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窗前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催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入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青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赴傍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首诗几于人人共读，用不着我赞美了。刘克庄《后村诗话》疑这诗非汉人作品，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应为六朝人拟作。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颇表同意，但仔细研究，六朝人总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那时候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在那时代成立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
此诗与《病妇》、《孤儿》两行，同为乐府中写实的作品。但其中有大不同的一点，《妇病》、《孤儿》纯属“街陌谣讴”，——质而言之。纯是不会做诗的人做的，《孔雀东南飞》却是会做诗的人做的。所以那两首一句一字都是实在状况，这一首就不免有些缘饰造作的话。篇中“妾有绣腰襦”一段、“著我绣夹裙”一段、“青雀白鹄舫”一段，后来评家极力赞美，说它笔力排奡，为全篇生色。这些话我也相对的承认，因为全首一千多字都属谈话体，太干燥了，以文章技术论，不能不有几段铺叙之笔瑰丽之辞。但可惜这类铺叙，和写实的体裁已起了冲突了。因为所铺叙的富贵气太重，和“小吏”家门不称。又如“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分明和上文“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两句冲突。小姑哪里会长得这样快呢？又如“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分明是借用《日出东南隅》那首诗的典故，怎么“东方千骑、夫婿上头”的罗敷还会在闺中待字，又恰是庐江小吏的“东家”呢？凡此之类，都是经不起反驳的。文人凭他想象力所及，随意挥洒，原是可以的，笨伯吹毛挑剔，固是“痴人前说不得梦”。但这诗既是写实，此类语句，终不能不说是自乱其例。总之这首诗是诗人之诗，不免为技术而牺牲事实，我们不必为讳。
《枯鱼过河泣》（杂曲）：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鯹，相教慎出入。绝似一首绝句，但音节还近古，或是晚汉作品。《咄唶歌》（一名《枣下何攒攒》）（杂曲）：
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此字疑有误），谁当仰视之。
《无题》（杂曲）：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此歌《乐府诗集》不载，据《古诗纪》补入，疑与前所录《悲歌》为同时作品。
右《杂曲》七首，皆无乐谱传在魏晋间者，郑樵谓之遗声，谓本有谱而后来失却也。但如《孔雀东南飞》等长篇，我们敢决其自始即未尝入乐，何从得有谱来？郑樵主张诗乐合一说太过，致有此偏见耳。《杂曲》之名，郭茂倩所用，今从之。
右所录先后次第，俱依《乐府诗集》。以歌曲之种类相从，凡横吹、相和、大曲、拂舞、散乐、杂曲共□十□首。《合诸房中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首、《铙歌》十八首，两汉乐府尽于此，大约总数不能逾百首。内中尚有年代可疑或应属六朝作品者若干首，有与五言诗界限不甚分明者若干首。
就篇幅之长短统计，则最短者为《箜篌引》，仅十六字，最长者为《孔雀东南飞》□千□百□十□字。其余则二十字以上□首，五十字以上□首，百字以上□首，二百字以上□首，五百字以上□首。
就句法之长短统计，则全首三字句□首，全首四字句□首，全首五字句者□首，全首七字句者□首，长短句相杂者□首。
右各篇有作者姓名可考者，惟《郊祀歌》中《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首，《汉志》明载为邹阳作，其余十五首为“司马相如等”所造，已不能确指某首属某人。其《饮马长城窟》则见《蔡邕集》，《玉台新咏》亦指为邕作，此外则作者一无可考。沈约所谓“皆汉世街陌谣讴”，当属实情。故欲观两汉平民文学，必以乐府为总汇。
既无作者姓名，那么，各篇的年代先后自然也无从稽考。若勉强找过标准，则《郊祀歌》我们已知决为汉武帝时作品；《铙歌》假定是武昭宣间作品，可拿来作西汉中叶风格的代表；《饮马长城窟》假定是蔡邕作，可拿来作东汉末风格的代表。（还有次节所录曹氏父子各篇也可作这时代的代表。）用这两把尺来将各篇子细一量，总可以看出些消息，但也不过略知其概罢了。正确的标准到底没有，依我的见地，朴拙的作品，也许东汉时还有，流媚的作品，敢说西汉时必无。
三 建安黄初间有作者主名之乐府
汉乐府除武帝时所造《郊祀》雅歌外，余皆采自街陌谣讴。作者之名，靡得而指。及建安末，风流文采，盛于邺下。其尤卓荦者称“七子”（见第三卷）。而曹氏父子兄弟——武帝操、文帝丕、陈思王植为之领袖。于是五言诗规模大备，而乐府之作亦极盛。其时则杜夔深通古乐，而左延年善为新声，皆在操幕府。黄初太和间，则朱生、宋识、列和等以知音奉事宫廷，凡操、丕所作诗歌，率皆被诸弦管。其谱则依汉旧者十之七八，而新创者亦十之二三。但其时诗风已一变，乐府与五言诗几不复可分矣。今取《宋书·乐志》所录操、丕、植诸篇为当时伶官所奏者，择其尤异，录若干首，其《宋志》不载者，虽用乐府旧题，仍归诸次卷。
魏武帝曹操
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亳县）。汉桓帝永寿元年生，建安二十五年死，年六十六（西纪155—220）。事迹具史志，不待赘述。操虽以功业显，然学问极博，文翰尤长。自言年二十余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若将终身焉。有集三十卷，见《隋志》，久佚，明张溥辑为一卷。
《短歌行》（相和平调）：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古始造酒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宋志》载晋乐所奏，无“呦呦鹿鸣”及“月明星稀”两首，盖《短歌行》仅有六解，删原诗以就音节也。
《步出夏门行》（即《陇西行》）（相和瑟调）：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宋志》原注云：“云行至此为艳。”超案，此原诗小序，制谱者谱之，为导引也。）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一解）（《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裵面。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正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思。（二解）（《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难行。锥不入地，丰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三解）（《河朔寒》）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四解）（《龟虽寿》）
每解后“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二句，当是入乐时用以凑音节，是否原文所有，不敢断定。（《宋志》尚载魏武《秋胡行》四解，每解末句皆复首句“晨上散关山”。末二句云：“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二解以下同，亦当是添句凑音节，与此同例。）
右两篇在四言诗中，算是韦孟、邹阳以后一大革命。大抵两汉四言，过于矜严，遂乏诗趣。或貌袭《三百篇》，益成陈腐。魏武此两篇，以当时五言的风韵入四言，遂觉生气远出，能于《三百篇》外别树一壁垒。子建五言虽独步一时，至其四言——如《责躬》、《应诏》等篇，实远出乃翁下也。可与抗衡者，惟前节所录汉乐府中《来日大难》一篇耳。然吾颇疑彼篇为魏武同时作品且或在其后。
“东临碣石”、“神龟虽寿”两章，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以“冬春射猎秋夏读书”之一少年，遭逢时会，戡定祸乱，卒至骑虎难下，取汉而代之。于豪迈英鸷中，常别有感慨怀抱。读此两篇仿佛见之。
《苦寒行》六解（相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一解）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二解）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三解）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四解）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五解）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六解）
《宋志》每解前二句皆叠写（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殆入乐时须叠唱一遍乃合节奏也。此歌盖北征乌桓时所作。
《薤露》（相和）：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鸣。
《蒿里》（相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右三首皆纯五言诗，被以乐府节奏，魏武五言甚平常，不及子建远矣。《陌上桑》（相和）：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欻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此歌句法，绝似荀子《成相篇》。
试将前节所录《薤露》、《蒿里》、《陌上桑》三曲对照，可见同一曲调，而句法字数可以相去悬绝。
《气出倡》（相和）：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关，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惶惶。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乐。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蓩蓩。邀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游君山，甚为真，确硊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傍。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相守。
此歌不尽能句读，字句亦有一二处不可解，想是因入乐有添字添句，或传钞更有小讹，录之以备魏武长篇。
《宋志》录魏武歌辞凡十五篇，今未录者九篇，一《精列》、二《度关山》、三《对酒》（以上相和）、四《短歌行》（别一篇）、五《秋胡行》二篇、六《塘上行》（以上平调）、七《善哉行》二篇（以上瑟调），附其目于此。
魏文帝曹丕
丕，字子桓，操子，灵帝中和三年生，黄初七年死。年四十（一八六——二二六）。
《秋胡行》（清调）：
泛泛绿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含芳，菡苕垂荣。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思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善哉行》（瑟调）：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一解）
野雉群雊，猴猿相追。远望故乡，郁何累累。（二解）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三解）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四解）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五解）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六解）
此篇笔力不让乃翁。
《善哉行》（瑟调）：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一解）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皆卒。居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五解）
《燕歌行》七解（平调）：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二解）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滞他乡。（三解）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四解）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解）
《宋志》所载魏文《燕歌行》二篇，格调相同，今录其一。
七言诗的发达，实际上比五言诗为更早。而初期的七言，大率皆每句押韵。如《楚辞》的《招魂》，自“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每句将“些”删去，便是一七言长篇，如汉《房中歌》之“大海荡荡水何归？高贤愉愉民所怀”。汉《郊祀歌·天门》章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时……”以下八句，《景星》章之“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以下十二句，都是每句押韵的七言。不必引别体的《柏梁诗》，方足征七言起于盛汉也。但《招魂》既别有语助辞，《房中》、《郊祀》诸歌每章中亦有三、四、五言相杂，故严格的七言，第一家当推张平子《四愁》，第二家便是魏文这两篇《燕歌》。而《燕歌》格调，尤为唐人七古不祧之祖，在文学史上，永远有它的特殊地位。
《上留田》（瑟调）：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首和梁鸿《五噫》及灵帝末《董逃》童谣同一格调。《秋胡行》（清调）：
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予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来，何得斯须！
《陌上桑》（相和）：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苲。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曹植（植小传见第四卷）
《野田黄雀行》（《宋志》原注云：“《箜篌》引亦用此曲。”）（相和）：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一解）
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三解）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四解）
本集“惊风飘白日”两句在“盛时不再来”两句之上。《明月》（楚调）：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一解）
借问叹者谁？自云（集作“云是”）客子妻。夫（集作“君”）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集无此二句）。君为高山柏（集作“君若清路尘”），妾为（集作“若”）浊水泥。（三解）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集无此四句）（四解）
浮沈各异路（集作“势”），会合当何（集作“何时”）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集作“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五解）
君怀常（集作“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集无此二句）（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集无此四句）（七解）
右一首据《宋书·乐志》钞录，而以本集校注其下。本集与《文选》、《玉台新咏》皆同，其为原文无疑。《宋志》本添出十二句，改字八处，所添都是狗尾续貂，所改都是点金成铁。如“清路尘”、“浊水泥”，一浮一沈，永远碰不着头，真是妙语，改为“高山柏”，已经索然无味，中间插上“北风萧萧”四句，把文气隔断，下文“浮沈”二字，便成了没头没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意思是要把自己变成风，自由自在的一飞就飞到你怀里，改为“吹我入君怀”自己变了风，又自己吹自己，成何说话！至于篇末添那六句，毫无意义，更不待言了。这都是因为伶工要凑合歌调的节拍，把美妙的作品来削趾适履。正如《西厢记》、《牡丹亭》被唱曲的改得一塌糊涂。汉魏乐府中，像这样的谅来很不少，可惜不能逐篇的原文而校之耳。后来评注家，碰着字句不通的地方，强为解释，碰着语气不连属的地方，说它章法奇妙，真是梦呓。怕这些话误人不浅，所以不嫌累赘，详校这一首为例。
曹子建（植）用乐府旧调名所做的诗，还有二十余首，但实际上和他别的五言诗一点分别也没有。所以我在这里只录《宋志》所载两篇做个结束，其余还放在第四卷“建安七子诗”那章，庶子建诗风的全豹较容易看出，读者勿责我自乱其例。
陈琳
琳，字孔璋——广陵人。琳初为袁绍记室，为绍草檄讨曹操，备极丑诋。术败，复事操，仍掌书记。其文极优美，诗现存者仅下列之一首。
《饮马长城窟行》（瑟调）：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此一首纯然汉人音节，窃疑此为《饮马长城窟》本调，前节所录“青青河畔草”一首，或反是继起之作，辞沉痛决绝，杜甫《兵车行》不独仿其意境音节，并用其语句。
周秦时代之美文
◎第一章 《诗经》之篇数及其结集
我们最古的文学宝典——《诗经》，由三部分作品结集而成。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风》居全部过半数，《雅》约居三分之一，《颂》不及六分之一。汉初相传之卷数篇数如下：
（《毛诗》卷数、篇数及篇第与三家《诗》异同考。
《汉书·艺文志》云：“《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云：“《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今所传者则《毛诗》三十卷，以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卷，《大雅》、《周颂》各三卷，《鲁》、《商》颂各一卷。三家《诗》则《邶》、《鄘》、《卫》共一卷。《国风》仅十三卷，合为二十八卷也。案《左传》襄二十九年记吴公子札聘鲁观乐，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以《邶》、《鄘》并为《卫风》，是古说三国不分之明证。故《汉书·地理志》亦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可见此为两汉经师相传通说。今试取《毛传》所析出之邶、鄘两国诗细读之，到处皆卫国史迹，事实无从分析。析一为三，毛氏之陋耳。
又十五《国风》之次第，今本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卫》、六《王》、七《郑》、八《齐》、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陈》、十三《桧》、十四《曹》、十五《豳》。郑玄《诗谱》则合《周》、《召》为一，合《邶》、《鄘》、《卫》为一。而《桧》在《郑》前，《王》在《豳》后，盖亦三家之旧。
又《召南》之《采蘩》、《采苹》编次本相连，毛本则以草虫间之。《周颂》之《桓》，本在《赉》后，毛本倒置。《小雅》之《采薇》、《出车》皆宣王时诗，毛本则以次于文王时。此皆篇第之宜改正者。
又《诗》本仅三百五篇，而毛本篇目则有百十一篇。其异同盖起于六《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之存佚问题。《毛传》于此六篇云：“有其义而亡其辞”，其意似谓本有其文而后乃亡佚者，故以编入“鹿鸣之什”、“白华之什”，遂为三百十一篇。后此晋束晰作《补亡诗》，即沿此误。殊不知《笙诗》本有谱无辞，孔子以前即已如此。[郑樵《乐略》辨之最明。]《汉书·艺文志》云：“孔子纯取周诗，上取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凡汉人所述，皆言三百五篇，无言三百十一篇者，足见毛说之不可信。）
卷一《周南》十一篇
卷二《召南》十四篇
卷三《邶》、《鄘》、《卫》风三十九篇
卷四《郐风》四篇
卷五《郑风》二十一篇
卷六《齐风》十一篇
卷七《魏风》七篇
卷八《唐风》十二篇
卷九《秦风》十篇
卷十《陈风》十篇
卷十一《曹风》四篇
卷十二《豳风》七篇
卷十三《王风》十篇
卷十四至二十《小雅》七十四篇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大雅》三十一篇
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周颂》三十一篇
卷二十七《鲁颂》四篇
卷二十八《商颂》五篇
右《风》六十篇
《雅》百五篇
《颂》四十篇
凡三百五篇。
这三百零五首诗，把不同时不同地之许多人的作品编为一集，体裁颇类后此之《文选》、《玉台新咏》等。然则编辑成书者究属何人，实为我们急欲知道之一问题。可惜这问题遍考古书到底不能有确实的答案。
后世盛传孔子删《诗》、《书》之说，此说起于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重复也），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依他说，这是孔子六十四岁自卫反鲁以后的事。这话若真，则是孔子把许多古诗加一番选择，十汰其九，勒成今本，绝似手选《文选》的昭明太子了。但细查事实，大有可疑。孔子设教，不始晚年，而“子所雅言”，诗实居首。若果晚而删定，则未删以前，孔门所诵习，应为三千余首之旧本，何以《论语》一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再则曰“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凡说到《诗》皆举三百之数呢？况孔子以前人征引诗文者甚多，大抵不出今本之外。魏源尝列举《国语》引诗三十一条，不见今本者仅一条。《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不见今本者仅十条。（内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所引者四条，今佚者两条。列国公卿所引百○一条，今佚者五条。列国歌诗赠答七十条，今佚者三条。）彼《左》、《国》两书所记引诗之人，其先孔子生或数十年或数百年，何故引来引去总不出今本范围之外？因此可见三百篇之泐为定本，在春秋时久已盛行，绝非孔子所能去取加减。删诗之说，实出汉儒附会，欲尊孔子而反以诬之耳。（看魏源《诗古微》卷一《夫子正乐论》中篇。）
然则这部书到底编自何人定自何时呢？据《周官》、《礼记》诸书所说，周王室有太师、太史、大司乐等官；专管采诗、陈诗、教诗之职。《诗经》中一部分为周代全盛时的官定本，殆无可疑。但《三百篇》大半出于衰周，其东迁以后作品且将及半，最迟者乃至在春秋襄、昭之际，其时周王已久成虚位，是否还有权力及余裕做这种划一的文化事业，实属疑问。若勉强臆测，或者鲁史官因周京旧本随时增益以成今本。《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为之遍歌各诗，其名目次第与今本略同，像给我们透几分消息。但此外别无有力的证据，终不敢断其必然。古代最有价值的作品，大半找不出主名，与其穿凿，毋宁阙疑罢了。
附释“四诗”名义
相传有一副对子：“三才天地人”，以为再不会有人对的，后来有人对个“四诗风雅颂”，公认为古今绝对。三件东西而占有四个数码，恐怕谁也不能说是合理罢。四诗变成三诗，起自何时？《史记·孔子世家》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把大、小《雅》分而为二，以凑足四数。伪《毛序》因袭其说，又把风、雅、颂、赋、比、兴列为六义，越发闹得支离。其实《诗经》分明摆着四个名字，有《周》、《召》二“南”，有《邶》至《豳》十三“风”，有小、大二“雅”，有《周》、《鲁》、《商》三“颂”，后人一定把“南”踢开硬编在“风”里头，因为和四数不合，又把“雅”劈而为二，这是何苦来呢。
我以为“南”、“风”、“雅”、“颂”是四种诗体，四体的异同，是要从音乐节奏上才分得出来。后世乐谱失传，无从分别，于是望文生义，造出许多牵强的解释，乃至连四诗的数目也毁掉了一个，真是怪事！今请把我所搜集的证据——虽然很贫薄——重新释其名义如下：
一 释南
伪《毛序》说：“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朱熹因此说了许多“南国被文王之化”，煞是可笑。二《南》是否文王时代的诗，已经是问题（三家《诗》都说不是）。就算是文王德化大行，亦只能说自西而东，哪里会自北而南。就令自北而南，也没有把“南”字做诗名的道理。明是卫宏不得其解，胡说乱诌罢了。《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箾南籥”，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指这一种诗歌。
这种诗歌何以名为“南”，颇难臆断。据《鼓钟》篇毛传说：“南方乐曰南”，或因此得名亦未可知。但此说纵令不错，也不能当南北的南字解。因为这个“南”字本是译音。《周礼·旄人》郑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作“南方之乐曰任”，与北方之“昧”、西方之“侏离”并举。“南”、“任”同音，恐是一字两译。因此我又连带想到两个字，汉魏乐府有所谓“盐”者——如《昔昔盐》、《黄帝盐》、《乌鹊盐》、《突厥盐》之类，六朝唐乐府及宋词有所谓“艳”者——如《三妇艳》、《罗敷艳》、《鞍子艳》之类，皆诗词中一体之专名。“南”、“任”、“盐”、“艳”同音，或者其间有多少连络关系也未可定。但没有得充分证据以前，我还不敢武断。总之，“南”是一种音乐，音乐之何以得名，本来许多是无从考据的。
这种音乐和《雅》、《颂》不同之点在哪里呢？乐谱既已失传，我们自无从悬断，但从古书中也可以想象一二。据《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所载的音乐程序单，都是于工歌间歌笙奏之后，最末一套名曰“合乐”。合乐所歌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苹》。《论语》亦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凡曲终所歌，名曰“乱”。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南”或者是一种合唱的音乐，到乐终时才唱。唱者并不限于乐工，满场都齐声助兴，所以把孔老先生喜欢得手舞足蹈，说道“洋洋乎盈耳”了。
二 释风
伪《毛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据他的意思，则风有两义：一是讽刺之义，一是风俗之义，两义截然不相蒙。何以一首诗或一类诗中能兼备两种资格？《毛序》专以“美刺”解诗，把诗的真性情完全丧掉，都因这文字魔而来。依我看“风”即“讽”字（古书“风”读作“讽”者甚多，不可枚举）。但要训讽诵之“讽”，不是训讽刺之“讽”。《周礼·大司乐》注：“倍文曰讽。”瞽矇疏引作“背文曰风”。然则背诵文词，实“风”之本义。
从《邶风》的《柏舟》到《豳风》的《狼跋》这几十篇诗，为什么叫做“风”呢？我想《南》、《雅》、《颂》都是用音乐合起来唱的，《风》是只能讽诵的，所以举它的特色，名这一体诗为“风”。《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风”、“赋”一音之转或者原是一字也未可定。《仪礼》、《周礼》、《礼记》里头所举入乐的诗，没有一篇在十三《风》内的。《左传》记当时士大夫宴享之断章赋诗，却十有九在十三《风》内，可见这一体诗是“不歌而诵”的。
或问曰：“《左传》季札观乐，遍歌各国《风》，《乐记》说：‘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齐》即十三风之一，何以见得‘风’不能歌呢？”答曰《季札观乐》一篇，本来可疑，前人多已说过，但姑且不论。歌本来也有两种，一是合乐之歌，二是徒歌，《说文》：“谣，徒歌也”，《左传》僖五年传疏：“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风”即谣类，宜于徒歌。《诗·北山》“或出入风议”，郑《笺》云：“风犹放也。”《论衡·明雩篇》引《论语》“风乎舞雩”，释之曰：“风放歌也”，不受音乐节奏所束缚，自由放歌，则谓之谣，亦谓之风。《风》诗和《南》、《雅》、《颂》的分别，大概在此。
但这是孔子以前的话，《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孔子已经把这几十篇风谣都制出谱来。自此以后，风诗已经不是“不歌而诵”的赋，也不是“徒歌”的谣了。
三 释雅
伪《毛序》说：“雅者，正也。”这个解释大致不错。但下文又申说几句道：“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从正字搭到政字上去，把《小雅》、《大雅》变成小政、大政，却真不通了。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仪礼·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工告于乐正曰：‘正乐备’……”《左传》说：“歌《彤弓》之三，歌《鹿鸣》之三”，凡此所歌，皆大、小《雅》之篇，说“正乐备”，可见公认这是正声了。
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见“安雅”之雅即夏字。荀氏《申鉴》、左氏《三都赋》皆云：“音有楚夏”，说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别，然则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四 释颂
伪《毛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这话大致是对的，可惜没有引申发明。《说文》：“颂，皃也，从页公声，籀文作额。”皃即面貌，页，人面也，故从之。这字本来读作“容”。《汉书·儒林传》：“鲁徐生善为颂”，苏林注：“颂貌威仪”，颜师古注：“颂读与容同”。可见颂即容之本字，指容貌威仪言。
然则《周颂》、《商颂》、《鲁颂》等诗何故名为“颂”呢？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颂》则以歌而兼舞。《乐记》说：“舞动其容也。”舞之所重在“颂貌威仪”，这一类诗举其所重者以为专名，所以叫做“颂”。
何以见得这类诗是舞诗呢？舞分文武舞，所舞皆在颂中。《礼记·内则》：“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和象是什么呢？郑注云：“谓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勺即《周颂·酌》（于铄王师章）象即《周颂·维清》（维清缉熙章），奏象舞也。”是“酌”与“维清”皆舞诗之证。《礼记·文王世子》：“登歌清庙（于穆清庙章），下管象。”郑注：“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皆有“升歌清庙下管象”语。）玩其文义，似是在堂上歌清庙之章，同时在堂下舞《维清》之章而以管为之节。两诗节奏或相应，亦未可知。《礼记·郊特性》：“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又是什么呢？《周颂》有《武》一章（于皇武王章），《毛序》云：“武舞，大武也”，郑笺云：“大武，周公作乐所为舞也。”《左氏宣十二年传》云：“武王克商作《武》，其首章曰：“耆定尔功”（今《武》篇文），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今《赉》篇文），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桓》篇文），……然则《大武》不止一章，今本《赉》、《桓》两篇皆《武》之一部分，且最少还应有三篇才合成全套的《大武》。那三篇不知是何篇；总之不出《周颂》各篇之外罢了。《大武》怎样舞法呢？《乐记》说：“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又说：“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说：“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以上几段把《大武》的舞颂——即舞容大概传出了。可见三《颂》之诗，都是古代跳舞的音乐，与《雅》、《南》之唯歌者有异，与《风》之不歌而诵者更异也。
总而论之，“风”是民谣，“南”、“雅”是乐府歌辞，“颂”是跳舞乐或剧本。因为各自成体不能相混，所以全部《诗经》分为这四类。这样解“四诗”，像是很妥当。
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研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说得对不对，还盼望好古之士下批评。
◎第二章 《诗经》的年代
凡认真读书的人，每读一部书，总要求得它正确的年代。诗《三百篇》，既非一时一人所作，想逐篇求得作者时代，本属绝对的不可能。但最低限的要求，也想知道全部《诗经》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从某时起到某时止。专就这一点论，我敢大胆答复道，《诗经》没有周以前的诗，里头最古的作品不能过西纪前一一八五年之前，最晚的作品不能过西纪前五八五年以后，头尾所跨历史的时间约六百年。（按原稿至此止）
汉魏时代之美文
◎第一章建安以前汉诗
西汉文辞，率宗质实。散文方面，有万古不朽的史界杰作，如《史记》；有华实并茂的哲学书，如《淮南子》。至于韵文方面，则惟以铺叙的赋为其特产。其诗歌之属，除民谣外，其章句现存时代灼然可信者，惟第二卷所录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及第三卷所录下列诸篇。
《房中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
《铙歌》十八章
《高帝歌》二篇
《戚夫人歌》一篇
《赵王友歌》一篇
《朱虚侯歌》一篇
《武帝歌》三篇四章
《李延年歌》一篇
《乌孙公主歌》一篇
《李陵别苏武歌》一篇
《燕王旦及华容夫人歌》各一篇
《燕王旦歌》一篇（未录）
《广川王去歌》二篇（录一）
《杨恽歌》一篇
（世所传四皓《采芝歌》、武帝《秋风辞》及《落叶哀蝉曲》、淮南王安《八公操》、东方朔《诫子诗》、《昭帝歌》二首、《霍去病歌》二首，来历皆不分明，吾未敢轻信。）
右诸篇，除《铙歌》外，都有作者主名，但其人却都非诗家。除《房中》《郊祀》两歌外，都不是会做诗的人做的，都不是有心去做诗的，换一句话说，虽然在文学上有相当的价值，却并不是文学家的文学。此外正正经经做的诗，说也可怜，只有韦孟、韦玄成一家祖孙所作的四首，今录其一以见当时诗品。
韦孟《讽谏诗》（《汉书·韦贤传》：“孟，鲁国邹人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孟卒于邹。”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西纪前二○六。）：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旗。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赞，实绝我邦。
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厄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
于赫有汉，西方是征。靡遵不怀，万国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
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享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惟王统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悠悠，是放是驱。务此鸟兽，忽此稼苗。丞民以匮，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亲匪俊。惟囿是恢，惟谀是信。睮睮谀夫，谔谔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嫚彼显祖，轻此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照临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监，嗣其罔则。弥弥其逸，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坠匪嫚。瞻惟我王，时靡不练。兴国救颠，轨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穆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耇。于赫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黄发不近，胡不时鉴。
孟尚有“徙家于邹”后所作一首，体格和这首一样。他的六世孙玄成（元帝时丞相）的两首，一首《自劾》，一首《戒子孙》，体格也和孟所作一样。因为我不觉得它的好处，都不录了。（韦孟的两首是否绝对可信，还不敢说。《汉书》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据此，怕四首都是玄成作的，因为气息体格完全相同。）这些诗完全摹仿《三百篇》，一点没有变化，而徒得其糟粕。很像明七子摹仿“盛唐”的样子，颇觉可厌。但我们不能怪它，西汉时所谓诗人之诗，恐怕都是如此。
纯粹的诗，在西汉我们是不能多见了。只有些和诗相类的作品，还可以引来比照参考。如司马相如《封禅文》，里头插有一首颂，其辞如下：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匪惟雨之，又润泽之。匪惟遍之，我泛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
把这首颂和《郊祀歌》里头的“邹子乐”四章——《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来同韦孟的诗参互着看，可想见西汉盛时——武帝前后文学家矜心作意作的诗，都是以摹仿《三百篇》为能事。不过邹阳、司马相如聪明些，摹仿得活泼一点，韦孟厚重些，摹仿得呆滞一点。总而言之，西汉文学家用心做的诗，全摹仿《三百篇》。那些非文学专家的人——如高祖、武帝至杨恽等，——随手做的歌谣，便用当时通行的《楚辞》腔调。讲到创作，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既作这等主张，当然牵涉到一个大问题，即五言诗发生的时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有下列几首诗的时代最要仔细研究。
第一，《史记正义》所载虞姬和项羽歌一首；
第二，《玉台新咏》所载枚乘诗九首（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
第三，《文选》所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玉台》同）；
第四，近代选家所载卓文君《白头吟》一首；
第五，《文选》所载班婕妤《怨歌行》一首（《玉台》作《怨诗》）。
倘若这几首诗作者主名不错，那么，五言诗在秦汉之交已经发生，到汉景帝、武帝时已经十分成熟了。但这几首诗可疑之点，其实甚多。内中最易判明者为第一项，所谓虞姬和歌者。原文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一望而知为唐以后的打油近体诗，连六朝人也不至有这等乏句，何况汉初。这诗始见于张守节《史记正义》，据云出《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久佚，唐时所传已属赝本，节引之徒见其陋耳。而王应麟《困学纪闻》乃推为五言之祖，可谓无识。此诗之伪，近人多能知之，不俟多辨。
次则第四项也容易解决。所谓卓文君《白头吟》者，《宋书·乐志》中有其文，题曰“古辞”（原文见卷三）。凡《宋志》所谓“古辞”者，皆“汉世街陌谣讴”。沈约既自著其例，然则此诗在约时并无作者主名可知。《玉台新咏》亦无作者主名，且并不名为《白头吟》，仅用首句标题云“皑如山上雪”。《太平御览》、《乐府诗集》亦皆云古辞，并无卓文君之说。卓文君作《白头吟》，始见于伪《西京杂记》，但亦仅记其事，未著其词。至宋末黄鹤注杜诗，始以《杂记》附会《宋志》，指此书为卓作。明冯惟纳《古诗纪》因之，此后盲盲相引，几成定案。然冯舒《诗纪匡谬》已明辨之矣。
第二项所谓枚乘古诗九首，其八首皆在《文选·古诗十九首》中，并无作者主名。钟嵘亦不认枚乘曾有此作品，刘勰虽引当时传说，然亦仅作怀疑语。（钟、刘原语俱详下文。）至徐陵辑《玉台新咏》，乃贸然竟题枚作，以冠全编之首，陵时代后于钟、刘及昭明太子，谅来必有什么确证为他们所未见。我们与其信《玉台》，不如稍取谨慎态度信《文选》及钟、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