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画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他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生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几个同胞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50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
“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坷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名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坷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与为伍的。”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他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关键还是在于，中国30年代以至40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7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