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50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解5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1950年6月1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是题“五四”。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土改，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诸先生默默无语。（《日记》第6册）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惧的。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年7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1950年5月4日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罗常培亦非常热心”的判断是准确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默默无语”，也是真实的。特别是周炳琳表现得很有个性。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的批语中写道：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其中所谓“对周炳琳的作法”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于“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诒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5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不肯洗脑”，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说：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Martyr）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17册）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年下半年，他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2293页）给胡写信的林诒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1948年3月18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40年代末许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