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与幸福感
休闲与幸福紧密相连，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
——亚里士多德
休闲活动古已有之，“煮酒论诗、书画怡情”一直是中国文人所向往的生活意境。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指出：休闲是通往幸福的大道。现代学者Edginton等人也认为，休闲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礼物，是影响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人在休闲活动中得到满足，增进幸福体验。
一、休闲的概念
现在，“休闲”一词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流行语，它象征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体现了国民健康的生活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对休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什么是休闲呢？我们认为，休闲是人在尽到工作、家庭与社会的职责后，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活动，如娱乐、美食、体育锻炼等。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并非想获得物质利益或消磨时间，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爱好，得到娱乐或自我发展等。一般意义上，休闲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解除体力上的疲劳，恢复生理的平衡；二是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成为心灵的驿站。传统社会对休闲的看法，常局限于暂停工作，以恢复体力等消极观点，较少涉及活动的积极方面。其实休闲不是消极地逃到一个零压力的地方，而是主动地去追求积极经验，使人快速恢复活力，对生活更具挑战力。
需要注意的是，休闲并不等于闲暇时间。例如，很多人有充足的时间，却不知道该如何利用，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在休闲，闲暇时间只是进行休闲的必要前提。
二、休闲对幸福感的影响
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休闲是人们对生活的享受。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休闲属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满意的主观感受。所以说，休闲这股强大的力量，既影响社会的生活，又影响人的幸福感。
1.休闲与积极情感
人们在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之后，情绪处于紧张之中。如果在余暇时间里，只是睡觉或是看电视，疲劳、紧张还是得不到缓解。有可能睡在家里还惦记着那些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任务，很难有机会体验到积极情感。但若进行积极的休闲，大脑的紧张兴奋点就会得到转移，这时情绪便可得到积极有效的调整。Reich和Zautra（1981）做了一项研究，要求两组被试在一个月内分别参加2种或12种休闲活动。结果发现，参加休闲活动的两组被试都比没有参加的组体验了更多的积极情感。Scherer等人（1977）对欧洲5个国家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写出愉悦体验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参加休闲活动能使他们产生积极情感。“愉快活动疗法”正是利用了休闲可以产生积极情感这一特性来达到其治疗效果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挫折，所产生的消极情绪会降低人的幸福感。这些负面情绪唯有经过休闲活动才可摆脱，从而使人获得调息与重新出发的机会。社会学家发现，休闲的满足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相关达0.42，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参与休闲活动时能有效降低人们的消极情绪。
2.休闲与身心健康
竞争的加剧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求某些缓解心理压力的活动，休闲娱乐是最理想的活动之一。通过休闲降低了心理压力，增进了与亲朋好友的交往。这种崭新的体验消除了因工作快节奏而带来的心理紧张和身体上的疲劳，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Riddick和Stewart于1994年对600名美国退休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参加较多休闲活动的人心理更健康。Argle（1996）的研究也表明，主动参加休闲活动对退休人员的幸福感和健康状况非常有益。国内学者魏晔（2008）对全国6个城市老年人的调查还发现，老年人心理幸福感与休闲活动的心理效益层面呈显著正相关。
像爬山、游泳等动态休闲可谓是“不休之休”，用体力上的动作来放松筋骨，改善生理节奏，使紧张得到外在调节。静态休闲如音乐、阅读等，可以使人暂时放弃永不停息的追求、奋斗，使紧张的神经得到休息和缓解。所以对生活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休闲是一剂良药，有助于保持人的身心健康，而身心健康的人更喜欢参加休闲活动，两者互为因果。
3.休闲与个性发展
休闲活动可以促进个性的发展，这是因为丰富的休闲内容、灵活的休闲方式为参与者提供了自由、自主的选择机会。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青少年学生身上，他们在休闲中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充电”。苏霍姆林斯基从正面的角度出发，肯定了休闲对学生独立个性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在休闲时间内，学生面对范围广泛的活动、丰富多彩的内容、灵活多样的方式，可以从休闲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中探寻发展个性之路，为人格的多向发展和创造潜力开辟新的途径。
三、休闲与生活质量的量化考察
休闲是一种追求享受的心理趋向，它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一致认为休闲与生活质量存在正相关。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罗杰克博士更是明确指出，休闲对改变生活质量与健康和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对存在中年危机的妇女、老年人、失业者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发现，休闲活动能不同程度地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休闲活动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从事这项活动的频率，还取决于参与者的态度。如Ragheb等人（1993）的研究发现，对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言，一个人具体参与什么休闲远不如从休闲中获得的满意更为重要。但对应通过什么变量来衡量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者之间还存在分歧。
采用客观指标的研究者持以场所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各种休闲设施、休闲资源、休闲环境是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采用主观指标的研究者则以人为中心，认为休闲参与情况、休闲满意度和休闲态度等是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持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对如何更好地休闲、提高休闲的质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面对此种争论，人们认为，无论采用其中哪一种都会过于简单，因此需要把两类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但两类指标缺乏可比性，无法在研究中同时使用。如有人认为，不可能同时使用主、客观指标，因为我们无法建立一个足够广泛的、综合的指标体系，从而将两者联系起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试着将两类指标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休闲态度、满意度、参与状况等具体指标。采用这些指标，Kathleen M.Lloyd和ChristoPher J.Auld对澳大利亚市民的休闲与生活质量进行了分析。其基本结论是，相对于客观指标而言，主观指标更能反映生活质量。
四、休闲的差异
1.休闲的性别差异
过去，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两性在休闲上一直有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显性或隐性的“休闲障碍”。现在，随着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两性在休闲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休闲时间的性别差异。
闲暇时间是进行休闲的必要前提，如何安排每天的时间关系到人的幸福度。对于休闲时间拥有量，Shaw（1985）在研究中发现，女性的休闲时间少于男性，且这种差异在周末活动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国内，这种休闲时间的性别差异更是明显。董长云（2006）对杭州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一周内男性休闲时间比女性多9个小时。这是因为我国以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85%的家务事由女性承担。已婚女性在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同时，还承担了社会工作。在这种状况下，女性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大大缩短了，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了“休闲差距”。
（2）休闲内容的性别差异。
休闲是个人选择的表达，也是个人能力的一种反映。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休闲方式趋向多元化。尽管如此，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休闲仍然不够丰富，且被动接受性活动（如看电视）多，积极主动性活动少；休闲活动范围较窄，半径小。相比之下，男性有更多的体育和社交活动，活动范围广。王丽梅（2005）的调查发现，男性看电视、逛街购物及外出就餐时间占闲暇时间的69.49%，略低于女性75.76%的比例。这说明在休闲方式选择的自由度和多元性方面，男性比女性稍占优势。虽然“看电视，影视娱乐、上网”占据了两性休闲生活的半壁江山，但在节目类型上，男性更喜欢知识性节目，注重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女性则喜欢消遣、娱乐性节目，注重放松心情、与家人交流感情。
在具体休闲内容的选择上两性虽有差异，但是共同构筑了一个基本的演变趋势，即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居民休闲活动场所由单一向多元型转变，由家庭封闭向公共的开放型转变，由户内向户外转变。
（3）休闲质量的性别差异。
美国学者戈比认为，休闲活动存在5个不同的层次，即放松、消遣、发展、创造以及感觉超越。目前，我国公众的休闲意识还不强，休闲活动则处于比较低的放松层次。女性休闲质量更是大打折扣，主要以休息消遣、室内静态活动为主。所以，她们在休闲过程中普遍觉得无法像男性一样获得完全的休闲感觉，常常是一边看电视，一边照看孩子或者做家务。很多时候，休闲和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女性在商场、超市和夜市休闲的比例虽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女性爱好消费，但更重要的是她们要购买家庭生活用品。近来不少学者提出“伪休闲”概念，认为女性一般要承担起为家庭购买食物、衣物、日用品等的责任，她们在超市购买时不一定会觉得是完全放松身心。
2.不同群体居民的休闲
法国思想家法拉格指出，休闲既是劳动所得，也是一种人生条件或人权。因此，不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休闲都是每个人所需要的。但受经济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休闲存在很大差异。下面我们对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群体进行分析，比较不同群体人们的休闲状况。
（1）城市居民。
虽然大多数居民感到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加忙碌，但人们闲暇的时间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以北京为例，1996年其居民平均每天闲暇时间为5小时3分钟，2001年则为5小时44分钟。虽然闲暇时间增加了，但人们的休闲体验却有所减少。这是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比以往感到更多的压力。总体上说，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增加了，但部分职业员工的闲暇时间有所降低，如公务员、外企和事业单位员工。
在休闲内容上，居民对读书、看报、听广播等文化活动越来越不感兴趣，娱乐消遣活动在增加。这表明，人们的休闲兴趣转向了娱乐消遣，乐于从事一些轻松愉快的休闲活动，如旅游、户外运动等。新兴的休闲活动也受到欢迎，如网络、乡村休闲活动，但看电视等传统休闲仍占了很大比重。2001年北京城市居民每周看电视时间与1996年相比，增加了近一个小时，占全部闲暇时间的46.22%（王琪延，2004）。休闲行为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休闲消费的增加，这突出表现在更多的人购买休闲产品和人均休闲消费额的增加。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一般会将收入的1/3用于进行各种休闲消费，因此我国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城市失业、半失业者在休闲上处于弱势，他们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生存，而非休闲。这类人的闲暇时间较富裕，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空耗时间。他们主要是想通过趣味性、娱乐性强的休闲体育来消磨时间，并且大多喜欢采用自娱自乐形式，或加入自发形成起来的体育群体，到不收费的公园、河边、广场、街边健身路径等公共休闲场所进行娱乐、消遣。
（2）农村居民。
在生活水平上，中国农民虽未达到全面小康，但他们却是“闲暇时间”最富裕的群体。农民每天的平均闲暇时间在5个小时左右，由于文化水平低，家庭负担重，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体力消耗大，加上农村缺乏休闲活动设施，所以在大量的闲暇时间里，农民的休闲生活质量偏低，内容单调。
郑群明等人（2004）以湖南省为例，调查了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状况。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的休闲方式单一，看电视是其闲暇生活的主体，获选率达62.9%；打扑克牌、看报纸也是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居民反映忙完农活则无所事事，只有看电视、打扑克牌了。可见，在闲暇生活质量上，我国农村居民层次较低，质量不高。
研究者对山东、四川、安徽省四个县农民的休闲活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也显示，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主要是休息和看电视，有50%左右的人都进行了该项活动。其次是和人聊天以及打扑克牌、打麻将（王丽娜，2007）。可见，农村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个人的休闲娱乐，村民之间互动性娱乐项目较少。对各调查事件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发现，排在前六位的都是休闲娱乐类事件。其中，看电视给居民带来的幸福感最高，他们花费的时间也较多，其次是玩（如打扑克牌、打麻将）。在这些休闲活动中，农民体验到较高的积极情绪，心情放松，体验的幸福感也较高。
（3）农民工。
农民工是数量庞大的一个群体，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城市休闲场所、设施比较丰富，但与城市普通市民的休闲相比，农民工仍然过着单调枯燥的日子，他们的休闲内容不够丰富，且文化层次不高。如果把闲暇活动划分为消遣娱乐型、社交型、提高型、闲呆型等，那么农民工的休闲生活更多的是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
南京大学做过一次调查，其中有一道问题“您工余时间干什么？”（可以有多种选择），对这道问题的回答依次有十多种。其中，打扑克牌占38%、看电视占37%、听收音机占36%、聊天占35%、逛街占30%、看书报占20%。这是排在前六位的休闲方式，其余的还有睡觉等（朱力，2002）。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缺乏正常的休闲活动，不是互相闲聊打发时间就是进行一些不健康的消遣，总体现状不容乐观。
休闲的意义在于促使人全面发展，但以农民工目前的休闲来看，休闲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的休闲基本上是在消磨时间，是懒散的，技能要求和与人交往的强度都处于低水平。其目的主要是一种体力休息，用以补充生理机能，所以农民工休闲的工具性色彩较重。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在休闲生活方面更是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打击了农民工的自尊心，还阻碍了他们对休闲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农民工很难从休闲中形成快乐和幸福感，导致被动的休闲和无奈的满意。
五、休闲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不同性质的休闲方式
休闲有积极、消极和补充、消耗之分。积极的休闲对人全面、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价值，还能完善人的个性。如钓鱼、学画、跳舞、登山、骑马、打高尔夫球等就属于积极的休闲。但当休闲成为满足低级趣味的消遣，纯粹地消磨时间，成为物质消费和炫耀财富时，它所带来的只是人性的退化堕落和环境危机。如打麻将、去歌舞厅、赌博等就属于此种消极休闲。
通过对大量积极的休闲方式进行考察，研究者将之大致分为：①休息型休闲，如与家人团聚、无事可做在家休息，这是传统的休闲方式；②补充发展型休闲，如读书进修、上网、体育锻炼等；③消费型休闲，如与朋友一起吃饭、上街购物、外出旅游等；④增收型休闲，如继续加班等，这种休闲与收入明显相关。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何种休闲方式是人们的自由，然而，不同的休闲方式对个体有不同的影响。
2.生命周期中的休闲活动方式变化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希望了解自己现在和将来的休闲生活方式，因为休闲活动是陪伴人成长的主要内容，也是影响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元素。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会促使人选择不同的活动方式。
伊索阿豪拉（Iso-Ahola）博士曾以生命周期模式方式，概括性地描述了人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休闲行为表现和休闲活动参与程度的特点。
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峰期通常出现在成人早中期，之后逐渐开始下降。阿豪拉同时指出，此模型只代表人们有能力达到的标准，并非实际做到的。为了进一步验证此模型，1994年，阿豪拉与多恩（Dunn）博士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发现，所选定的3927个加拿大实验家庭，他们在已经开始新颖休闲活动范围达到峰期的最后一年内，随后即开始稳定地呈减弱趋势直到退休。此过程，虽然会有新的活动内容选择，但却在不断地放弃一些旧的休闲项目，休闲活动选择范围和总的内容呈下降趋势。Butt和Beiser（1987）对13个国家的13858名被试的研究发现：成年后，休闲和锻炼等自主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此模型。
阿豪拉（1980）在实验中还发现：在生命早期阶段，人们通过尝试新的休闲活动不断寻找一种新颖和刺激的心理感受；在生命后期，为了寻找相对稳定的心理感觉，则热衷于选择熟悉的休闲活动内容。但总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寻求新颖休闲活动内容范围变得越来越窄，最后倾向于非常稳定和相对固定的休闲活动模式。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仅人们选择休闲活动的方式不同，而且影响人们休闲满意度的因素也是不同的。王培刚（2008）通过对广州等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不同群体休闲满意度的因素中，经济条件居第一位，休闲时间对中青年群体的影响居第二位，而外出活动的安全性对老年群体中的影响居第二位。
3.我国城市居民休闲现状
2007年小康杂志社根据民意调查、专家分析，并参照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得出：中国“休闲小康指数”为64.7，比2006提高了0.8。由此可见，目前中国人的休闲总体上还处于成长期。下面我们将从休闲时间、休闲意识、休闲方式和障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我国居民的休闲生活。
（1）休闲时间。
我国居民的休闲时间在大幅度提升，一方面表现为全年休假日总数的增多，将近120天；另一方面，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也在延长。因此，在休闲时间拥有量上，中国同西欧等发达国家居民相比，总体上处于同等水平，但不同阶层的闲暇时间差别较大。在各类工薪阶层中，公务员和外企员工闲暇时间最少。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总体闲暇时间在增加，体力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增多，但脑力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相对减少。秦学（2005）对广州市民休闲生活的调查与研究发现，大部分市民工作日的闲暇时间为3至5小时，且多集中在晚上9点以后。随着电脑的普及、工作方式的转变，许多市民的休闲与工作时间界限模糊，“休息中工作，工作中休闲”已成为许多上班族的新趋势。
（2）休闲意识。
在小康杂志社的一项调查中，对“你认为休闲是什么？”这一问题，有71.5%的人选择了“非工作时间主动地让身心舒畅的一种行为和状态”；对“你认为休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选择“生活的组成部分”的调查者有35.6%，选择“充实生活”的调查者有27%。与2006年相比，人们的休闲观念有了提高，比去年增加了1.9个百分点。但要达到“生活以休闲为中心”，人们还需要较长时间。在一项对杭州城市居民的调查中，赞同“不会休闲的人，也不会工作”的人占被调查者的67.3%，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包括人们更好地娱乐休闲”的人占71.4%，同样说明我国居民的休闲意识有了提高。但是人们在选择休闲活动时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少有人会对自己的休闲生活进行计划。
（3）休闲方式。
在休闲方式上，我国要比北欧国家的居民单调，且居民工作日、双休日中的休闲方式有所不同。秦学（2005）对广州市民的调查发现，市民工作日中的休闲主要是与朋友或业务伙伴相聚，其次为忙家务、洗理、陪家人以及在公园、小区散步等。双休日是人们最普遍的休息时间，因而活动比较丰富。一方面，市民以居室内的休息、家务活动以及近距离的休憩（逛街购物）为主，这可能与平时快节奏的工作有关；另一方面，旨在提高自身素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活动也逐渐多起来，如体育健身、业余进修等。从这也可以看出，广州这座“繁忙”的商业都市离“悠闲”的休闲城市还有不小的距离。为解决居民健身场馆供求矛盾，倡导积极休闲方式，广州将符合规定的学校健身设施向社会开放，走在了各大城市的前面，丰富了居民的休闲生活。
胡荣（1996）对厦门市居民业余时间主要活动的调查显示，答案为看电视的占被调查者的69.8%；答案为家务劳动、照看子女的分别为61.4%、48.5%，而回答旅游、体育活动、听广播的比例都很小。孙抱弘对上海“白领”群体的休闲生活进行调查发现，白领群体的闲暇生活以休息为主，补充发展为辅；闲谈话题以社会为主，生活为辅。
（4）休闲障碍。
现阶段，阻碍我国居民有效休闲的因素是时间和金钱。基于杭州居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列举的7个阻碍居民休闲活动的因素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没有时间和金钱，其次才是没有合适场所、无人陪伴等。对低收入者来说，他们一般有空闲时间，但受收入水平制约，休闲活动仍较少，方式也较单一。经济上的问题、消费观念等成为他们进行休闲的主要障碍。对收入较高的人来说，他们虽然可以支付各种休闲活动，但往往没时间去参与这些休闲。当问到“去旅游吗”，他们会说“旅游？我不会去的！多少年都没放过假了”。休闲资源的可获得性也是制约人们休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虽然休闲方式有所增加，但主要是消费高昂的休闲设施，内容高雅、消费大众化的娱乐设施少。以歌舞厅为例，胡荣的调查还显示一般市民去的很少，只占调查对象的4.1%。可见，闲暇时间、金钱、休闲资源这三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会增加休闲由理念到现实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