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西峰大姐为写她父亲方震中的传记，用了近十年时间搜集材料。期间遇到相关问题，她会在电话中问我一点背景材料。有一天她向我提起金礼仁，我说我恰好还多少知道一点他的材料，主要是他1949年后的遭遇，而西峰大姐感兴趣的则是当年金礼仁在西北战干团的情况。
金礼仁是陕西宁强人（1903—1968），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上校政治处长。1927年“4·12”后，金礼仁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赴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脱离共产党，追随陈独秀，抗战期间，金礼仁回到陕西。曾任《阵中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历任国民党军委会军训部西北游击干部二期上校政治教官、中央战时工作部训练团五期第十五大队训练委员会上校指导组长。
1949年后，金礼仁被派往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任教授。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以“屡任敌党政要职，参加托派无产者社”等原因，判处金礼仁有期徒刑14年，1962年，因病保外就医，1968年病故于兰州，终年65岁。
现在能查到的关于金礼仁的材料很少，如果不是有直接关系，一般不会再想起这个人。他是著名的托派，也曾是专门去狱中看望过陈独秀的人。金礼仁后来的遭遇，与中国大学里对政治课教员的选择要求有关，他个人的命运遭遇时代转型，最后逃不出悲惨的结局。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给西北局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加强大中学校政治教育并重视政治教员人选的指示》。这个指示一开始即提到了金礼仁。其中说：“据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西北师范学院李洪林同志向中央宣传部报告，西北各高等学校中的政治课，大多不健全。西北师范学院的三个专任教员中，有一金礼仁，是托派，前在西安国民党的训练团任教官，并系极端反动的刊物《抗战与文化》的编者。”（《宣传通讯》1951年第21期第1页）当时中共中央对大学的政治教育特别看重，在这个通知中甚至作出了如果政治教员不足，可以由各级党委来代办的决定。这个指示中认为“像金礼仁这样的反动分子只应当加以检举，而绝对不应允许他担任庄严的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要求西北局对金礼仁进行查处并将结果报告中宣部。
1957年12月，西北局宣传部以《西北局宣传部报告处理托派分子金礼仁的经过》的文件形式向中宣部作了汇报。这个报告讲述了金礼仁的经历，并记述了他在教学中的一些言论。据报告中说，金礼仁去西北师范学院当政治教员，是当时1950年8月西北师范学院张师亮教授在北京聘请教授时，经中央教育部介绍的。对于当时金礼仁的言论，报告中说：“金在年来的工作中，仍以其托派思想和观点教学，如在该校参加军干校的动员会上说：‘参加军干校是西北青年出头的好机会，西北上没有很大的人物，西北上掌握军权的多不是西北人。’在教学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的学说，在二十世纪就不合适了。’又说：‘资产阶级黄金时代过去了，将来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农民阶级黄金时代……’”（《宣传通讯》1951年第27期第32页）报告中认为，对金礼仁的行为和言论，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曾和他谈过几次，但他态度顽强，表示再无检讨和反省的必要，后被送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