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对卡尔是爱恨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气得要生病。我真的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0月，卡尔失踪了。贝多芬听到后，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我的宝贝儿子，不要再跑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回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绝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从此以后，我将小心地保护你，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帝，请你回来吧，然后你会知道我是多么迫切地等你回来！”
贝多芬在6月写给他的信里面的最后几句是：“你是我最亲爱的、唯一的孩子。”“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足见贝多芬当时是多么的伤心。贝多芬居然被卡尔这样的人压制着，让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卡尔赢得了贝多芬所有的爱，他自然牵制了贝多芬的所有情感。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卡尔让贝多芬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贝多芬的生命中，有一部分是被卡尔占据着，他密切地注视着卡尔的行为，并加以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孩子。贝多芬在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加上贝多芬的宠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自然会产生逆反心理。
卡尔善于用谎言欺骗别人。他公开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连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感觉有好转的迹象。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卑劣。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家的面攻击我的时候，我很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开心地生活下去了。因为我不喜欢自己在工作时有人批评我，而你却总是这样做。”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可以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十分害怕，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却什么都不想说，只说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舒里默曾写下记录：“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说，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贝多芬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里，待他平静一些之后再做商槯。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霍尔兹询问卡尔，卡尔十分冷淡地回答道：“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即使今天我不能摆脱你，今后，我还会有其他机会的。”
舒里默又找到了另一支手枪。霍尔兹向贝多芬指出，并责备贝多芬让卡尔避开了自己的视线，他们是不可能分分秒秒都看见卡尔的；假如卡尔是如此的顽固不化，那么任何一种手段他都能采用的，假使他没有手枪，那他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
贝多芬在谈话录中十分忧伤地写道：“卡尔在堕落！”
他们一起来到了尼迈兹的家里。贝多芬一改平日的傲气，十分谦虚地问卡尔，如何才能赢回他的信任，但是他们的沟通失败了。贝多芬和霍里兹打算到警察局去，请求采用强制性措施。但当他们商议之时，卡尔却溜了。贝多芬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直到第二天清早，仍是没有任何消息。
卡尔进了一家典当行，当掉了他的手表，买了两支手枪和火药、子弹，乘上马车，赶到了巴登。他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一所空房中写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尼迈兹，还附了一张给叔叔约翰的字条。第二天，卡尔沿着贝多芬平时习惯走的路线，经过海伦尚尔到达了劳享斯坦。这地方很合卡尔的意，于是他将两支手枪都装上了子弹，将枪口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枪机。卡尔自杀了。
一个驾车人途经此地（这天正是7月31日或8月1日），亲眼看到卡尔躺在小丘上，头发和面部全部是血。卡尔还有知觉，并从口袋中摸出了他母亲的地址。
驾马车的人将他带上马车，飞速向维也纳驶去。
贝多芬接到驾车人的通知后，赶到了卡尔的母亲家。卡尔躺在床上，头发上仍残留着血痕。他们还没有请来医生。卡尔的母亲相信子弹仍留在卡尔的头骨中。贝多芬急切的询问更让卡尔烦躁。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那就只有动手术才能治疗他；假如史美泰纳医生在的话，我要请他救卡尔。”贝多芬说。
随后，他写了一个字条给史美泰纳医生：“一个极大的不幸事件发生在了卡尔的身上，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希望他能得救，请你赶快过来。卡尔的头上有子弹该怎么办呢？只有赶快过来，也才能得救。”霍尔兹拿了字条，赶快去了史美泰纳医生家。另一位外科医生也赶来了。卡尔朝自己开枪时，有一支枪射出的子弹根本没有打中他，而另一颗子弹虽然打中了，但只穿破了皮肉，没有造成致命打击。
卡尔在选择自杀的时候，他犹豫了，这片刻的犹豫让他恐惧起来，手指也变得僵硬，因而没有实现自杀的计划。当贝多芬离开之后，卡尔说：“只要不听到他的呵斥，只要他不到这里来，怎么样都可以！”
他不想听到关于贝多芬的一切。他甚至威胁说：“如果谁再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撕去头上的绷带。”后来，在旁人问他自杀的原因时，他说：“厌倦了生活……不愿再过这种牢狱似的生活。”当警察问他的情况时，他说是“因为伯伯使我太痛苦了，因为伯伯要我学好些，而我却变得更坏”。
警察受理了这桩案子，因为在当时，自杀是犯罪的。贝多芬发现卡尔曾经偷过他的几本书，并卖了出去；卡尔也害怕这一原因而判他双重罪。
朋友们为贝多芬和卡尔想着办法。司蒂芬·冯·勃朗宁是军部的秘书，他提议让卡尔去当兵。若加入军队之后，卡尔就可以不受到维也纳和警察局的管制，保护权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而为治好卡尔的伤，需要一个清净的地方。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卡尔不能见其他人。贝多芬接受了约翰的邀请，到他在格尼逊道夫的夏季别墅中去；而在从前，贝多芬曾经多次拒绝过他的邀请。贝多芬厌恶格尼逊道夫别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与约翰的妻子打交道。在林兹，她曾经被贝多芬撵走过，甚至有一次，他叫警察来驱赶她。那是1823年的事，她的丈夫正在生病，而她却公开和一个军官挽手并行。辛德勒将此事告诉了贝多芬，但话却可能有些夸张了：“这女人在她丈夫病重时，却将自己的情人带进了家中，公然在丈夫面前开玩笑，捉弄他，然后离去，只剩下生病的、愤怒的丈夫在家中。她还常常如此。”贝多芬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他要求约翰同意并保证这女人只能以女佣人的身份在别墅里出现，他才答应到格尼逊道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