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凉好个冬逝去的年代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道：“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