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会说，成功的人看起来当然意气风发。但是，事实不止如此。如果你问我，今天哪一种媒介、哪一种方法，甚至哪一种心理治疗最适合人格发展，我的答案很清楚：创业。此外无他，甚至连可比拟的都没有。没有其他事情比追寻创业路线更能正面影响我学生的人格特质。我甚至能仔细告诉你过程。一切始于当事人的专注焦点。
以我为例，我开始构思茶创意时，突然眼里就只有“茶”了。凡是跟茶有关的知识，我自动贪婪吸纳。一列商店名称中，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停留在茶店。我像小孩似的仔细阅读所陈列的对象，不知不觉吸收很多细节，很快便获得许多知识，甚至是专业知识。没有任何认识茶的课程，或是归纳过的学习过程能够这么有效。突然之间，个人的注意力有了方向，有了意义。
我也在学生身上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学生从存在的不确定性中，突然产生坚定的目光，对某事物持续感兴趣。这种专注似乎和大学课程并不冲突，反而能避免荒嬉度日。青少年或大人成天瞎忙时，尝到创业滋味的创业人正埋头发展创意概念，刻画他们经济上的未来。他们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动自发，而非受到旧式父亲或者权威人物的敦促。
现代教育专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自订方向的学习”，自己却没有教学生这些。用书中提到的方式来思考创业一事，可以清楚看见，创业者的性格特质较之以前都要重要。根据古早的思考模式，创业人是实践企业管理思想的人物，他的特质、性向没那么重要，长远看来甚至会造成干扰。
最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或者计算机代替创业人，那么他就能真正发挥功效，遵守纪律，不会让他的兴趣、情绪与作用稳定的组织起冲突。这也是近年来，企业管理学渐渐抹杀创业人性格的原因。人是否有能力完成应该做的事，才是决定其价值的所在──但这却不是当初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人的设想。
人的使命在于：将自己与世界各个面向有正面关系的人格，培养成为和谐的艺术品。
──洪堡特
但如果以创意概念为中心，尤其是有原创性的，或者创意十足的崭新组合，性格就会又变成决定性角色。“创业的精义在于与众不同。”英国经济学教授卡森（Marc Casson）说。与众不同，是决定性的关键。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牛津、剑桥和哈佛都担任过教职，是第一位提出创业人在经济体系中为关键元素的学者。当然以前企业家就已经存在，但是经济学界把与人无关的不确定性当成一种进步。科学只是尝试分析个人因素抽象化的一般通用历程。
最大盈余就是最高宗旨（不论那是基本动机，还是因为市场造成），以企业经济的最优化来管理，而忽略应用者。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和人一起工作？今日，熊彼特的主张又重新被重视。因为事实在证明，血肉之躯的企业家不能被一视同仁，而且很多划时代的创意不是从大公司中产生，而是从异想天开的脑子里，或者由不合时宜的人想出来的。新开端、还没有尝试过的不寻常创意、一败涂地的风险──这些所需的都不是企业管理的重点。
熊彼特把创业人分成两种：“店主人”和“革新的创业人”。第一种是已经稳固的公司，要捍卫自己的市场；但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动力却来自第二种，挟着新产品或新方法挤上市场的侵略者，[ 读过熊彼特s作品的人，当他们听见德国媒体将“企业”当成是一个整体的阵营时，都会觉得奇怪。“创业者”和“老板”基本上兴趣完全不同。
]其中留下来比较好的，就是现有公司的敌人。熊彼特所谓“创造性的干扰”很有道理，那是生产力进步的代价。大家不停赞美革新，但在“创造性的干扰”上却异常沉默。熊彼特的主张几乎同时被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引用，但结论却被排挤。
人类塑造意愿的基本原则：效率
一个麦肯锡（McKinsey）的职员去敲天堂的门。天使彼得开了门后断然说：“麦肯锡的员工休想从我这进天堂。”“为什么要进去？”麦肯锡职员说，“里面必须裁员5000人。”我们一讲到效率，马上联想到裁员。统计数字也告诉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大企业的职位持续减少，同时出现众多创业者，以及在中小企业的职位。比起单纯只是企业经营上的合理安排，效率原则要更广泛得多。不但发明家忙着构思，也需要创造力、新产品和新程序──为了促进生产力，有时候还必要修改企业政策。
每个人都尝试尽量减少花费去完成工作。就连亚当·史密斯，也不惜致力研究这个问题。他了解分工的重要性，以及以市场为导向对提高财富的意义。亚当·史密斯以此提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我这里想表达的是：经济效益并非企业管理学的特权，而是一种人类创作意志的基本原则。“做点事”这话讲起来铿锵有声，预告着积极主动，做一些不属于日常生活的事。
人都希望能做点刺激的、充实的事情。“企业家”这个概念已经不太具有正面意义了。说到“企业家”，一般形象是穿着灰色西装的老先生，很容易联想到渐渐被列入负面印象的人。也许你反驳道，不会，企业家以及企业是我们经济政策的领导人物。然而在欧洲，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都被标上负面意义的标签，光是因为高失业率，在政治实质上就是种无法轻易纠正的偏见。以企业和利用企业追求高报酬作为社会改革的方针？这算是正面的目标？我当教授的薪资，由国家给付，算是正正当当。而喝茶运动居然赚钱，真是匪夷所思。当这个设立在经济教育系大楼潮湿地下室的小公司（我们还得支付昂贵的租金），第一次赚了钱，而我们得意地告诉别人时，学校忽然解除我们的租约。当时的情形仿佛是学校在地下室发现了妓院。
在德国，公务员的地位被认为高于商人或者店东。最晚从浪漫时代开始，追逐金钱就成了社会批判的根本。利润不是来自剥削劳力吗？早期资本主义的印象在我们脑海里──不是表面，而是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经济学家将利润视为一种使支出少于收入的成就，其他人却视利润为第一要务，或者认清哲学家斯劳特戴克（Sloterdijk）所言，认为“资本家和企业家阶级，用累进的破坏性精力，将所有稳固的环境炸得粉碎，让所有坚固的状态蒸发不见。”
主动参与市场活动
即使我们不表达得那么戏剧化，也能从观察得知，经济不只逐渐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今渐渐比宗教、文化甚至教育还要强大。经济这门科学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对目标负责，而把自己限制在优质的经济管理过程上。经济学故意并且明确将社会目标排除在外。它将意义问题有意识地归咎给别的原则，经济上的实践同时越来越干预目标。这样一来，优质化就成为了目标本身，成为某种自发运转，而且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以前公司年度结算的时间周期是“年”，现在大财团则是每“季”结算。不过，在讨论“被解放的资本主义”之前，上街抗议之前，或者为了全球化奋斗之前，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经济领域中创造发挥这件事，究竟是否有必要让给“资本家和企业家阶级”，也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其他人”。我们在市场活动中已经处于被动状态：我们阅读使用须知，比较价格，让相关机构测试产品、把关质量。这些都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
我们必须了解，当一个信息充分、有自信的消费者，是值得的。自己主动参与市场，提供货品，今天这个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好像还不太实际。然而，原因或许仅在于我们对这个领域所提供的机会和条件还不够熟悉罢了。
“人穷志短”——引爆第二阶段的启蒙运动
市场系统的生存必须靠大家参与。市场经济原则与政治体制类似。民主依赖的是政党与政见的竞争，市场则仰赖在经济领域中的创意和概念。对于民主，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必须参与，表达意见，发出声音。你若把战场让给别人，就用不着奇怪，为什么没有人照顾到你的权益。但是市场却是我们眼中拿不到的次要奢侈品，所以可以拱手让人。
当然，市场运作并不完美。民主运作也不完美，却没有人认为可以因此就忽视民主制度，或者干脆废除掉。过去几百年的政治制度从君主制度、寡头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政治上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转变，也就是让更多人参与转移，在经济上还需要更磊程度完成。一般认为身为供应者的、佯装在大企业与跨国集团下的结构，似乎比个人消费者对市场经济更具影响力。但是，正如并不是18世纪与19世纪初的启蒙言论争取了人民参与的权力，而是背后逐渐开展的人民经济力量的推动，抱持怀疑态度的市场阐释，有忽略解放的趋势。
市场原则是反对权势的，反对封建主义和保护机制，反对王室的贸易特权，希望让没有特权的社会团体能够共同参与。参与市场活动，也是政治参与的先决条件。“经济解放是个体无法改变的部分，毕竟‘人穷志短’”，身兼美国作家和政治家的富兰克林1974年在他的《穷查理的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这么写。今天我们在经济体系中可以看见广大参与者的身影。保守派几百年反对市民解放和民主政治所持的主张，类似于今日看似合理的保留态度，亦即普通人没有能力做决定。普通人缺乏教育背景，无法理解现象间的互相关联，简而言之，也就是一大堆只有学者、贵族以及富人才会有的特征。女人则被视为完全不适合参与政治活动。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些说法，为什么普通人就不可能是主动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不能共同产生作用？因为需要资金、需要专利、需要研究成果、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学习如何专业处理事务，风险太大。另一种传统还来火上加油：一些中产阶级认为，钱是腐败的，经济会改变人的个性；或者相反，会吸引人染上特定的（负面）习性。这种诠释要回溯到数百年前反资本主义的根源：早期与中古世纪基督教灌输的“钱是大敌”的观念，还有反犹太的银行家嘲讽漫画。
有些政治阵营宣称，人民经济解放一点都不值得向往。经济解放会让大家成为一丘之貉，也变成企业家以及“剥削者”，会遏止原先的意图。像“新故乡”[ 1982年德国工会联盟意图推动公益性住宅计划，却演变成弊案。
]的丑闻似乎能证明这类论点。
当康德1784年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他给的定义并不局限在政治上，而且还有主体的自我经济满足。“启蒙，是人走出他自身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哲学家强调说明，“未成年，是无力于无他人引导情况之下应用自己的理智。若此无力之因并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决心及勇气在无他人引导情况之下应用理智，此无力状态便是自身所招致。”康德鼓励：“勇敢起来，运用你的理智！”等到大多数人理解并进入经济活动，而且有更多人能主动发觉这个可能性时，我们就达到了启蒙运动的目标：鼓舞人进入经济领域，使人开放、自信、有勇气影响社会，而且社会经济的关键不是掌握在少数的经济势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