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昆明发生的“一二·一”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6000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4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命运。出席时事晚会的4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1949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年11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校庆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纪念集》105页，1988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清华学校毕业，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两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10岁，而潘大逵则长费孝通8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们和胡适的关系。
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灵魂。1940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moral（风纪）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94页，中华书局1983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10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就是钱端升。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26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意志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509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年钱端升赴美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51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一二·一”之前的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01页）40年代晚期，40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40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1957年钱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255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当60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10册3844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11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现代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40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1988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页，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1943年费孝通赴美时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24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35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举出的例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通交给当时《观察》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未收胡适致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3卷第4期第13页，观察社1947年，上海。）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胡适的敬重。写那封信的时间是1947年9月10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32—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1950年8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显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40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从50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年费孝通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年潘大逵也成了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40年代末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而将当时讲演的四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国40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四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三个全都没过1957年这一关，而这三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40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三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60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