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刺客汪精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个身份被后人记住，就算历史名人了，而这位帅哥却有4个身份：天字第一号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摄政王的刺客。这位帅哥，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秀新，笔名精卫，生于广东佛山。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与孙中山一起组建同盟会。1910年，汪精卫做了他震惊中国的第一件事——刺杀摄政王。
刺杀摄政王有两个版本，据野史版记载，1910年4月1日，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在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马儿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鬼，于是汪精卫被捕。谋刺摄政王是死罪，不想审讯时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徒刑。
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一则政治岂会如此儿戏，二则慈禧此时已死，不可能见到汪精卫。由于汪精卫日后不光彩的举动，这一段历史经常被人歪曲，让我来为您还原历史真相。
这得先从汪精卫的政治主张说起。汪精卫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他曾在《民报》发表文章说：“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之灭元，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可以说是来自汪精卫的话：“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
汪精卫主张“排满革命”，并非像许多革命党那样要杀尽满人。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1907年，力挺孙中山两年的日本政府在清政府“强烈抗议与严正交涉”下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将日本人给他的2万革命经费留给革命报纸《民报》2000元，大部分钱则用于去其他国家宣传中国革命，但章太炎却认为那些钱都被孙中山吞了。
这时《民报》经费困难，主编章太炎发飙了，说：“那些钱是日本革命志士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中山的，你这样侵吞公款，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日本人看不起咱革命党，这个主编老子不伺候了。”章太炎于是脱离同盟会，公开反对孙中山。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孙文只是骗别人为革命去死，自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个远距离革命家。”同盟会掀起倒孙狂潮，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称号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孙中山的革命党陷入全线崩盘的形势。此时一个一直为革命献身的人挺身而出，要挽救孙中山的名声，他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写道：“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因此他决定去刺杀清朝高官，并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如此豪迈悲壮之举，恰似当年荆轲刺秦。
胡汉民坚决阻止汪精卫的行动，他对汪精卫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文才与口才无人能及，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无人可以代替。如果我们的革命领袖都像你这样浪掷一击，白白送命，革命将如何继承下去？”
汪精卫回答说：“梁启超骂我们是‘远距离革命家’，章太炎现今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现在的局面靠言论根本无法挽回，我等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才能证明革命决心，让梁启超之辈心服口服，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汪兆铭平时做的事情就是舞文弄墨，算是标准的‘远距离革命家’，在党内还算有点名头，由我去做革命之薪最合适不过。我们都不去做薪，革命这锅饭何时方能煮熟？其实，做釜要经受更长时间考验和折磨，这个难；而做烈士倒容易，不就是拼命嘛。今天，就是君为其难，我为其易。你就答应我去吧。”
但不管汪精卫怎么说，胡汉民死活不让汪精卫去搞刺杀。孙中山跟胡汉民一样，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反对暗杀，他说：“敌势力尚强，杀了甲还有乙，而我们杀一个敌人自己最少也要死一个，代价太大，划不来。”孙中山派冯自由堵截汪精卫，阻止他。然而冯自由虽然把汪精卫堵截在香港，但汪精卫还是溜去日本找志同道合的暗杀者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暗杀的是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后来就是她撺掇汪精卫投奔日本的。但此时的陈璧君可谓女中豪杰。她赞成革命，总跟男朋友谈革命。男朋友说：“革命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说：“你要不让我革命咱俩就散伙。”“散伙就散伙。”于是陈璧君失恋了。
1908年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他们俩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因为汪精卫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说：“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罪过，所以我汪精卫革命不成功绝不结婚。”而正因如此，陈璧君更喜欢汪精卫了。
汪精卫去北京行刺，明知此次有去无回，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说：“你陈璧君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使馆自然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取出英国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的人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热血男儿很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叫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爽朗应诺。已经两人了，现在还少一个造炸弹的，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化学学得不错，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心中只有理想，没有个人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先坐英国船到天津，他们要把喻培伦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站盘查很严。这时一个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作用，她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直追她的一个法国外交官，要法国佬帮着拿箱子，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站，郑毓秀挽着法国人的胳膊大大方方地走出检查站。警察对于这个西方人手里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到位后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琉璃厂租了栋房子，开了个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味的味道也不会引起人怀疑，这成了暗杀据点。
汪精卫决定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影响。当时的中国，皇帝溥仪最大，他才4岁，也不出门，往奶粉里下毒？那阵也没有三聚氰胺，于是溥仪的父辈映入了汪精卫的眼帘。
刺杀的目标是溥仪老爸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2月底两人回京，汪精卫准备在两人走出前门车站时将其炸死。这一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雇了一辆骡车前往前门车站。汪精卫、黄复生携带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接应，陈璧君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出来，扔炸弹，然后汪、黄跳上骡车就跑。
没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政府正在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没有警卫，下车时混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红顶子的太多，汪、黄二人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炸弹又拎了回去。载洵和载涛做梦都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这次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票最大的，当时实际军权最大的是袁世凯，政权最大的是载沣，那么杀谁呢？杀袁世凯，载沣也是这么想的；杀载沣，袁世凯也是这么想的。英雄惜英雄，袁世凯是英雄，不杀他了，还是载沣吧！
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僻静，而桥边有一条能容一人的阴沟可以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自己藏在阴沟里，载沣经过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野史版唯一说对的是汪精卫准备在桥下干掉摄政王，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用炸弹，毕竟20世纪了，刺杀技术的含金量也高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去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二人都知明日行动有去无回，满是生离死别之情，正伤心时，门响了。
原来喻培伦匆匆跑回，说大事不好，埋炸弹时被人发现了。
发现这事的是一个车夫。这车夫的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蹲在桥上，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便想等人走了把宝贝挖走。不料最后发现不是宝贝是炸弹。首都人民，天子脚下，百姓政治觉悟都很高，他知道这是摄政王每天必经之地，这是要害摄政王呀。他想我要是告发此事，绝对有一大笔赏钱，到时再娶一房老婆就是。于是他喘着气一刻不停地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见甘水桥下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喻培伦跑回去报信，黄复生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车夫带了两个巡警来，黄复生知道事情黄了，也回到汪精卫处。汪精卫知道后说：“虽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是我们干的？看看风头再说。”汪精卫打算以静制动。不想清政府此时外松内紧，他们发现炸弹是外国的，但炸弹上几个螺丝是新的，应该是国产的，于是就查铁匠铺，找到铁匠后顺藤摸瓜查出了订货商——守真照相馆，正是汪、黄的照相馆。
于是农历三月七日，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喻培伦跑了，肃亲王善耆审讯汪、黄二人的刺杀动机，汪精卫说：“我与摄政王无冤无仇，只因摄政王是满族首领，所以我要杀他。”善耆说：“本朝开国以来待你汉人不薄，你何故恩将仇报？”汪精卫放声大笑：“你们夺我土地，奴役我人民，剥削我膏血已经200多年，这且不必细说，现在强邻逼迫，有瓜分中国的征兆，摄政王既然掌握大权，理应一心为国，用贤才治国，刷新内政，或许尚可挽回。谁料摄政王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人民请开国会，一再不许，坐以待毙。将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因此打算杀他，除掉他后再作计较。”
肃亲王善耆分辩说满汉之争乃狭隘民族主义，国内乱则易为外侮，大清亦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图强。汪精卫断然否定，说日本明治维新亦是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感觉到汪精卫是个烈士，有心放他一马，于是问汪、黄二人谁是主谋，谁料二人争认自己是主谋。善耆动了恻隐之心，便来找摄政王载沣，劝载沣说，革命党悍不畏死，日益增多，若严惩徒惹众怒不如宽大为怀以挽回民心，不必成全汪、黄二人革命烈士的英名。载沣被说服了，最终二人被判无期徒刑。此后善耆多次与汪精卫攀谈国家、革命问题，二人逐渐成了朋友。
狱中汪精卫写了几首诗，或慷慨激昂，或感伤忧郁，其中《被逮口占》一首最为脍炙人口：“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汪精卫成了汉奸；同情革命党的善耆在清朝灭亡后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帮助培养，以便使清朝东山再起，他的女儿，叫川岛芳子。而坚决反对革命的载沣，在“九一八”事变后却劝溥仪不要当汉奸，还说：“那个儿皇帝有什么好当的？”在北平沦陷后他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说：“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一天。
孙中山他说对了。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政府就开放党禁，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汪精卫也在此列。
武昌起义25天后，11月4日的夜晚，肃亲王来监狱找汪精卫，传达释放汪精卫的命令，然后他对汪精卫说，革命军虽然起来了，但共和却未必可以实现。
汪精卫很疑惑，说革命非为排满，而为造就多民族共和，又有什么问题？
善耆说：“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们大清倒了，你们汉人未必能够建立共和，反而会内乱不止，最终必为外人所乘。中国不是好人多，而是坏人多，野心者也多。他们不怕共和，共和正好给了他们祸乱之阶。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都拦不住他们造反作乱，共和能拦得住？”
汪精卫笑道：“专制社会有造反有作乱，那是因为社会极端不公。共和社会要给人们三大自由：即政治自由，让人们能够说话，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经济自由，利不为官府所独占，让人们能够殖产兴业；社会自由，不让老百姓再受种种管制，让人们都能自由快乐地生活。这样的社会又有谁会造反，又有谁会跟着野心家去造反？”
肃亲王善耆苦笑：“共和虽好，又岂是说建就能建立起来的？如今列强环伺，国内又乱象横生，他们一定会趁火打劫。加上国人中的野心家背后捣鬼……”汪精卫却没将善耆的话听进耳内，此时只是怀抱着对共和的无限热情和憧憬。波云诡谲的国家关系和政治利益，他还不甚明了。两人一场辩论，谁也没有说服谁。（汪精卫与善耆的对话取自原件藏于北京刑部档案中的《行刺摄政王载沣案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
第二天一早，北京人民数百人，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这一天，是汪精卫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