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把握明智德性时，托马斯还强调一个重要思想，明智德性充分反映了“中庸”的美德。，他说，我们之所以称“中庸” 为美德，因为“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处理一切事情过程中，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如“过分”或“不及”走了两个极端都不可能把事情办好，中庸是善的。而明智遵循正直的理智指导，使人的行为避免偏激，始终恰如其分，但明智决不是指在处理问题时模棱两可，搞折中调和，而是举措得当，恰到好处，是符合事物发展自身的要求，能够最有效、最合理地解决问题。托马斯举例说，例如在鲁莽和懦弱两个极端中发扬勇敢，在骄傲和卑贱两个极端中选择不卑不亢的正确态度。因而，明智在德性中充分体现了中庸思想，成为一种德性本身就是“中庸”的美德。托马斯对“中庸”之德推崇备至，赞赏有加，作了大量反复论述。这与托马斯所处的时代，面临复杂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形势有着直接联系。
“公正”是第二种德性。托马斯在阐述公正的含义时，援引西塞罗《沦义务》一书的话说：“所谓正直的人，主要在于公正。”公正要求一视同仁和尊重他人，托马斯还说：“公正的对象就是权利”，这说明，公正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的权利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各种权利，把它与衡量人的道德德性联系起来，这还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个正直的人，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权利。由此，托马斯认为，公正的确切定义应是：“坚定而持久的意志维护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这个定义包含三层含义：第一，要有坚定而持久的意志，坚持公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有遇到各种困难、挫折而不退让的坚强意志。这种意志即要求持久，不是在一时一事上保持公正，而是要持之以恒。同时还说明公正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导下的行为，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任意行为，而是主观意识强烈、自觉性很明确的行为。第二，是维护每一个人的应有权利，是指每一个人而不是部分人的特殊权利，这才是公正。如果只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那就是不公正。第三，是维护人们的应有权利，应有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和维护。把本来不属于你的权利加以滥用，这恰恰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这是不公正的。托马斯对自己对公正所下定义颇为自得，他说：“上述的定义是完整的公正定义。”
托马斯在概括了公正的基本含义后，又对公正的客观对象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公正要求以客观为根据，实现公平合理，均衡权益。托马斯认为，从社会现实利益来看，它包括个人的私人利益和公众的整体利益，公正要维护社会利益，不是空泛的，就是要具体地维护私人的和公众的福利。这样可以把公正划分为普遍的和个别的两种。普遍的公正要维护的是公共福利，使人的行为能保障和促进公众的共同利益，而不允许破坏和损害公众利益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这就要求人们奉公守法，遵守社会共同的秩序和准则，这就需要以法律来保障，所以普遍的公正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的公正”。特殊的公正是要维护个人的私利，当然这种个人的私利应该是正当的利益，而不是巧取豪夺、非法侵占。特：珠的公正对象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下利益，要求人们尊重和保护各自的应有权利和福利。特殊的公正，还可以具体分为“交换公正”和“分配公正”两种。所谓“交换公正”，是指买卖双方公平合理的交易。其合理性表现在一买一卖买卖自愿，等价交换，不欺诈诓骗，做到货真价实，这里要求“数学均衡”。而分配公正，主要存在于集体和个人之间，这种分配相对于交换公正来说，要复杂得多，既要尽可能照顾到私人利益，又要考虑到公共利益，因而这种分配不是一种等价交换，而是按比例分配，如四六分成或三七分成，不论何种比例，托马斯称之为“几何比率”。公共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很重要的在于集体的领导者，因为集体领导者是分配比例的主要制定者和负责人，他本人首先要有公正德性，并按公正德性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保证分配的合理公平。当个人对集体分配比例感到满意，自愿地接受按此比例分配所得的份额，同意保留的集体份额，这也体现一个人的公正感。总之，公正实质上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公正要求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要求维护别人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托马斯对公正的德性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等以前的哲学家们把公正德性推崇为最佳美德的评价。他引证西塞罗的话说：“主要由于公正，人们才被称为善”，“公正这一德性的光辉是灿烂无比的。”他在注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时，进一步对公正德性的意义作了详尽分析，他认为公正德性之所以受到如此颂扬，是因为公正德性的修养，是受人的理智意志支配，以理智意志为标准，而不是受情感意志所左右。换句话说，要做到按公正德性行事，必须和人性的本质、善的理智相统一，而不是凭感情用事，这本身就值得称道。
同时公正德性，所要处理和解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人幸福。社会公正与否，其标准也在于此。公正德性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所以愈益显出其重要性。他说：“正如亚里士多德这位哲学家所说的，最高尚的德性必然是与他人建立优良道德关系的德性，它无非就是善行这一德性。因此，人们主要表扬勇敢的人和正义的人，因为勇敢在战争中对他人是有好处的，而正义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接着他又说，虽然“勇敢是不太容易的，但毕竟不是最好的，因为它只是在战争中有用处，而正义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用处”。
他对“法律公正”也作了评价，“根据公益优胜于个人利益来说，法律公正本身显示在一切伦理德性中最为突出”。“法律公正最完满的德性，因为谁具有这种德性，不仅可以应用于自身，而且还可以推及他人。”托马斯再次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象比喻来歌颂公正：“公正在所有德性中是最光灿夺目的，既非晚上的北斗星也非早晨的破晓星所能媲美的。”
第三种德性是勇敢。托马斯认为，人之为善，首先要自善其身，然后有善举。善的两方面表现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本性的理智所决定的。因而开启理智最为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理智修养，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就在于它是遵循理智的要求去做的。因为人生在追求善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磨难，而人的意志则直接感受到这些困难、磨难的痛苦，理智是不可遏制地趋向善，理智引导着意志，忍受痛苦，不畏困难，不怕牺牲而勇往直前，这就是勇敢，只要意志服从了理智，人将无所畏惧。“所以，勇敢是人遵循理智的德性”。托马斯又说，有人主张如西塞罗所说的，勇敢意味着敢于忍受任何风险和任何困难，因而无所谓胆怯和冒失。他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勇敢直接受意志支配，而实际上是受理智的使命。理智要求人们的意志行为必须合理，懦弱和鲁莽都是不理智又不合理的意志和行为。勇敢既要排除胆小和怕死的懦弱，又要防止冒失鲁莽的大胆，“如果不胆怯，意志不会背离理智而逃躲危险和困难，所以胆怯和大胆必然是勇敢的直接对象，而危险和困难则是勇敢的间接对象。勇敢好比两种感情的调节者。所以，勇敢基于理智而善于调节胆怯和大胆的一种关注”。勇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二是战斗。坚持和战斗相比较，坚持要更加困难，因为坚持是长期对人的品格意志的考验；相对来说战斗是短暂的，比较容易做到。一般人往往敢于战斗而难于坚持。真正勇敢的人，既英勇战斗，又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成功和胜利往往在最后坚持；反之，在战斗过程中半途而废，将前功尽弃。勇敢的德性既要敢于和善于战斗，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勇敢还需要冒牺牲生命的危险。托马斯对此也展开了讨论。他说：第一，勇敢是不怕冒一般的死亡危险；第二，勇敢是不怕冒战争的死亡危险。关于第一点，托马斯认为，人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应该爱惜生命，因为只有生命的存在，才能追求善，享受现世的幸福和欢乐，而生命的死亡，就取消了生理上的一切的善。而勇敢德性，要求人们不畏惧死亡，因为勇敢是同一切邪恶作斗争，是追求心灵的善，是为实现人性的完美，这是任何生理上的善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与任何恶作斗争，有时也包括牺牲宝贵的生命，但这种牺牲是实践了勇敢德性，使精神生命得到永生，灵魂获得不朽，“所以，勇敢这一德性是涉及死亡的危险”。关于战争的死亡问题，托马斯坚持上述论点，勇敢是坚持道德的善，反对任何恶，不怕牺牲生命。另外，他对战争和牺牲作了分析。有战争就会有死亡，可是为了保卫国家的“正义战争”也是保卫大众的利益，反抗侵害大众利益的邪恶敌人，即使死亡，也是有价值的，这是积大善。“因此，应当承认，勇敢涉及战争死亡的危险。”此外，关于死亡，托马斯还列举诸如为伸张正义而不怕与匪徒搏斗，为了照顾病人不怕被传染等勇于牺牲的行为，都是勇敢德性。“所以，牺牲是勇敢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美德”。值得大力褒扬。
第四种基本德性是“节制”。节制是理智对情欲的合理控制。在节制问题上，12至13世纪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教会哲学中的斯多亚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一切情欲都是恶的，主张禁欲主义。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或也称为逍遥学派，他们认为情欲是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合理地享受合乎理性，因而有节制的情欲是善的。对这两种学派的观点，托马斯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并力图抹煞二者之间的矛盾。他曾解释说，赞同逍遥学派而必须否定斯多亚学派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有人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斯多亚学派的意见和逍遥派是有分歧的，因为斯多亚学派说一切情欲都是恶的，逍遥学派却说，有节制的情欲是善的。的确从字面上看，似乎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如果人们注意双方的意见，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或者只是很小的区别。因为斯多亚学派没有划分感性和理性，因而也没有区分出理性情欲和感性情欲。所以事实上，斯多亚学派说的一切情欲是指不接受理智支配的行动，因而斯多亚学派关于一切情欲都是恶的断言，实质上同逍遥学派关于不受理智支配的情欲是恶的断言，乃是一回事。”
托马斯宣称，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灵魂决定了有理智和意志，而人的肉体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有各种情欲。作为自然属性的情欲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善与恶，关键在于人如何去利用情欲，用得好可以为善，用得不好可以使之为恶。
所以为什么同样为人，有善人恶人之区别，造成区别的并不在于是否有情欲，只要是人都有情欲。那么，人的情欲与人的善恶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托马斯认为，人的情欲归根到底是受理智支配的，犹如灵魂决定肉体一样。当情欲缺乏理智支配时，或表现为畏缩不前，软弱无力，或表现为恣意放纵，无所节制，这种“过分”或“不及”都是恶。当情欲接受理智的指导，情欲就会得到合理节制，有节制的情欲甚至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理智指导情欲有两种情形：一是激发人的勇敢，不怕困难，不惧死亡，敢，于同一切邪恶作斗争，这时情欲是趋向善的；二是合理的节制，当情欲纵情享乐时，理智就会适当加以控制，使情欲不超越人性善的标准，不伤及人的肉体的自然属性，能循规蹈矩，在合乎情理范围内活动。托马斯说，人的情欲有多种，其中最为强烈的是两种．一是食欲，二是性欲。食欲是为了保持个体生命的生存，性欲是为了繁殖后代。其他如视觉、听觉、嗅觉等欲望与食欲和性欲相比较其强烈程度就低得多，而且对于人的生存和延续来说也处于次要地位。食欲与情欲则最容易摆脱理智，难以驾驭，因而需要节制来加以控制。节制对食欲和性欲的控制，是根据理智以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包括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为准则。
托马斯说：“节制把这种生命的必然性作为它享受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享受事物，无非是使生命得以延续。”所以，节制本身也是合乎理性的，也是一种基本的德性。根据这些分析，托马斯强调，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肉体情欲无所谓好与坏、善与恶，作为追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合乎理智的人必须具备节制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