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及其时代
要了解一本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先要把握住这样几个关键点：一是这本著作产生的年代，二是作者的学术背景，三是作者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四是时代对这本学术著作的最后评价。
如果用这样的思路来观察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其中有几个关系要特别注意。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一般都是在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时代下出现的，这些名著在1949年以后基本是被否定的，多数被批判过。这些名著的作者最后成为“右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通常完成于1949年以前，以后的学术贡献很难再达到早年的学术水平。
我现在要介绍的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就是这样一本中国现代的学术名著。
凡一本学术名著必在学术上有创见，书不在厚薄，在于能给人启发。中国老一辈史学家讲历史，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的这本书只有两百多页，但看完之后，你就能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历史中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它的许多见解可能会影响你一生，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他观察历史的方法会让你终身受益。
在中国现代历史学者中，雷海宗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人，但他的著作确能经得起时代淘洗，不是所有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都有这样的命运。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除了他的著作以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历史教育学家，何炳棣、刘广京、任以都等历史学家都曾出自他的门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又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及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回清华任教。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先后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因为学术观点而成为“右派”。
从雷海宗个人的简历中，要注意两个细节，一是他早年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经历，二是他在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经历。这两个细节是想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早期第一流的史学家中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主要是留美。二是在抗战期间集中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这期间的学术活动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如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等人的主要学术贡献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雷海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留学背景的意义在于这些学者的学术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背景。雷海宗的学术思想中有明显的斯宾格勒的影响。
说到雷海宗和他的这本名著的产生，还要简单了解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战国策派”。
这个“战国策派”的来源主要是当时在昆明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名为《战国策》，随后这些教授又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开了一个副刊名为《战国》。时间大体是在1940到1942年间。“战国策派”中的主要成员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和贺麟。关于他们的学术主张这里不及细说，大家可以参看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这里要强调一点，“战国策派”中的教授都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建立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对“战国策派”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应回到学术上来，以政治角度的评价是不恰当的。
二、书的版本情况
严格说来《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不是一本专著，它是雷海宗主要学术论文的一个汇编集。全书分为两编。上编的论文是抗战前三年间在清华完成的，主要发表在当时清华大学的一本名为《社会科学》的杂志上。下编的论文主要完成于抗战前期。全书的完整形态是上编重，下编轻。上编偏重于历史研究，下编侧重于时论。上下编各有一个总论。最后有一个附录。虽然文章都曾单篇发表，但有一贯的线索可寻。书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书前有雷海宗一则短序。虽然书的篇幅不大，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都在其中，是他的代表作。商务1940年的版本是初版。
1989年湖南岳麓书社重印过本书，但现已不常见。
2001年商务又再版了这本书，并在附录中另加了四篇重要论文。
作为一般的阅读，这三个版本都可以选择，但以商务2001年版较为方便和适宜，作为研究则应选择初版本与另外的版本对读为最好。
《伯伦史学集》，是后人为雷海宗编的一本史学论文集，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另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敦书整理的《西洋文化纲要》，虽然只是一个讲课提纲，但从中仍可以看出雷海宗的主要学术背景。同时也可以参看王敦书200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贻书堂史集》，其中有多篇谈论雷海宗的文章。
在专业的学术论文以外，雷海宗还有许多其他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出版的《周论》上。
三、书的内容和特点
雷海宗是一个重观点轻叙述的史学家。这种风格史学家的特点是下笔简约，重思想和创见。不喜欢叙述常见的历史材料和人人皆知的历史过程，所以他的著作不多，但每篇却非常集中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观察。雷海宗说：“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沒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第125页）
关于“中国的文化”，一般的著作很多，也比较容易理解。但关于“中国的兵”却较少为人特别注意。雷海宗认为历代关于兵的记载多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所以他这本书的用意在于要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特的文化精神。
雷海宗这本书是在抗战前后完成出版的。何炳棣在回忆他的清华和联大岁月时认为：“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陈列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何炳棣：《雷海宗的时代》，《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第6页）
雷海宗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上篇的总论中指出“大半是非议与责难”。他把中国文化中“兵”的精神最后失落，解释为“无兵的文化”，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26页）他认为，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雷海宗在评价王安石时说：“他认为只有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主。只就这一点来看，王安石已是两千年间特出的奇才。可惜王安石一类的积极人才在传统的中国绝无成功的机会。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怖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69页）
雷海宗的这本书虽然简略，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宽广。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特别有启发性。这本书的好处是对历史制度中最重大的问题，几乎都有独立的见解。作者是在观察世界历史的前提下，来评价中国历史的。只有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非常了解的学者才能有如此的把握能力。比如对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法关系、行政制度、中国的元首问题、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作者的观点都富有启发性。比如他对中国语言的评价是：“另外一个可能解救中国文化的势力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只要语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56页）
从雷海宗叙述历史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对世界历史又有相当的了解，二者融会贯通，所以谈论大的历史问题，却能娓娓道来，文风简约，非常好读。一本历史著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相当不易。他从现实和问题感受历史的视角，形成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评价。比如他关于中国士大夫和流氓的评价，对后世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也极有帮助。他认为，中国社会自汉代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他说战国时代，中国的士还不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做官捷径以后的事，隋唐以下科举制度的建立，才增加了士大夫的团结力量。儒人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并且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他们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由此点出发，雷海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党专政在中国倒算不得稀奇！”（《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38页）
雷海宗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批评，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局面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39页）他说乱世士大夫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清谈，第三种行为就是做汉奸。
雷海宗认为，士大夫与流氓是同时产生的。太平时代，流氓无论有组织与否，都没有多大的势力，但唯一能与士大夫相抗的却只有这种流氓团体。流氓的经济势力在平时并不甚强，但患难相助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反较士大夫间发达，无形中增加不少势力。流氓团体也有他们的弱点，内中的分子几乎都是毫无知识的人，难成大事。形式上的组织虽较士大夫为强，然而实际上很松散。所以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流氓虽然愚昧，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间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又由流氓移到了士大夫手里。
一本六七十年前的史学著作，今天读来还能引人入胜，可见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会因时间和政治的原因而从人们眼中消失。雷海宗写得并不很多，但仅这一本著作就让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