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唯“成分”到重知识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因为这一举措开启了“文革”后中国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刚性制度，特别是废止了以出身和成分约束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习惯，所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各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潘光旦、费孝通和何炳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相对较高。晚清新学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越。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下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那时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以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大体说来，197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分”社会。以“出身”和“成分”限制社会成员正常流动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血统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著名论文《血统论》就是对这一社会机制的反抗。
中国的“出身”和“成分”在高考制度恢复前，对社会成员的流动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在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事实上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城乡户口壁垒的完成为界）。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分”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对政治精英而言更为明显。
“出身”和“成分”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连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角色，其中主要特点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后代愈不受“出身”影响。据说当时有规定，凡十三级以上干部，他们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亲）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就是说如果父亲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而他们的子女可以不延续原来的“成分”，而以父母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因为高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生于富有家庭，如果没有此规定，会影响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但高级干部的人数毕竟有限，在他们以下的虽然有革命经历的人也很难享受这一特权，级别越往下，他们的后代越要延续他们父母原来的“出身”，所以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变革中，革命后代具有先天优势。中国社会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分”为社会成员流动的主要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40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
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分”，最终设计了一个以“出身”和“成分”决定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
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讲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分”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文件。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初中或师范里，人们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篱槿堂自叙》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二、由重政治到看知识
1966年后，中国大学停止招生。但严格地说，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高考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有“工农兵学员”制度出现，就是在现行的学历评价体系中，对“工农兵学员”也没有做完全的否定，通常是以“大专”学历看待。在“工农兵学员”中后来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人才，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大学制度”，它的主要缺点是非常明显的。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观察，中国十七年大学制度中的缺点，引起了高层的反感，主要是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应试教育的发展，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主要表现在他和侄女王海蓉的几次谈话中。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主要是这一教育思想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完全否定不符合历史事实。“工农兵学员”的来源是推荐，推荐的主要标准是“政治表现”。推荐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保障，这两条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不能说“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在“工农兵学员”的构成中，有完全的“劳模”，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知青，更有当时处境稍好的干部子女。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文官制，也就没有制度化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因为重政治轻知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主要依靠：1.参军。2.劳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3.领导的个人好恶（当时凡得到毛泽东认可的人都极快上升）。“劳模”、“参军”以及领导人的好恶，它的核心还是“出身”和“成分”。那个时期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它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失。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制度变革，它的标志性意义体现在政治进步上。因为在没有文官制度的历史条件下，高考事实上承担的是教育和选拔的双重责任，由重政治到重知识的转变，它所要改变的其实是中国精英的基本构成方式，事实上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革命传统中依靠“出身”和“成分”上升的渠道，转向了以学历和知识为实现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后到来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浪潮中，精英构成的新模式完成了。
三、进步中的局限
恢复高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步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这一制度的转变只是实现了当时“回到十七年教育”的理想，它的进步意义并不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独特魅力，它在瞬间完成了回到“十七年教育”的格局，这也不免为中国后来高等教育的深度变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十七年高等教育”中保留了以高考制度为基本形式的选拔机制，但是“出身”和“成分”在学生的录取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政审”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这个影响并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军校和法律专业学生的录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制度形式下，“政审”的阴影还在飘荡，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恢复高考制度的正当性而回避，同样道理，依赖《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等方式获得转变机遇，也再现了制度公平中的知识不平等，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竞争中（至少文科有这种局限），可能也影响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养成。
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77年级”时代已经到来，“77级”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至少可以把“78、79级”甚至“80级”包括进来，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在获得相对公平竞争制度的同时，它们成长时代的知识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这一历史时代局限的时代也同时到来，当“77年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角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这样发问：恢复高考制度中产生的时代精英，他们将引领时代之舟向何处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