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有两件重大的事情在进行。其中一件完成于这一年，另一件则从这一年开始。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历》的制定。我们前面说过，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人类的活动，恒与天相应，新朝代的创建，就是天上五德轮值的反映。秦自认为是水德，于是所有的制度必须与水德配合，包含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等等。
汉朝属于什么德呢？自从前述汉文帝时代的公孙臣主张为土德，并且在甘肃出现黄龙与土德确实相应以后，就没有什么争论了（照阴阳家说，土胜水，而事实上汉代秦，也正好符合）。大家心里只剩下一个盼望——什么时候改制？
这一年是汉武帝行封禅大典的第七年。司马迁、方士公孙卿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建议：“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正式进行改历工作，主办人无疑是主管天时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最初由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及侍郎尊，还有一位叫射姓的，组成筹备小组。后来他们发现以他们几个人的能力还无法完成改历的推算工作，于是向各界招募治历的人才。结果招选了二十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人物有邓平及方士唐都和一位如神仙般隐者落下闳。他们的工作详情不得而知，最后的诏令指示司马迁采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再经过一道复核手续后即定案，武帝并任命邓平为太史丞（太史令的副职）。又据说汉武帝想拜落下闳为侍中，闳不愿意接受并离开了朝廷。
这部《太初历》，显然不只是把正月定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全面改订，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阴历的基础。除了改历以外，也正式宣布色尚黄、数用五、更官号、协音律。所谓数用五（遵用五行之说），是指崇尚“五”这个数字，例如官印要用五个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号即更改官职名称，例如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改大行令为大鸿胪。
论到汉武帝下令改历的动机，由于大批方士的参与（邓平不是方士），使我们不得不再检视一下，是否又与求神仙有关呢？
第一个令我们怀疑的，按照阴阳家所说盛衰循环的步骤，圣人受命后天会降符瑞，天降符瑞后就要推德定制（改制度以相应），然后再行封禅即告成功。可是汉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禅，七年以后才改制度。即便是同样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先改制度后行封禅的。汉武帝这个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响的结果。如何影响的，史书上还找不到明确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有关《太初历》的制定经过，实在是有些语焉不详。
我们前面的叙述，有不少是引自《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司马迁只说：“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郡）落下闳，运算……”至于在改历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邓平，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还有，《汉书》所说司马迁与方士公孙卿及壶遂向汉武帝建议一事，《史记》也没有记述，仅在《史记·韩长孺列传》的最后评论中提到“余与壶遂定律历”。这样两相对照之下，其间是否有什么隐意？我们看看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决定改历时说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汉武帝说：“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史记集解》引孟康（三国时代魏国人，注《汉书》）的注释：合即作、作历的意思，历终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不死”。原来方士所说“黄帝造历得仙”是取历可以随天地年复一年、永远循环下去的意思。可见汉武帝下令造《太初历》，还是与神仙有关。只是我们还没办法找到证据，证明他是在方士灌输给他某些观念以后，才下的决心。
还好，造历这种事情，不像封禅，反正没人弄得清楚，可以乱来。虽然动机有杂质，仍不致脱离应有的轨道。那位重要的参与者，像神仙般的隐者落下闳，显然也与方士的汲汲于名利截然不同。
尽管皇帝的动机有些问题，但不会影响到事情本身的价值。司马迁站在职责的立场上，指出原来的历法“坏废”必须更正，也表示这个改历行动有其必要性。只是，易服色、改正朔，“洛阳少年”贾谊早就提出，却等了那么多年才实现，而且在封禅以后才决定实施，实施的时候又有部分专以求神仙为务的方士参与这中间。在这种情形下，将著作时间在前的司马迁《史记》，与其后的班固《汉书》相比而发现这些“异样”，究竟司马迁心里在想什么，实在是颇堪玩味！
除完成《太初历》以外，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马迁开始执笔写《史记》，这部旷世巨著，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多万字。从这年算起，司马迁大约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完成。这部书的完成，正是我们今天为他写传记的原因。我们不便在此对这本书费太多笔墨，有关的研究，一两千年来不断地在继续，不断地有新意。我们在此只要看一下它的气势与规模。
时间范围：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即他执笔的时候，也就是从古到今，前后两千多年，是“通史”。
空间范围：东起朝鲜半岛，西至里海东部，西南到印度，北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南，南至印度支那的越南，也就是当时的汉人眼中的世界。因此，他的野心是要写成世界史。
人物的范围：帝王、后妃、王侯、贵族公子、官僚、政客、学者、军人、刺客、游侠、循吏（好官）、酷吏（恶官）、商人以及演戏的、看病的、算命的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有。
事件的范围：有政治、军事（律书）、宗教（封禅书）、经济（平准书）、音乐（乐书）、天文星象（天官书）、历法（历书）、水利工程（河渠书）、社会民情（货殖列传）、国际交往（四夷传）等人类各方面的活动。
创立的体裁：传记分为三类，“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各种名人。除传记外，还有“表”，包含帝王、诸侯、将相和名臣的年表，以及“书”，记述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的活动。如此经纬交织而成的严密体裁，为历代正史所遵循。因此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史记》被奉为正史之祖。
这一年，距离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已经有四年了。在第五年，他已把“石室金匮”里的图籍，作了相当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国家易服色、改正朔、颁新历。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明显的历史分界点，于是他选择这一年为叙事的终点，并从这一年开始执笔。当然，在此以前，他早已在心中拟好不少构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经有了草稿及他父亲司马谈的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