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字第一号汉奸的成长史：汪精卫的角色转换（外一篇）
汪精卫，辛亥革命前夕，他是刺杀摄政王的铁血革命者；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他是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却高喊对共产党要“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说：“哪怕日本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中国政府绝非威武所能屈，绝不以尺土授他人。”然而在抗战时期，他却成了天字第一号汉奸。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居然都跟苏联的一封电报有关。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被释放后，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作为南北议和的特使而奔波。
1911年12月31日，有人问汪精卫：“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强大？”汪精卫：“只要我辈共同努力，30年后中国足可强大！”
1912年初辛亥革命胜利，汪精卫履行诺言，和陈璧君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此时，汪精卫依照其对革命的贡献和资历，在北京弄个部长当当轻而易举。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于是他潇洒地退出官场，去法国留学，研究宪政。观国民党及革命军高层，所谓功成身退者，当时唯孙中山、黄兴与汪精卫三人。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5年汪精卫发表《红楼梦新评》，文中说：“此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家庭组织，蟠天际地，绵亘数千年，支配人心，为中国国家组织之标本。国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国家。西国政治家有言，国家者家庭之放影也，家庭者国家之缩影也。此语真正不错。此书描摹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而其吐糟粕，涵精华，微言大义，孤怀闳识，则非寻常史家所及。”作为革命家的汪精卫对《红楼梦》亦有如此独到见解，实在令人叹讶。
1916年袁世凯称帝，汪精卫回国参加讨袁护国。此后汪精卫一直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
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说着，汪精卫掏出自己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了。
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党部大门前，遭5名枪手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可是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元凶是胡汉民。汪精卫念及当年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并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跃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事件”使得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陡转。作为汪精卫下属的蒋介石突然来了一次大动作，尽管最后不了了之，汪精卫依然心中气愤难平。他偷偷地把朱培德、李济深等几个实权派军事领导人组织起来开会，问他们可否派军队把蒋介石抓捕枪毙，朱培德几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汪精卫，汪精卫心中大吃一惊，他担心几个军长趁机告密，故而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去了法国，政权就这样让给了蒋介石。
1927年年初，汪精卫回国，不久蒋介石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此时汪精卫仍旧坚持容共拥共，高呼“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他说：“我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4月18日他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22日他还公开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独裁者，他把国民党当做自己帝王家的东西，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违反孙先生联共政策。”“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蒋介石的行为是为博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同情，这无异为民众之公敌。”“我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帝国主义是一群食人的豺狼，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奴隶性的资产阶级像一群乌鸦跟在帝国主义后面，将吃剩下的死尸啄取肠脏。反共产革命的叫嚣是一切反动派的老把戏。”“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无成功希望，我要同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此前一天，4月21日斯大林密电中共，说：“当前中共的任务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从此以后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武汉革命中心和南京反革命中心，武汉的国民党应该被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6月19日汪精卫说：“三民主义是什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三民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7月初，一封苏联共产国际发给武汉中共组织的密令，让汪精卫顿然变脸。因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可怜动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必须让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新的工农领袖会使老头们（国民党元老们）害怕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你们应动员2万左右共产党，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不能只是劝告国民党，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你们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内部瓦解颠覆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处决反革命军官。”由此，汪精卫大怒，说：“这不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在国民党权力下，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胡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闹，只好杀人了。”可就是这样，苏联依旧不顾中国国情地瞎指挥。
从此，汪精卫由容共拥共，变成坚决的反共，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与蒋介石联合反共，并说：“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本人愿为杀共产党之刽子手。”“一个共产党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但就是这样，汪精卫还是给足了苏联面子，7月27日汪精卫把140名苏联顾问客客气气地送回了国。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战争胜利。北伐战争靠的是四巨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北伐军总司令，但冯玉祥和阎锡山跟蒋介石是平等关系。在胜利后的军队编遣会议上，蒋介石为了完全统一中国，收归军权于国，完成军队国家化，要裁并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而阎锡山和冯玉祥都不愿损失实力，于是爆发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60万人打蒋介石30万人。汪精卫站在了阎锡山、冯玉祥一边，结果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随后汪精卫下野。
1931年5月28日，汪精卫为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自立广州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顾全大局，与汪精卫议和，汪精卫于是取消了广州政府，与在蒋介石再度联手，并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1932年6月汪精卫指责张学良：“你去年放弃沈阳，失守锦州，导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现在没听说你出一兵，放一枪，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费，乃欲借抵抗之名来聚敛钱财。”
不久汪精卫说：“哪怕日本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中国政府绝非威武所能屈，绝不以尺土授他人。”此时的汪精卫还是坚定的主战派。
数日后，针对有人提出国民党应该开放出一部分权力，汪精卫火了，他对王造说：“国难会议召开，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说开放就开放？”王造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会同室操戈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长，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们固然是政府聘请的，但是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人人有份，我们同样是国家的主人，中山先生遗训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1933年3月7日，日军在古北口与中国军队开战，长城抗战开始了，这是汪精卫由主战派变为主和派的分水岭。此后两月，中国军队在蒋介石领导下坚决抗战。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都认为短时间内，中国军队无法取胜；长期抗战，中国没有资本；投降日本，那时根本不可能，所以，只剩下了和谈一条路。中日双方边打边谈，最后长城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汪精卫主持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深为汪精卫不平。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华，起码要30年，不止我这个年纪看不着，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年过半百，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丢失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陈公博听后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南宋的秦桧就是个例子。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你去送呢？”
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这个黑锅我愿意背。”
此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和平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合影，蒋介石感觉会议秩序很乱，就决定不参加合影而改让汪精卫代替自己参加。汪精卫刚一露面，就被25岁的孙凤鸣连开三枪击中，冲上楼杀蒋介石，但却被60岁的张继（此张继非诗人，他因被袁世凯通缉而逃到日本，日本人对他说：“您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写得真好啊！”）死死抱住，张学良飞起一脚把孙凤鸣的枪打掉，这个时候汪精卫的保镖才出现，开枪将孙凤鸣击倒。汪精卫在中枪以后，蒋介石立即下楼来看，汪精卫对蒋介石说：“我死以后，你就可以独揽大权了。”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亦以为是蒋介石安排的刺杀，怒斥了蒋。蒋介石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因为他没参加合影，且汪精卫与他有极大政治矛盾，这嫌疑是洗不掉了。
后经审问得知孙凤鸣是王亚樵派来刺杀蒋介石的人，因为蒋介石当时没抗日，但蒋介石没来，孙凤鸣就改为刺杀汪精卫，几天后孙凤鸣伤势过重而死。
1936年“西安事变”时汪精卫说：“中国应寻找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与日本开战，是便宜了苏联。”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由于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太大，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很悲观，但他在公开演讲上说：“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唯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生存，唯有全国同胞一致有自动牺牲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势必继续将所有血汗都拼出来，以所有将士的血汗，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为江河，扑灭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中途妥协只有灭亡，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我们自己牺牲，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国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化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起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他在明面这么说，暗地里却对自己人说：“抗战是跳火坑，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此后随着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守，汪精卫更加悲观。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汪精卫说：“抗战期间，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是认清敌人的力量，第二是认清国际形势，第三是认清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怎样呢？敌人有主张北进打俄国的，有主张南进打英国的，为什么现在不对英俄作战而跟中国打呢？敌人自顾力量不够，不敢对强者动手，先拿弱者开刀。与其说是横行无忌，不如说是做贼心虚。我们自己的力量如何呢？中华民国缔造至今不过27年，国民政府成立至今不过11年，而日本明治维新有70年历史。我们当然承认其先进，但所谓先进，不仅在物质方面，尤其在精神方面。敌人今日积累的物质，固然可以济恶，而其经审计处，早已堕落。《左传》有一段写得好，‘多者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难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而何’。敌人今日所以如此猖獗，不过看着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而欧美各国有内忧，所以乘机侵略。看似猖獗，实则卑怯。我们一方面固然认识敌人物质的优越，一方面也认识敌人精神的堕落。我们只有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与之周旋。我们不争一日之长短，要争最后之胜败，明乎此，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武汉会战期间，在一次会议上白崇禧说：“敌人传言攻下武汉后即结束战争，是放的烟雾弹，迷惑我们的。看来敌人不征服中国，绝不罢手，我们必须抗战到底，才有光明前途。”汪精卫说：“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健生兄，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
汪精卫又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冯玉祥：“把所有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就是台湾和琉球都要交还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
汪精卫又问蒋介石：“蒋先生，你说，我们抗战的目的是什么？”蒋介石答：“我们为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自由而抗战，也为正义、公理而抗战。我们抗战的目的很明确，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要打击敌人到其放弃侵略，要使敌人根本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重现东亚和平。这个目的未达到以前，我们的抗战就一天不停止，虽至寸土个人，亦必奋斗到底。我们要以至死不变来挽回历史空前未有的奇变，保卫人类的公理。”
白崇禧说：“委座训示极为明确，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必须把敌人赶出中国去，收复包括伪满在内的一切失地，否则谈不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更谈不到重现东亚和平。只有抗战到底，才能重现东亚和平。”
武汉失守后，汪精卫去长沙凭吊黄兴墓，写下“黄花岳麓互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表现了其对抗战前途的彻底绝望。
不久，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煨着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着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炭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此时，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汪精卫大权旁落，内心颓唐，加之日军攻势猛烈，沿海城市全失守了，他强调对日作战无望，组织了“低调俱乐部”。
此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降日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在提到伪满洲国时这样说：“奉天本来是满清帝国带来的嫁妆，现在又带走了而已。”陈璧君不断劝汪精卫投敌，加上日本的诱降，以及国军的不断失利，汪精卫更坚定了向日本投降的态度。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介石一起投奔日本，陈璧君拒绝这样做，说：“难道汪主席只能当二把手吗？”
1938年12月，汪精卫最后一次去拜访蒋介石。蒋介石正感冒，躺在床上，见汪精卫进来，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此时接受日本的条件，连喝杯热水的自由都没了。”一周后汪精卫潜逃到越南，投奔日本，当了汉奸。
汪精卫叛逃后，蒋介石让戴笠派人刺杀他，直接负责刺杀的是军统特务陈恭澍。陈恭澍发现汪精卫每天早晨都吃面包，而且都是由一家固定的面包店送过来，一天他把送面包的店员打伤，然后把面包换成了有毒面包，偏偏这天汪精卫心情不好，不想吃早点，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最后蛋糕馊了，汪精卫把蛋糕扔了，此次行动失败。
几天后陈恭澍得知汪精卫家浴室的水龙头坏了，便让人扮作修理工来汪精卫家，还携带了一罐毒气，打算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的毒气罐放在浴缸下，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而死。可是这几天汪精卫身体不舒服，连续三天没洗澡，毒气都失灵了。
最后陈恭澍决定明目张胆地刺杀汪精卫。3月20日晚11点50分，他带人翻墙进入汪精卫的院落，汪精卫的卫士闻声出来查看，陈恭澍马上扫射，打伤3人。随后他直奔汪精卫卧室而来，用斧头把房门劈开一个洞，对着里面射击。在黑暗中，一男一女倒在血泊中，陈恭澍以为汪精卫二人已死了，迅速离开，向戴笠报告：“二人已经上路，我们胜利返航。”可是第二天传来消息，汪精卫毫发无损。原来就在刺杀汪精卫的这天晚上，汪精卫和自己的秘书曾仲鸣换了房间，倒在血泊中的是曾仲鸣夫妇。连续三次失败，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对汪精卫的暗杀。
1939年6月10日汪精卫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对汪精卫说：“共产党是扰乱人类世界和平的敌人，不应容许其存在，我们最低限度应该把它从东亚赶出去。蒋介石这种人，日本国民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他的。”
7月10日汪精卫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解释了他投敌的原因：“总理（孙中山）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强国，经济军事文化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就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日本必然会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日本根本不打算灭亡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日本若要灭亡中国，则全力继续作战便了，不必有所措辞。第二，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反共、经济上提携中国）被日本定为国策。第三，中日两国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因利害冲突之故势必水火不容。反之，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利害一致，冲突自然无从发生。”
“抗战以来，军队和民族都充分表现了民族意识，但这种意识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共产党的罪恶甚于义和团，忠勇的人民只能尽报国的心事，决不能挽回当前的厄运。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跟着蒋介石唱高调继续抗战，另一条路是把孙先生的遗言重新阐明，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部确保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我决定走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路。”
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讲话，认为中国之亡已无可救，说“我们今日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还说要做中日两国共存共荣路上的一颗石子、一粒泥沙。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堕落成彻头彻尾的汉奸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汪伪政权。
1941年中条山战役，国军35000人被俘，日寇交给汪精卫处理，有人主张将这些人关进集中营，汪精卫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们是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吗？我们也视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随后下令对这些俘虏优待。
1941年12月31日汪精卫不禁想到30年前的这天，他曾说中国30年后就能强大，如今30年已经到了，然而中国却如此，他感慨连篇，写道：“30年于今日结束矣，本年就世界实为变化激烈之年，就国家实为沉闷痛苦之年，就个人言，为数十年未有多灾多难之年。”
1942年5月8日，汪精卫被日本人安排去拜见摄政王的儿子、“康德”皇帝溥仪。
汪精卫刺摄政王时，溥仪才4岁，他当时应该并不知道汪精卫就是要杀他爸的人，否则他一定会对汪精卫的名字印象深刻。但这次他俩人生中的第一次见面，却是一个傀儡见另一个傀儡，着实让人在可笑之余，生出世事无常的感慨。
为了表现“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中国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团结戏，土肥原贤二安排了这次会面。刚进“皇宫”，汪精卫未及站定，溥仪侍从官猛然高喊“一鞠躬”。汪精卫只得俯首，就这样连着鞠躬三次。
汪精卫从东北回来，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他说道：“30多年前，我为清朝政府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30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30年！”说罢，汪精卫泪如雨下。
1943年，汪精卫访问日本，与东条英机见了面。东条英机表示希望其和日本共同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汪精卫表示：“和贵国一道共同进行这个伟大事业我们感到荣幸。”
1944年3月汪精卫为治病又赴日本，11月9日汪精卫赋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无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这天深夜，轰的一声响向四面八方传去，又一颗美国B-29轰炸机的重型炸弹落下来。尖锐的炸弹鸣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逐渐黯淡下去。此时，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汪精卫在担架上瑟瑟发抖。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的风吹袭。他面色铁青。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的脑子里，不停浮现着两个大字：汉奸！
这是汪精卫之死的官方说法。霍实子《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大探底》一书记载，1944年3月汪精卫去了日本，而后秘密回到上海，但被军统特务侦知，军统买通上海虹桥医院的护士，每天在给汪精卫的药粉中掺入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导致汪精卫毒发而亡，而汪精卫死于日本的说法是日本故弄玄虚。此说还见于上海文史资料《抗战风云录》。但不论汪精卫是怎么死的，他都是个板上钉钉的汉奸了。
汪精卫死后，日本人把他的遗体运往南京。陈璧君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用5吨钢材建造坟墓，没想到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21日，蒋介石派74军的张灵甫将汪精卫的坟墓用TNT炸药炸开，又将汪精卫的遗体取出，此时汪精卫的遗体尚未腐烂，于是遗体被火化。火化后士兵开动鼓风机向炉膛吹去，顷刻间，汪精卫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见了。
汪精卫的一生结束了。如果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败露后像喻培伦那样跑了，那么他肯定会参加黄花岗起义，他会成为黄花岗第73位烈士（因为喻培伦就是黄花岗烈士）；如果汪精卫被捕后清政府杀了他，那么今天教科书中对他的评价会和对秋瑾的评价一样；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被孙凤鸣的那一枪打死了，现在他起码不是汉奸，而是一个曾对辛亥革命有功但后来反共的人。可是这三次，“该死的”的汪精卫却都没死，最终落得千古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