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总是有种种美好的愿望和构想，然而，现实却不能尽如人意，反而一再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解答，千人千面，没有定论。这就注定“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模式的长期存在，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许多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某些时候，人们连石头在哪里都不知道，何谈摸着石头过河？
新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时，中国和世界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给经济学家带去诸多难题。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级贷款犹如一颗埋藏已久的定时炸弹在2007年轰然爆炸，掀起轩然大波。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在金融危机冲击波中倒下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萧条来临了。
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席卷全球各国：冰岛面临破产；比利时全国陷入瘫痪；百万英国人破产，每户家庭蒸发6万英镑；德国人也未能幸免。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遭受质疑。“与他国相比，中国固若金汤。”德国之声的播音员在电波中不无期待地评论，“中国虽不是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
这样的评价显然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全球一体化时代，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超然物外，“蝴蝶效应”带来的风吹草动可能在一瞬间放大为全球风暴。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并非德国人想象中那么不可动摇，世界经济的连锁反应很快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股市最先摧折，狂跌不止，连带波及实体经济，传至企业界，制造业不断告急。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广东等省份，中小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出现大面积倒闭。浙江台州，5 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 111家，亏损面达20％。飞跃集团资金链告急，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忍痛割让69%的股权，造成企业界巨大惶恐。
中小企业饱受折磨，大型企业也危机四伏。各行各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一方受挫，波及八方。钢铁、煤炭、石油、基建等行业纷纷采取保守的过冬政策，导致整体经济运行疲软不振。
从2007年后半年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步步攀升，形成了官方宣传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从2008年后半年开始，随着经济发展减缓迹象的日益明显，11月，中央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复苏刺激计划。
在此之前，周其仁曾提出“保经济不能松货币”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可以使用多种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但总量绝对不能动，要把着眼点放在加大改革力度上，增长绝对不能靠票子去拉动。货币投放量的增多势必造成下一轮的通货膨胀，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制造业的危机主要源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只要将一部分对外贸易转向对内，中国不但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全球经济的回暖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扩大内需就成为重要的经济刺激方案。
回看2010年后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周其仁的预见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何治理当下的通货膨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央行已经多次宣布加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由原来的2.25%调至3.25%。那么加息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究竟能不能解决通胀问题，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周其仁认为，除了多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相对滞后的汇率机制改革。制造业在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形成了巨额外贸出超，被动在国内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
由于货币具有黏性，可能在短期内集中于个别市场领域而不会迅速在整个市场扩展开来，所以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后危机时代集中爆发的结果。
在物价飞涨之际，各种意见不断涌现，究竟如何治理，周其仁提出价格管制是最要不得的措施，因为管制下的货币会寻找新的出口，最终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通胀问题。他主张应该把经济体内原本不是商品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靠新增的商品和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
除此之外，周其仁还主张调整国际贸易现状，大量进口外国货品，通过国际市场转移一部分通胀压力。
由于本轮通胀始自农产品，所以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农民。周其仁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经济已成为一个循环系统，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对整个经济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周其仁认为，不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升造成了通货膨胀。准确来讲，恰恰是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反映了通胀。现有价格统计体系内，食品所占比例较高，一旦食品价格飞涨，物价指数就会显著上升，因此才造成了农产品导致通胀的认识误区。回归问题本质，真正的原因是货币的供给量增大，导致了各个经济环节的价格上升，农民也是受害者。
市场化明显加深的今天，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任何以偏概全的说辞其实都不足为据。
产权改革干将
秋叶繁多，根却只有一条。在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如今我萎缩成真理。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两千多年前，滕文公询问孟子治国之策，回答中有这么一段，“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所谓“恒产”，用经济术语来表示，便是人所熟知的产权。
今日之中国，产权问题依旧是一扇脆弱的玻璃门。无论改革名头如何换转，抑或经济现实怎样迷离、复杂，抽丝剥茧，所有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有一条明晰的主线——产权。
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产权可谓一切经济活动的土壤，让市场行为有据可依，也让商业经营变得有意义。从本质上讲，人性利己，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几乎都是源于此，所有权则提供了心理保障。很难想象，在一个产权混沌不清的社会，人们怎么可能还有动力去劳动，去进行商品生产、交换。
正因产权之关键，它才成为人们争执不下的焦点，引发种种问题，从而导致产权研究的长盛不衰。
经过2 000多年的推进，中国的现实似乎并没有像孟子预想的那般美好。“文革”时期上山下乡，周其仁置身黑龙江农场，目睹农村经济之凋敝、农民收入之低微、生存之艰难、农业发展之落后，来自大上海的城市青年对国计民生问题有了最直观的感知，产生改变现状的宏愿，并一生为之奋斗。
哲学家喜欢教育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切问题背后都存在遥相呼应的根源。如果把产权问题比做经济本源，那么产权不清导致的经济混乱、商业消极、资产流失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周其仁自称“老土”，与土地亲近的10年，让他洗脱知识分子身上的清高和傲气，变得脚踏实地。大学毕业后，他因缘巧合结识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杜润生，还未毕业就进入农村发展研究所，从而有机会将所学理论付诸实践。
那一时期，下乡考察几乎成为周其仁生活的主题，即便阅读外国刊物，也常常是在考察途中完成。凡此种种，赋予其学术研究十足的现实风格。经济学家历来重视调研，但像周其仁这样推崇实地调查者并不多见。或许正因如此彻底，他才能敏感而执著地抓住产权这条“隐线”。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周其仁并不是一个安心学术研究的学者。他总是被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吸引，期望解开其中的枷锁，而产权视角则成为他攻克难关的一把秘密钥匙，屡试不爽。
对中国落后的现实，尤其是中国农民收入的微薄，周其仁始终无法释怀。海外求学时期，周其仁的研究方向即为产权理论，他希望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发展难题。这种“问题主导”的求学方式，令其思路更为直接简洁。
某些时候，频繁的发言往往带来一种假象，让人们产生错觉，误以为他是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比如他对电信改革、教育学券、农村土地、人力资本等问题的发言就产生了这种效果，使他这个农村经济学者看起来不那么纯粹，有越俎代庖之嫌，被人质疑。
但周其仁总是不屑一顾地把各种非议抛于身后，笔耕不辍，数年间出版了《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等著作。几乎每部书稿出炉，都能引起热议，其中不乏畅销之作。经济学家当中，视角大开大合、触类旁通者并不少见，但如此这般连年高产者委实不多。
在圈子内、学校里，因其不同一般的行为，周其仁得到一个绰号“周奇人”。他对此毫无反感，欣然接受，有时候甚至自得其乐，拿来调侃一番，显得童心未泯。身在香港的张五常对这位同行敬重有加。张五常素有狂生之称，让他看上眼的人寥寥无几，对周其仁却相知恨晚。
有趣的是，张五常和周其仁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是在初中毕业后中断学业，都没有接受高中教育，都有7年的劳动生活。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理解周其仁。有一次，他这样说：“打猎也是农业，但比种植或饲养更刺激精彩。其仁打猎，每天在荒山野岭奔走50公里（我是坐着下钓的），有期望，锻炼了耐性，激发了好奇心。”
一时保持新鲜感并不困难，难的是时常保持探索事物的好奇心。在这一点上，周其仁与张五常有相同之处。
1985年，周其仁从一位朋友处偶然获得一本小书，很快被其观点吸引，爱不释手。这本小书就是张五常的《卖橘者言》。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乃是张五常的研究特色，周其仁品读良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借由张五常，周其仁又对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产生兴趣，后者也是尊重现实世界的学者，甚至将现实中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 “黑板经济学”是指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过于抽象，不能解决实际经济（社会）问题。罗纳德·哈里·科斯曾把西方20世纪初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如同闭门造车。行为经济学家和科斯一样，从反思和革新“黑板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崭新道路。
]截然对立，令周其仁甚为佩服。
周其仁常这样教育学生，“要知道，事实有了，观点是可以批量生产的”，“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唯一的实验室”。在他眼中，正处于转型期的庞大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提供了最直观的研究案例，调查、解读、研究这些现象，恰恰是了解国家转型变迁的便捷通道。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调研，足迹遍及乡野与城镇、田间和企业，掌握大量一手资料，鞭辟入里，观点往往一举切中要害，屡试不爽。
周其仁把自己摸索的这套治学模式称为“经济解释”。不同于传统的“理论研究”和备受追捧的“经验研究”，“经济解释”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作，正像周其仁评价张五常时说的，除非足够固执，否则不可能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在经济理论和现象之间来来回回。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真理总是蕴涵在现实之中，发掘方式有很多种，而最直接的却只有一个。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在诗中写的，“枝叶繁多，根却只有一条。在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如今我萎缩成真理。”也许只有当人们足够成熟，才能如此沉静地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