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一规划，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政府退出城镇化相关领域，将自己掌控下的城建类公司推向市场，但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退出了城镇化建设领域，谁来负责整体规划？对于这一问题，周其仁提出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建立一种城镇公司，让其按照法定程序专门负责设计和规划城镇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并且由该公司出面进行招标各类专业公司进行城镇化建设。由于脱离了行政权力的依托，公司必须从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自负盈亏，以“看不见的手”作为规划建设的主导，从而避免“前任投资失误，后任不认账”，以及招标过程中伴随政府主导城市建设而产生的权力寻租等一系列问题。
遗憾的是，周其仁的这些理论并未被采纳。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受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驱动，在没有明晰产权定位的基础上强征农民耕地进行城镇化建设的事情仍不鲜见。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这类行为愈演愈烈，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空城频现，高楼林立的繁华下，根本就没有与之配套的经济基础。河南商城数以千亩的土地被圈占闲置，大约半数以上的楼房并无人居住，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GDP上升了，经济却陷入了重重困境。“以地养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敲响了警钟。
周其仁多次提出要兼顾城乡利益，统筹发展。他主张在土地产权改革的基础上，用经济发展的手段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力主在天津、重庆等一些重要城市进行改革实验，充分发挥经济主导地位，以投资与兴办产业来拉动城镇化。本末倒置的结果只能使权力寻租行为加剧，农民利益受到更大的侵犯。
7．提倡教育学券制
农村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上世纪末，我国完成了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然而教育费用仍然是农村家庭的主要支出，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学龄儿童在偏远山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000年11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考察团到美国加州的罗斯密学区进行教育考察，适逢当地有关教育学券制的政治宣传，考察团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进行了结合长兴县实际的规划申请，次年5月就下达了相关文件，教育学券制得到了施行。
作为农村教育学券制改革的倡导者，周其仁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专程走访了长兴县，并且与时任该县教育局局长的熊全龙进行了深入交谈。
学券制[ 学券制，在中国地区又称为教育券制。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倡的一种资助制度，主要目的在于，在维持政府对教育补贴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 运作方式：（1）政府向家长发出学券，学券金额等于政府每年补贴个别学生的金额；（2）家长自由地选择符合要求的学校，不论公立或私立都可以；（3）家长用学券缴付学费，学校有权收取学券以外的额外费用，有关费用由市场机制自由决定；（4）学校收到学券后，凭券向政府索回现金。根据以上运作方式，好的学校由于生意好，收取较多的学券以及学券以外的现金，因而生存下来。不好的学校因缺乏消费者，最终因经营不善而被淘汰。
]首先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来的，公立教育有着巨额财政拨款的资助，而私立教育相对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教育质量却正好相反，往往是私立教育要好于公立教育。
表面看来，这与常理不符，追究起来却也不难明白，公立教育在享受财政优势的同时也享受了一项重要的资源，那就是家庭相对贫困的学生，他们无力支付私立教育昂贵的学费而不得不选择公立教育。一方面有财政支持，一方面又有生源，公立教育失去了竞争，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也就失去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而私立教育本身就处于不断的竞争当中，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竞争对手取代，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是他们不二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反差，不合常理的现象才习惯成自然了。
正是基于政府投资教育的初衷，弗里德曼提出不要将教育经费直接投资给教育机构，而是以学券的形式发给有学龄孩子的家长，让家长以学券的形式向自己所选择的中意的学校支付教育费用，从而在学校之间形成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
长兴县的做法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在周其仁看来，这有着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
在我国，由于公办占统治地位，学龄儿童几乎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划片招生制度的推行，将学生牢牢拴在了与家临近的学校里，如果不想被学校捆绑，那么就必须支付高额的择校费作为选择学校的资格条件。而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本来正常学费的缴纳已经困难，如果还要交一部分数额不菲的择校费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就出现了张五常所谓的“到餐馆吃饭，付了钱却没有对菜的选择权”这样一种现象。
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这对于广大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在教育资源稀缺的广大农村，依然还存在无法进行自主选择教育资源的问题。
加上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多，子女教育问题随之而来，义务教育免费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才能实现，这让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者长时间与子女分离，出现了孩子只会叫爷爷奶奶而不会叫爸爸妈妈的让人心酸的场景。
周其仁所提倡的教育学券制，如果能普遍得到应用，同时开放教育地区性以及准入限制，对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引入优胜劣汰机制应该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8．主张国有股减持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上就没有企业债券和股票，资本交易市场更是无从谈起。直到1984年，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产生了以债券和股票筹集资金的方式。伴随着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实施，我国的股票流通市场才算初步形成。
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相继挂牌，象征着我国的股票市场开始了新的篇章，逐步走向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一时期，包括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的股票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流通股，即上市公司股票中可以在股票市场进行交易的部分；与之相对的就是非流通股，也就是由国家或法人持有暂时还不能够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的股票。
中国股市股权分置[ 股权分置由来已久。资本市场建立之初，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各级资产管理部门，它们持有的股权叫做国有股和法人股，大约占2/3，这部分股权不能像普通股那样上市流通，即股权分置。
]，即存在流通与非流通两种股票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国有股限于意识形态的约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维定式绝对不允许国有股全面上市流通，可以说，股权分置是我国改革开放特有的历史产物。
这样安排的本意是保护国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绝对控股，同时也担心资本市场无法承担全流通的市场压力。客观地讲，在资本市场建立的早期，股权分置极大降低了国有企业上市所遇的观念碰撞和利益分配掣肘，承担了很好的缓冲作用。但不难发现，这种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导致“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市场供需失衡、企业管理僵化等问题，不仅制约着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对企业健康经营也形成障碍，令市场各方叫苦不迭。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股票全流通的预期日渐加强。但每次有传言或者些许行动要进行国有股减持时，都会带来股票市场的阶段性震荡，一减就跌仿佛成了中国股市基于股权分置的一个共同思维定式。
周其仁认为，这样的现象是“按市价减持”造成的，长期的股市两重天，导致流通股的资本溢价远超非流通股的股票价值，如果按市价减持，股民会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经济表决。很明显，他们认为减持以后的国有股票已经不值进仓的价格。所以，无论再好的形式，只要宣布按市价减持，股票就会应声下跌。
如此一来，国有股何去何从，就成了中国股改必须跨越而又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
对于这一困境，有人提出停止国有非流通股向二级市场公开减持，将部分国有股改由社保基金持有，并由其管理和取得分红收益，另外还可以继续以原来公有对公有的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
对于这一方案，周其仁持不同态度。他认为这种转让只是将股权由一个部门转向了另一个性质接近的部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面对向公开市场减持这一问题，而目前此路又行不通。
周其仁提出单独就国有股建立一个与A股市场不相关的交易市场，同股不同市，同时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个人和非国有机构可以进行国有股交易，发展一个规范自由的股票市场。周其仁的这一方案似乎无人关注。
2002年6月，国务院发文通知停止在国内证劵市场减持国有股，并废除了国内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有关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
2004年1月31日，“国九条”发布，承认了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并表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一问题。
此后，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一直被搁置。一直到2009年6月19日，国务院出台新的决定，要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即继2006年5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新老划断后，凡是在境内证劵市场首次公开上市发行股票的含国有股份的公司，除了国务院特殊规定外，都必须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划转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并且社保基金必须履行原国有股的禁售期义务。
也就是说，周其仁的国有股减持设想一直都处于理论状态，并且直到今天，国有股减持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政策股市依旧存在。
9．人力资本的产权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而不改革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低下、亏损甚至破产，给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早在1979年，老一辈经济学家董辅礽[ 董辅礽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就提出要国企改革就是要让经济企业组织代替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企业组织，放开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我国的国企改革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国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放权让利，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未曾根本解决，那就是国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人的创造性无法发挥。这与国有企业“铁饭碗”的用工机制有着莫大的关系。
周其仁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质量，其中包括心理、态度、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它们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如何使一个企业充满活力，首先就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人力资本。然而，在原有的用工机制下，是非常不利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限制人的流动、限制工作岗位等等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导致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从而出现人力资本的贬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