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于司马迁在哪一年当郎中这件事还有争论，但最迟应在二十八岁那年已当上郎中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一年开始，到十年后接替他父亲任太史令，甚至其后的几年，司马迁经常随汉武帝到处巡游，而这些巡游，可说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求神仙。又由于这些举动到最后间接造成此时期司马迁的一件大事——他父亲的死，我们有必要对这件事的背景及经过作一番了解。
秦汉紧接战国，而汉朝开国后，由于经历过暴秦的过激统治，人们一旦获得舒解喘息，很自然地会怀念战国时代的种种。这一现象，对于一个朝向大一统发展的帝国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才会有汉武帝压制养士之风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术之所以会被独尊，除了我们已说过的，它重礼制，谈王道，帝王可因而获得美名以外，儒家还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儒者通晓古代典籍，而且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国理想和制度的主张；另一个是儒家的学说含有各家思想的源流，容易加以引申附会。因此各家虽然被罢黜，仍然可以在儒家的大帽子下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事实上，各家各派的成立，本来就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才形成的，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本来也是孔门弟子；初期法家人物及后来的法家名人韩非、李斯，也是受业于儒者。由这些渊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要改头换面，并不十分困难。
汉朝甚至以后历朝历代，在儒家帽子底下能够大盛风行，而且历久不衰的，要数阴阳家为第一。促成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就是个典型的“阴阳家的儒家”。
若论到阴阳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的结局，就要归因于它学说本身原是一种架构，一种基础之学。好比数学，学通了它，可运用到其他学问。同理，用其他各家的理论，加到阴阳家的架构上，就会有新的面貌出现，它保住了自己，也发扬了他人。阴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是肇于战国时代的人历经数百年战乱，对时局绝望而沦入宿命式的期待心理。他们期待盛世的到来，当然更希望知道盛世到来的公式，以求更能安身立命。阴阳家的五行终始的学说，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的需求。五行（水、火、木、金、土）的学说始于何时，无法考证。阴阳家用五行、四方（东西南北）、四时（春夏秋冬）、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等，相互配合排列，从而构成一个宇宙架构。五行的属性叫五德，五德轮流支配这个世界，当某一德轮值的时候，就由代表该德的朝代兴起而统治天下。如何证明某人某朝可以代表哪个德呢？那就要看当时出现怎样的祥瑞了。
这种理论使战国时代人们的期望，变得较为具体，同时也成为各国替代周朝而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本来，这是一种迷信思想，是一种“术”，所以跟原来就有的一些迷信行为很有关系，也很容易结合。因此，阴阳家可以发展成一套宇宙政治哲学，同时也会变成占卜炼丹的“方术”。它能与儒家合而为一，当然也能与道家相结合，何况道家本来也爱讲阴阳，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所谓“方士”原是指方外之士。方是指现世的领域，方外就是超然于现世之外，不理世事，是隐者。这些道家思想的隐者往往隐居在山林之中，漫长岁月如何打发？阴阳之术正好可以供他们消遣。于是他们不仅懂阴阳，而且还有所发明，各种长生术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些技术难免会流传出来，造成一批也称作“方士”的人。他们不一定隐居，或隐居后复出，用这种神秘的长生术，谋求个人名利，为了与绝意仕途的方外之士有所区别，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方术之士。
这种阴阳家的形态，在战国末年开始大行其道。而那些始终隐居在山林之中的发明者，在这些大谈长生术的方术之士的口中，就变成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代各种学说，喜欢托附于黄帝，这批人也把黄帝描述成一个懂得仙道，最后升天而去的神仙。
秦始皇的暴政，把很多贤能的人逼到深山去作隐士，同时也从深山造就出更多的“神仙”和方术之士。方士除了懂得丹药以外，还会经过改良后的占卜术以及导引术。导引术也是一种长生术，可以治病，“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注重肢体运动与呼吸的配合，说是可以使气血充足，身体轻举。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健身运动。
在秦以前的方士中，仍不乏以方术吸引人君，然后试图施展济世理想的人。但后来，或许他们的形象已被固定，而且难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人君对他们最大的兴趣，还是在求仙药、求神仙之道。因此方士这种形态的阴阳家，自然被定了型。他们一旦融入了道家的宗教化活动，就变成后世所定义的“道士”。至于阴阳家的严肃面，则融入儒家学说里面，继续影响中国。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融入儒家的阴阳五行思想畅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与汉初最被尊崇的黄老之术已紧密相结合的方士大肆活动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方士，仍停留在以神仙之说迷惑皇帝等上层社会并求取个人名利的阶段，尚未参与道家宗教化而向民间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取代了原来有的巫祝之流，而掌握了上古宗教活动的复活运动，并且按照他们的理论将之赋予了新面貌。
造成他们大肆活动的原因之一，是汉武帝敬鬼神、求神仙的欲望。汉武帝的求神仙，并不是到了老年才开始的，而是从青年开始一直求到老年，简直可以说一辈子都在求神仙。《史记》本来没有汉武帝本纪，后来褚先生（褚少孙）将《史记》的《封禅书》加以剪裁，而补成《武帝本纪》。《封禅书》记载的是宗教祭祀的事情，除了前半段以外，其余的都可以说是充满了可笑迷信色彩的汉武帝求仙史。用《封禅书》剪裁成的《武帝本纪》，自然就“仙”味十足了。
封禅与求仙本来是两回事，汉武帝的求仙会在《封禅书》里看到，正是方士导演的结果。这个结果间接造成了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气愤而死。
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封禅。有人认为封禅是：“泰山上筑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泰山旁的）小山上除（扫也）地，报地之功，故曰禅。”《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泰山旁小山名），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臣之功。”照这个说法，封禅大典是改朝换代而至太平的时候，新朝代的天子向天地报告（或说报到）的一种仪式。
另一说封禅纯为阴阳家和方士所伪造。持此说之人认为，三代以前无所谓封禅，并认为《史记》的《封禅书》中所记齐桓公以诸侯身份，而想行天子才可行的封禅大典时，管仲颇费唇舌地加以制止的章节，根本也是伪造的，司马迁只不过是予以转录罢了。
伪造之说是有可能的。我们查考《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的天地祀典部，可以发现，在秦始皇以前，根本没有“封禅”这两个字。不过，基本上，或说广义的封禅是一种祭天大典则是没有疑问的。古时候，祭天大典叫做“郊”，郊就是城郊，也就是说祭天是在城郊（南郊）举行。所以《汉书》把《史记》的《封禅书》改称为《郊祀志》，似乎更能直接表达它的意思。如果说“郊祀”是以祭天的地点而命名，则“封禅”就是以祭天地必须除地、筑坛而命名，除地就是把城郊预定要行祭典的地方整理干净，然后在上面以土筑成祭坛。
古时候祭天与祭神鬼是有区别的。祭天必定是在祭坛上露天举行，而祭神鬼的所在地叫做“庙”或“社”。祭天的时候，必须在坛上燃柴火（叫做燔），上面放两条牡牛（公牛）和玉，让烧出的气味随火气上升。有人指出“郊祀”其实本来应该是“烄祀”，就是烧柴的意思，后世因为祭天必在城郊，所以就借用“郊”字，而废去“烄”字。
这种烧柴而祭的叙述，在基督教的《旧约》里也可以看到。《旧约》中《利未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条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做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又据近人研究，中国的封禅（指广义的封禅，即泛指天地鬼神的祭礼）是由两河流域分别于公元前27世纪的黄帝时代、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公元前2～3世纪的秦汉时代传入中国的。
关于两地交通的证明，他们提到屈原的《天问》、《离骚》中，有类似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描述。还有汉武帝为求神仙而建造的通天台，是仿照空中花园七星坛而建筑的等，看来都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不过，他们着重的是祭坛建筑，以遗物和相关记载互为参证。至于这些祭典的用意，则没有涉及，只在“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基本意义上发展。
我们说封禅极可能是阴阳家和方士所伪造的，着重的是封禅的目的及他们所指定的封泰山禅梁父（泰山旁的小山）。这一点，我们再说明如下：秦汉以前的祭祀，在西周以前，都严守阶级的划分，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也就是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行郊祀的祭祀。诸侯只能祭他的封土领地内对人民有益的山林川泽，例如鲁国的山、晋国的河、楚国的江汉等等。祭天的次数没有固定，但大体上，春夏秋冬四时的祭祀差不多是固定的，可说是常祭。除四时的常祭以外，还有其他非定期的祭祀，例如巡行各地之前，到达之时，或出征之前，天子即位之时，以及天灾地变时为祈福免灾，都可以郊祭天帝。
至于他们指明在泰山举行，这可能与阴阳家发源于齐地（山东半岛）有关，而齐国之所以尽出一些阴阳术士及好神仙之流，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因为齐国濒临渤海，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有时可看到海市蜃楼奇景，其变幻无穷，引起齐人的种种幻想，因而就有关于神仙的传说。泰山就在山东半岛，他们设计的程序，当然会定在此地。
此外，秦汉方士在混乱中又赋予“封禅”另一个意义，说它就是不死之术，而且还定出一套程序：祭龟则可以致鬼物，致鬼物以后，丹砂就可化为黄金，黄金成，则可以把它制成饮食器，饮食器拿来饮食可以益寿，益寿以后，就可以看到海中的神仙，看到神仙以后去行封禅大典，然后可以不死。这个意义和程序不用推测，可以肯定地说是纯属伪造，是无稽之谈。
在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前一种可能也是伪造的封禅的意义，普遍是接受的，但是与五畤取代古郊祭一般，人们对封禅的内容、仪式，都感到迷惑，从而容易陷于混乱。到底社会已经转变，汉人不像周人那样世世用心于祭祀的事情，唯恐获罪于天；而且中间隔着数世纪的动乱时代，很多礼仪早已失传，加上那种封禅可能根本就没有过，人们真是莫知所从。所以，司马迁在《封禅书》一开头就言明“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而后让神仙说的封禅充斥于后半段。
汉朝开国之初，由于天下初定，百事待举，有关祭祀的事情，高祖大多令秦朝所留下来的主管祭祀官员，依照秦例办理。改正朔（正就是正月，朔就是初一，正朔也就是年首，照阴阳家的说法，新朝代的年首要配合五行更改）的问题，也没有按照所谓符瑞来定，只依据他十月份在霸上（就是白鹿原，在长安县东）立为汉王，就承秦制仍以十月为岁首。当时的气氛，似乎也没有人认为是封禅的时机。
到了汉文帝时代，有个鲁地的叫公孙臣的人上书，认为汉应当是土德，是土德则会有黄龙的祥瑞，主张要改正朔、色尚黄。可是当时的宰相张苍认为汉是水德，他说黄河在金堤（今河南滑县之东）决堤就是符瑞，年首是十月没错，色要外黑内赤。官大学问大，他这么一说，公孙臣的说法马上被认为“非是”。但没想到第二年，在李广的家乡成纪（今甘肃省泰安县北，相传伏羲氏也在此出生）有人看见黄龙，消息传到京城，汉文帝马上把公孙臣找回来，拜为博士，开始草拟政历及易服色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汉朝）由皇帝亲自主持郊祀。改历及易服色，照前述步骤，已经是封禅的前奏了。可是在封禅仪式的日子即将临近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使汉文帝放弃了所有有关的筹备工作。
当时，有一位赵地的人叫新垣平，善于观气。他说长安东北有神气，由五色彩云组成，像人戴帽子的样子。他说那必定是神明住的地方，建议汉文帝要在那个地点建五帝庙。汉文帝采纳了，而且积极要求博士诸生开始策划封禅事宜。
后来新垣平花样越来越多，他对汉文帝说：“据说周鼎沉在泅水中，现在黄河决堤而与泅水相通，我看京城东北方的汾阴（今山西省荣河县北，在黄河旁，也就是司马迁出生地龙门的对岸）有金宝气出现，周鼎似乎会在那里。有微兆而不设法相迎，恐怕就没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