杀害，并拒绝承认这句话的存在，从此外蒙古永远脱离中华怀抱。张作霖为此的确负有责任。
张学良说：“回顾这一段战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的地盘，而东北军继续征蒙，将库伦（外蒙古首府）收回，安有今日‘蒙古国’，后世研究民国史者，请勿忽略此一大事也。”
1921年张作霖在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谈话时说：“国家要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的？”“中国大病在官胡子太多，大总统家人（冯国璋家人）有一人兼十来个差使的，总统是一国表率，放任家人如此，真是岂有此理？中国大多数官吏都是在职不干事，国家哪有不穷？政治焉有不坏？这些王八蛋应该把他们杀个干干净净。作督军、省长，哪个不是作二三年官便得个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哪来的钱，还不都是小民的，这些人都是官胡子，都该杀，连我也在内！”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是一个有野心、封建帝王思想浓厚而又能顺应潮流的人物。张作霖在奉系崛起之初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黎元洪说“张作霖有复辟活动，正在积极进行中，要建大辽帝国”，许多报纸刊登了黎元洪的这段话。对此，张作霖气愤地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难怪黎元洪被撵下台！”张作霖驳斥舆论界对他的猜测，不能说明他没有帝王思想，却说明他在政治上能够审时度势，跟随潮流而不逆潮流而动，从这点看，他比袁世凯要明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开打前张作霖从欧洲买了36辆FT-17坦克，这是中国最早的坦克部队，但这些坦克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中落入日寇之手。此战最终以张作霖的失败告终，详见前文《儒帅吴佩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率军打曹锟、吴佩孚、阎锡山联军，张学良随军出征。此战期间张学良去天津看望曹锟的四弟，他说：“四大爷，我跟三大爷打仗，外边乱，别出去。”老人家哭笑不得。
在山海关作战时，张学良乘英国人的军舰跑到秦皇岛，去那打网球，当时连吴佩孚军队的阵地他都看见了，如果吴佩孚的士兵知道张学良在船上的话早把他俘虏了，可张学良安全返回，足见其胆大，此事可见日后“西安事变”的影子。
张学良打网球回来后，玩也玩够了，该玩真的了，他率大军压向吴佩孚，吴佩孚的部下请示如何作战，吴佩孚写道：“张学良黄毛孺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结果没等明天这个阵地就失守了，吴佩孚的轻敌害了他。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中国第一次用化学武器打仗的战争，张学良用氯气对付吴佩孚的军队，但因为奉军不会用氯气，结果没伤到吴佩孚的军队，反而把自己熏得够呛。
不过这一点损失没影响大局，奉军连战连胜之际，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倒戈，给吴佩孚狠狠捅了一刀，最终吴佩孚惨败。吴佩孚的兵很多被俘，其中一批为吴佩孚保定军校的学生，张作霖把他们带到奉天，这些学生被俘后因为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怕被杀，许多人给家里写遗书。张作霖得知后摆了个酒席，对他们说：“妈了个巴子，你们怕我把你们杀了，我张作霖可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难得的人才，所以我才把你们统统请到奉天来，好好谈一谈。你们不是要报效国家吗？何必跟着曹锟、吴佩孚那帮小子瞎混呢？愿意跟我姓张的一起干的，我亏待不了你们，愿意留下的可连升三级，不愿留下的，我也不勉强，发给你们路费，放你们回家。我说话算数，你们看到这些酒席了吗？就算我给你们送行。”这些学生都被张作霖感动，无一人回去，从此为东北建设效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取胜与东北军的装备也有很大关系。东北军迫击炮极多，射击精确，有战机，机枪大炮不仅自己能造，还从苏联、德国、日本购买。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的武器都是汉阳造（张之洞汉阳兵工厂所造），空军根本就没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去天津与冯玉祥、段祺瑞共商国是，杨宇霆嘱咐他应如何应付冯玉祥，张作霖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耍这一套我比你们强。”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一向忌讳人们说“胡子”二字，他来天津后，段祺瑞搞庆祝招待会。冯玉祥在赴宴之前特意把八字胡刮掉了，有人便问冯为何要刮掉胡子。冯玉祥便说：“胡子不好，胡子不能要。”张作霖大怒道：“冯玉祥别有用心，冯玉祥岂有此理！”
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作霖常说：“中山先生是我的老友。”孙中山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给张作霖祝寿，张作霖说：“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还说：“我信仰四民主义，就是贵党的三民主义再加上民德主义。”1925年孙中山来京时曾拜会张作霖，张作霖说：“孙先生，我是个粗人，坦白地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段祺瑞），就能捧姓孙的。”“你们有学问的人理想太高，当心俄国人与共产党不可靠，要小心上当。”孙中山没说什么。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来探望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东北处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这句话无疑是很精辟的。张作霖曾说：“中山乃伟人也，名不虚传，有容人之雅量，我佩服他。”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个非常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他联俄的缘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联俄主张，我张作霖包管叫各国公使都愿和孙先生要好。”可是孙中山不愿放弃与苏联的联合。
张作霖打算放弃与孙中山的合作，张学良却主张与孙中山合作，借孙中山的名气壮大东北实力，可张作霖知道苏联对东北的野心，最终没有与被苏联扶持的孙中山联合。
三、张作霖这个人
陶菊隐《北洋军阀史话》说：“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
张作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张宗昌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张作霖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张作霖治家也严谨，对家里人要求很严。他的小舅子（三姨太的弟弟）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他的名声在外面胡作非为，一天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掏出枪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厅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后说：“把那小子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但张作霖不为所动，当晚亲自执法，将他的小舅子毙了。家人很不理解，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他破坏奉天的风气，我要饶了他，今后怎么管别人，大家还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经过此事，三姨太自觉无颜见人，削发为尼。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谨言慎行，没有人敢在外面打着张作霖的旗号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作霖是一个相当明智的人。一次张作霖毫无由头地将秘书长撤职，有人问：“秘书长并没违背大帅意愿做事，为何要撤他？”张作霖：“他的确没做错什么，我对他也没什么可责怪的。不过他做了八年秘书长，都没跟我抬过一回杠，这八年我难道没做错一件事？可他从来没指出过我的过错，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他何益？”现在的领导大多爱听好听的，手下要是敢跟领导抬杠，早就被炒鱿鱼了，而张作霖却爱听真话，将专门奉承自己的部下撤职，实属难能可贵。
张作霖虽为东三省老大，但生活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珍惜民脂民膏。一年过年，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来给张作霖拜年，给张作霖的每个儿子5000块压岁钱，张作霖急了，说：“吴大哥，你不要给他们钱，你呀，回黑龙江好好做事，不要让黑龙江百姓骂我的祖宗。”
张作霖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两个条幅，上书：“智者须能忍，将勇贵有谋。”他的确能忍，一次他和杨宇霆因一件事争论，张作霖脱口一句脏话：“妈的。”杨宇霆说：“你骂谁？”张作霖作揖赔罪：“这是咱的口头语，一个不小心带出来了，不敢骂谁。”胡适听说这个故事后说：“这个故事很美。”由于种种原因，在人们的印象中，军阀都是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但事实上，张作霖虽然“妈了个巴子”不离口，但却是个待人以礼、深明事理的人，从此事可见端倪。
一年过年，东北军有个士兵大吃大喝不结账，掌柜的抓住士兵领口要钱，士兵借着酒劲把掌柜的打了一顿，掌柜于是去找张作霖，张作霖下令将这个士兵处决。军法处处长为其求情，说这个兵之前几个月的月薪刚被盗，吃喝没钱，掌柜的在大年头抓住这个兵领口，这个兵才反抗的，念其初犯，也情有可原，关禁闭吧。张作霖说：“执行死刑。”处长说：“没有军法处的行刑令，谁敢杀人？”张作霖大怒：“妈了个巴子的，你是大帅还是老子是大帅？听谁的？”处长说：“你是大帅没错，谁也没要动你大帅职位，听谁的？听法律军令才能服人。”张作霖彻底恼了：“听个屁，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滚蛋！”处长拂袖而去，第二天递交了辞呈，此时张作霖也冷静了，他让张学良去给军法处处长赔不是，处长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于是来找张作霖，承认自己不对，张作霖说：“不对的是我，军法处交给你，我再也不直接下达死刑令了。”一个能让人直言而毫不怪罪别人的军阀，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张作霖善于从底层发现人才，提拔人才，而且能破格任用。张作霖的五姨太精明能干，是张作霖很宠爱的，她的一个厨子坐火车不买票，还坐了头等车厢，军警找他要票，他不但不补票，还骂骂咧咧，打出了张作霖的牌子，军警一怒之下把他打了一顿。五姨太哭着找张作霖，要求惩罚这个军警，谁知张作霖却说：“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他敢打主子的佣人，说明他有胆识，提拔他还来不及呢。”随后他找到这个军警，提拔他当监狱长。
张作霖偶尔也有大发脾气的时候，此时只有五姨太能制止他。一次张作霖要严惩一个人，五姨太说：“其罪如不可赦，应依法处置，否则还是从宽发落。”张作霖说：“我岂能听妇人之言？”五姨太说：“大帅有一统天下的志向，然而天下谁能得之，唯有不嗜杀者。”张作霖醒悟了，于是没杀这个人。
张作霖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某日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啦！”张作霖吓了一跳：“给我抓起来，枪毙！”砰！一枪打向天空，小贩被吓得魂飞魄散，张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张作霖与广西军阀陆荣廷同为草莽出身，一次张作霖和陆荣廷相聚北京，忽然一只鸟飞过，陆荣廷拔枪将其击毙，张作霖见天上没飞鸟了，想比试不成，便说：“咱比比谁身上刀伤枪伤多。”两人都脱光了，互相数对方的伤疤，结果张作霖身上有50处伤，陆荣廷身上有70处伤，张作霖自愧弗如，连呼大哥。
一个叫邓君翔的人在汇丰银行骗了洋人300万，托人找张作霖帮他外逃，张作霖对来人说：“历来都是洋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能骗洋人的钱，数目还不小，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你叫他暂时在家住着，我派两个兄弟到他家站岗。”
张作霖很重视教育，当时他建立的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6倍，约3000现大洋，超过了总理段祺瑞的工资。
张作霖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随后忘词了，他说，“他妈的，我原来背得很熟，但看到你们，一高兴，竟都忘了！我看到大家很高兴，你们毕业后可以当排长、连长，直到团长，只要不贪生怕死，肯努力，要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我都能给。就一样，我老婆不能给。”大家掌声雷动。
张作霖曾对教育局的人说：“你们教书要注意，现在连个写字好的人也找不出来了，科学好，能好得过德国吗？还不是亡国了吗？（他说这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主义好，还能有俄国进步吗？现在俄国连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你们要好好教育学生，四书五经、三国、列国（《东周列国志》）都要念仔细才行。”
当然他最重视的还是对儿子张学良的教育。张学良字汉卿，汉卿这个字是吴佩孚起的，张学良还有个英文名字叫Piatt。张作霖虽然腰缠万贯，但生活简朴，吃饭从不浪费粮食，而张学良却挑食，一次张学良吃得很少，张作霖大怒：“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真是败家子！”
张学良小时想当医生，想画画，结果最后从军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也很奇怪，我喜欢当医生，没有想到我救人没救成，反倒成了个杀人的。”张学良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张作霖用激将法激张学良，说：“你别给我丢人，你去不了几天，干不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张学良说：“人家能干，我为什么就干不了？”张作霖说：“好，你要能在讲武堂毕业，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他又说：“你真要当军人吗？你要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你裤腰带上。”
张作霖的明智和务实使他把东北治理得很不错，1927年中国最早的马达就是在东北造成，1930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当时东北地区的铁路、矿山、钢铁工业，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海陆空俱全的军队，他的东北空军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共200架，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只有战机50架。张作霖早在1912年段祺瑞从外国购买中国第一批战机（只有3架）时就说：“我们一定要发展空军！”1920年他趁段祺瑞与曹锟打直皖战争时偷袭了段祺瑞的空军，把8架战机开到东北，成了东北空军的家底。1923年他把东北空军编为飞龙队、飞虎队（这是最早的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而后他又从德国和意大利购买战机，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作霖的东北海军有21艘战舰，总吨位3.22万吨，共3300人，而当时全中国海军总吨位才4.2万吨，5400人，足见张作霖东北海军的重要性，然而这些战舰在张作霖遇害一年后就在与苏联的中东路战争中被苏联摧毁了，详见后文。
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张作霖大量引入山东汉族，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了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的一大障碍。
张作霖其人，文化不高却腹藏雄才，出身土匪却从不抢劫，杀人如麻却爱民如子，穷兵黩武却发展经济，可谓一世豪杰。
近代史权威唐德刚说：“张作霖脱颖而出是由其超人的智慧、非凡的胆识、强悍的个性、动荡的政局决定的。在性格方面张作霖是一位妈了个巴子不离口的粗线条英雄好汉，他虽然脾气暴烈，但绝不是一介莽夫，他有胆有识，精通骑射，枪法出众，群雄仰之。另一方面张作霖也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德才兼备的细线条政治领袖人物，他案牍如流的行政才能和简朴逾恒的私人生活也令人叹服不止。”
四、张作霖为何要杀李大钊
根据上面的记述，大家可以看出，张作霖是个非常不错的人，而现在“主流”却对张作霖评价很低，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政治，因为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张作霖为何要杀李大钊呢？事情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张作霖与共产党的一切恩恩怨怨要从苏联说起。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连共和国都能秘密建立，俄国人本事不小嘛）。哈尔滨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2月尝试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但很快被张作霖剿灭。
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苏联情报机关收买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指使杨武经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张作霖政府的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是安排在苏联长大的东北军将领、一直为苏联秘密提供情报的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特工得知，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叛国者都被处死。
但就是这样，张作霖依然没跟苏联撕破脸。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作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由于苏联在实际行动中拒绝中国对铁路的管辖，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苏联代表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
据托托《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记载，鉴于张作霖在中国东部铁路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政策，1926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根据暗杀计划，他们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炸死暗杀对象。有消息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则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反共宣言”。随后，张作霖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称：“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张作霖的军队当时叫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对美国驻华大使说：“我正在中国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张作霖从此开始反共。
与此同时苏联与张作霖从1927年到1928年在苏中边境共有90多次边境激战，冲突大多数是苏联挑衅，一小部分是张作霖报复，张作霖彻底与苏联闹翻，李大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逮捕的。李大钊与苏联人有关，张作霖把苏联看做敌人，自然就逮捕了李大钊。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张作霖派人撞开苏联大使馆的门，将李大钊逮捕。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六人发电报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五人都主张立即正法。于是张作霖杀了李大钊，是日是1927年4月28日。
于1928年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记载李大钊在狱中并没有遭受刑讯逼供，相反得到了优待。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现在这个绞刑架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被列为001号文物。
五、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主张抗日，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请张作霖题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日本名流瞅着落款的“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张作霖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墨’字底下的‘土’我之所以不写，是因为我对日本人‘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1920年一个东北军在沈阳车站被日本人打死，张作霖要日本人赔偿损失、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出人命事故，日本人拒绝道歉，只给了20元火化费。张作霖说：“有了先例就好办了。”随后他下令：如果发现日本兵在东北市区携带武器寻衅滋事，就开枪击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你们尽管去干。没几天就有两个日本兵在沈阳市区寻衅滋事，中国宪兵上去制止，日本兵拔刀要刺杀宪兵，结果中国宪兵将日本兵打死。日本领事要求道歉并赔偿，张作霖说：“日本兵携带武器在市区滋事，不服中国军队制止，反而向宪兵行凶，宪兵自卫，打死日本人。按照上次先例我赔偿给死去的日本兵每人20元火化费。”日本领事无话可说。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9月蒋介石的北伐军、冯玉祥的私人军队、阎锡山的晋绥军建立同盟，共同讨伐张作霖。在进攻阎锡山的部下傅作义控制的涿州时，张作霖动用了6辆坦克参战，起初坦克凶猛的炮火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住，但在变换阵地时，车身刚向右拐就被敌军炮弹击中侧面，立即有两辆歪倒在地上瘫痪了，坦克战失败。随后亲自指挥此战的张学良动用500发毒瓦斯弹和燃烧弹进行化学战。可是这些炮弹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卖给张作霖的废品，大多失效。奉军发射时，有几颗毒瓦斯弹刚出膛就落地了，发出的烟雾和怪味把奉军官兵吓得乱窜。据城内傅作义的士兵说：“这种炮弹发出的气体比空气重，往地下室沉，我们在高处就没受到伤害。”
张学良的中国装备最精良的3万人连续9次对只有1万守军的涿州进攻失败，张作霖大怒，说：“不用打啦，把涿州城四周挖壕沟，架上铁丝网，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张学良则派人劝傅作义投降，傅作义说：“老师交给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课。”最后阎锡山认为死守涿州没有战略意义了，于是让傅作义投降，涿州被奉军占领。
在最困难时，城内傅作义的部队因粮食吃完，只得吃酒糟、树皮、麻雀，甚至老鼠。在涿州被攻下几天后张作霖在中南海宴请傅作义，傅作义开玩笑说：“要不是因为城内酒糟都吃光了，我还是要打下去的。”大家都笑了。
就在张作霖与阎锡山交战时，听命于张作霖的孙传芳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得屡战屡败，张作霖问他：“你的仗怎么打的？”孙传芳说：“我打得不错，若不是张宗昌从正面溃败，早打赢了。”张作霖说：“部下有何损失？”孙传芳说：“没有损失。”张作霖不信，问：“枪械还有多少？”孙传芳说：“每人两支枪。”张作霖大为惊讶，“打了败仗还能每人带回来两支枪？”孙传芳说：“张宗昌兵败如山倒，丢下的枪械俯拾皆是，可惜我的兵每人只有两只手，要不然能多拿许多枪。”张作霖默然。
这年张作霖对法国记者说：“以所有神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国民党军队从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对峙。”
1928年4月北伐军打到济南，张学良提出撤军罢战。张作霖不许。张学良说：“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打就过了长江了。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退路，再想撤也撤不回来了。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作霖说：“我就是不怕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在南满顶多有13000人，我要打日本鬼子，先召集南满沿线所有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鬼子不就交代了。咱怕鬼子干吗呢？”第二天张学良又对张作霖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得多点谁占得少点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的地嘛。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外，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张作霖恍然大悟，同意撤军。
进入1928年5月，日本人向张作霖多次提出以张出卖大量东北利益为前提换取他们的支持，但张作霖坚决拒绝。
当年5月3日日寇在张作霖部下张宗昌控制的济南无端制造惨案，杀我同胞6100人。
当北伐军迫近京、津之时，张作霖打算将故宫文物运往沈阳，之前张作霖就对冯玉祥接管故宫且趁机盗宝的事大为不满。叶恭绰说：“大帅差矣，大家说冯玉祥盗宝没有证据，如今大帅公然搬运宝物，将来人们会说盗宝的是大帅而非冯玉祥了。”张作霖说：“我几乎上了当，别搬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日本侵略者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求见张作霖，他说：“阁下如果不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将不堪设想。到那时候，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张作霖说：“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的老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还敢拦路不放吗？”芳泽说：“好了好了，如答应这些要求，日本可以阻止北伐军过黄河。”说着拿出了足以使东北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条约。张作霖把条约拿在手里，说：“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芳泽见他又要推脱，提高声调威胁说：“你这种态度不行！”张作霖怒不可遏：“你们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机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芳泽说：“现在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向你们提出另一项严重事件。张宗昌的部队在济南杀死50多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张作霖怒斥：“岂有此理！这是你们杀我们几千同胞，我他妈的负个屁责！”他把手中的烟袋往地上一摔，顿时摔成两半。芳泽拂袖而去，张作霖彻底跟日本人闹掰了。
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日本见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
张作霖打算坐汽车回去，但公路颠簸不平，怕受不了，坐火车又怕出意外。于是决定抓阄，结果是“火”字，张作霖便决定坐火车。为防日本人暗算，张作霖坐在列车中部，前后都是全副武装的卫队，在火车前面还设置了轧道车，如果铁路出轨，轧道车可防止火车侧翻。很遗憾，日本关东军情报人员将张作霖的一举一动都侦知了，这些毫无秘密可言。
6月2日张作霖收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警戒，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张学良严肃地对父亲说：“这个消息很重要，我看您老改乘汽车或飞机回奉天会安全得多。”张作霖摇摇头说：“齐小辫（齐恩铭）办事是精细，可他有个爱疑心的毛病，我决不能让人认为我是熊蛋包，我要大大方方坐火车回去！”由此错过了最后一次死里逃生的机会。
后来张作霖对人说：“早先我要听小六子（张学良）的话就好了，现在看来跟孙先生、冯玉祥他们合作就对了，如果那么办的话，现在我不会在北京站不住脚。小六子那年才24岁，从年龄上说还是个孩子，可现在一想，他是有远见的。说起来，孙先生是对的，他是真正为国，尤其是他在全国有威望，他若活着，南方不会发动内战。晚了，一切都晚了。”
6月3日凌晨1时13分，张作霖登上火车，日本《朝日新闻》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光，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
此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30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自己的内部出了问题。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使美人计搞定了张学良的秘书，从他口中得知了张作霖的行程，张作霖在劫难逃了。
1928年6月3日当晚，留京的张作霖部下吴俊升之子吴泰勋闲来无事，便自个儿在灯下扶乩问事，张学良在旁边看着玩，戏问他“大元帅的行止”如何。过一会，乩语上出现“大帅归矣”四字，张学良笑道：“谁不知大帅回去了，这还用问！”
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起爆电钮，但没炸，他连忙接下备用按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日本人随后声称“皇姑屯事件”是国民党北伐军便衣队所为，并且日本人在出事地点“击毙”两名中国人，从死者身上搜出国民政府的“锄奸令”和张作霖的列车时刻表。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日本伪造的，他们要转移注意力。
唐德刚就此事评论说：“就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利益而言，日军谋杀张作霖实在是杀错了人，他们杀掉了落后保守的老一代，却亮出了具有强烈民族正义感、新起的抗日救国的下一代。”
张学良知道日本人手黑，说：“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张作霖遇难的这一天正是张学良的生日。
为防止日军乘机异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张大帅“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得知张作霖的死讯后，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成说：“作为封疆大吏，张老帅是民国以来为国而死的第一条好汉。”
随后东北军调查皇姑屯真相时，奉天交涉署吴庚泽遭到日本人的威胁，他说：“连张大帅这样伟大的人都被炸死了，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何足惜？随他去吧！”最终日本人也没拿他怎么办，东北军也没调查出日本人是此事真凶，但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是真凶。
以上就是“皇姑屯事件”，然而托托在《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中对此事有截然不同的记载，该书说1928年5月由四名苏联特工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对张作霖的“清除”行动。莫斯科回电曰：“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特别行动小组要求莫斯科“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回电曰：“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此电强调：“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于是6月4日张作霖被炸死。
那么，当年的苏联为什么要采用派出特工的方式除掉张作霖呢？依据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所提供的证据，简而言之，那是因为张作霖反苏反共，从而成了苏联人眼中的死敌。
苏俄十月革命爆发后，一批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沙俄贵族、将军和高官逃到中国东北地区，如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等等，而张作霖则积极收容支持这些人及其武装力量从事“反苏复国”活动，由于苏联对华侵略，张作霖也对苏联坚决抵制。张作霖使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白俄“反苏复国”的基地。同时，他又在人们眼中与日本关系不错，这样，白俄、日本，加上他这个“东北王”，几股势力便联合构成了对当时苏联的直接而严重的威胁，一贯自私的苏联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必然欲将他速除之而后快。
1928年苏联间谍别尔金指示萨尔嫩曾说：“我们的党中央和斯大林同志都认为中国张作霖是我们在远东，在中国乃至东北亚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大障碍，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决定派你暗杀张作霖。”
苏联特工指示萨尔嫩将暗杀地点选在皇姑屯，这样：（1）皇姑屯在日本人的管辖区，而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注意，很容易把爆炸疑点引到日本人身上。（2）皇姑屯所在的老道口两侧是居民区，居民成分复杂，便于乔装进出。1928年6月3日凌晨3点，萨尔嫩收到张作霖的火车出发的密电，苏联特工埃廷宾把120斤黄色炸药分成40袋，秘密放到皇姑屯三洞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在10米外的路基下隐蔽，直到张作霖的火车经过，他按下爆炸按钮。埃廷宾事后说：“当时我已做好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爆炸不成功，我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1932年国联来调查“皇姑屯事件”，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被苏联成功策反的日本前首相冈田启介收到莫斯科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人员中寻找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承认‘皇姑屯事件’系自己势力所为。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说明，该爆炸案由自己策划并实行。请相信，在我机关人员努力下，审判将不会有偏差。”冈田启介找到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炮制了《我炸死了张作霖》一文。因为当时日本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所作的是伪证，无旁证，无证据，“皇姑屯事件”最终未被远东国际法庭立案深究，作伪证者河本大作被宣告无罪。
那么究竟是不是苏联人炸死张作霖的呢？罗佐夫斯基《苏联对外政策》、纳多加《1917—1945苏联外交史》、西比良科夫《张作霖与满洲问题》、别斯科娃《1924—1929苏中关系》、乌索夫《苏联特工在中国》这些书都记载了上述炸死张作霖的内容，而且几乎一致。看起来此事绝非毫无根据，但此事的确扑朔迷离，鄙人水平有限，还是无法下结论。
然而张作霖之死无论对苏联还是日本都是有好处的。
张作霖遇害后，日本人还没放弃对张学良的引诱，日本记者对张学良说：“阁下年少有为，得此领袖，真是东北人民之福。”张学良：“过情之誉，我不敢当，然而我与日本天皇同岁，这才是荣幸。”日本记者十分气愤。
此时蒋介石连战连胜，全国只剩东北不在南京政府控制下。得知张作霖遇害的消息后，蒋介石说：“娘希匹，日本人把小六子推给我们了，中国统一指日可待了！”张学良在父亲遇害后也有归心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打算，但东北军有人反对易帜，张学良说：“我们不易帜，就只能做日本人的奴才，本帅就可能重蹈大帅覆辙，日本乃虎狼之邦，如谋求在日本人支持下东北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
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继续推进，日本人也加紧侵略东北的步伐，日本人对张学良说：“南京政府武力压迫较大，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困难，日本愿充分接济。”蒋介石得知日本人引诱张学良的事后派人对张学良说：“先生不要被倭奴恫吓折服，应通电服从中央，以拯救中国。盖日人此举动乃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若别生枝节，以后将永远受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领土。先生亦岂能有立足之地？东三省存亡即中国之存亡，先生近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