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后现代的戏谑馒头噎住了现代的崇高喉咙
“馒头事件”令人想起张艺谋的影片《活着》里的一个著名情节：“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因为一下子吞咽了七个馒头，噎得说不出话来，直挺挺地斜倚着，动弹不得。现在，似乎是轮到电影大师陈凯歌来扮演这个被馒头噎得喘不过气来的“权威”了。正如那个“权威”所遭遇的一样，本来出于自我欲望驱动与所需之源（作为情节的原动力），到头来反倒成了噎住喉咙的致命之果。馒头又一次在严峻现实中注入了苦涩喜剧，而被噎的主角，却未能跳出自身的尴尬来发现这场文化戏剧的内在逻辑。
在我看来，“馒头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在从由凯歌的《无极》所代表的现代性空洞符号向以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后现代戏谑主义之过渡阶段中的典型冲突。作为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最初代表，陈凯歌从《黄土地》开始就致力于塑造历史或世界的先知和救主。《无极》中的满神形象大致可以看成是《黄土地》中的八路军顾青的变异和延伸。所不同的是，顾青对于拯救的允诺最终并未生效，而满神却以超自然的力量操控了人的命运。在经历了如此变幻、沧桑的二十年之后，陈凯歌愈加信赖一个符号化的大他者（她者）来主宰历史，不能不说是艺术发展史上令人沮丧的奇观。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黄土地》表达的是一个（未能完成的）理想的符号秩序，《无极》却通过似乎已洞察荒谬的视野，用绝对的理念符号最终组成了对飞越时空（昆仑与倾城的梁祝式结尾）的无限信任。八路军顾青未能完成的那个崇高的解放允诺，竟然由预言家满神通过诅咒话语的蓄意疏漏而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的疏漏便意味着人间的幸福。然而，是谁保证了这个秩序的崇高和完美呢？假如那个终极的操控者，满神，或者陈导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将世界把玩成另一种样态呢？
对于井然而不懈地规定着世界和时间的现代性秩序，胡戈的姿态所表达的并非童心的嬉闹，而恰恰是成熟的疑惑。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胡戈揭示并质疑了年老的凯歌的幼稚，或者说，胡戈用一望而知的荒诞驱散了凯歌在荒诞之外所笼罩的崇高光环。其实，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仅仅是当代戏仿式后现代主义文化谱系中的微弱一环，从先锋小说、新潮美术到《大话西游》、短信文学、网络上流行的各类FLASH，无不表达了某种对以往文化权威的调笑与消解。如果说当年杜尚的画作《L.H.O.O.Q》是在蒙娜丽莎的脸上加上了两撇小胡子以表示对经典艺术的挑战，那么胡戈的戏仿所运用的挪用、征引、改写、涂抹，客观上甚至将《无极》置入了经典的范畴。
但陈凯歌却并未因此而狂喜。相反，他似乎将“申奥”的失意迁怒于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搞笑文化时代，迁怒于一个丧失了现代性崇高的戏谑化社会。但他所面临的，却无异于《荆轲刺秦王》中的嬴政和《无极》中的昆仑所面临的悖论式无奈。嬴政只有杀了吕不韦才能证明吕不是他的父亲，因为儿子不能杀死父亲；但如果吕不是他的父亲，也就没有必要将他杀死。昆仑只有在审判中说出弑王擒妃的是他自己，才能解救大将军光明；但如果他说出了，光明也就不需要倾城的眷顾，死不足惜了。可惜陈凯歌并未从中发现这样一种悖论式的真理：他似乎只有通过认定胡戈的违法才能维护自己的艺术声誉；然而，胡戈的“违法”一旦认定，陈凯歌获得的无疑是更为狼藉的声名。这便是这个文化时代给这位崇高的现代主义者的后现代的戏谑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