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埭孙和徐毓楞两位教授共同开设的《经济学说史》受到广泛好评。两位先生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早期经济学雏形讲起，一直讲到剑桥学派马歇尔“均衡价格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可谓旁征博引。厉以宁对这门课颇感兴趣，但是觉得经济学理论流派丰富、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把握，于是另辟蹊径，将授课内容编织成提纲，沿着教学内容主线，参阅《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条目来落实要点。这样，通过不断的积累，厉以宁对经济学发展史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内涵有了更为精准的把握，这为厉以宁未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时，经济系学生全部住在未名湖北岸的全斋，住宿和上课都在燕园，因此厉以宁有很多时间去北大图书馆读书，几乎上完课就一头扎进书海，手不释卷。很快，他便引起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 梁思庄，梁启超次女，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的注意，原来厉以宁涉猎非常广泛，阅读西方文献时每遇到问题，就跑到工具书阅览室查阅资料。
梁思庄非常好奇，因为一般情况下，经常翻阅工具书的都是高年级学生、研究生或者是教师。通过与厉以宁沟通，梁思庄得知个中原因，不禁对这个年轻人喜爱有加。由于厉以宁并不太熟悉工具书的使用，梁思庄给了他悉心的指导，特别是百科全书的使用，这让厉以宁受益终生。厉以宁至今还记得她的一句教诲：“要学会用大百科全书，这是做学问入门的捷径。”
在工具书的辅助下，厉以宁学习效率迅速提高，这让他腾出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专业学习之外，厉以宁萌发了研读外文著作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英文、俄文著作的翻译。
在北大的4年中，厉以宁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文稿。他与好友赵辉杰共同翻译了《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篇较为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在编译过程中，厉以宁敏锐地认识到当时在农村所实行的土地归集体、农民集体劳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病，这种平均只能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而不能给广大农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系专业课中，有一门是《国民经济计划》，由罗志如[ 罗志如，四川省江津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钻研智力系数、统计学，攻读寿命统计。1929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又转学心理派的社会学和社会调查。193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派的社会学和社会调查，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继而赴苏联、瑞士考察。回国后，历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员、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50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其主要论著有《统计表中之上海》、《生命表编制法》、《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批判》、《凯恩斯主义》等。
]先生主讲。厉以宁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罗教授介绍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理沙德·兰格 [ 奥斯卡·理沙德·兰格，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论战中他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搞得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地位，并自愿退出这一学科。他的兰格模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体系，他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计划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把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方面，著有大量经济学著作，去世后进行了国葬。
]的理论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很多关于西方学者和兰格论战的资料，所以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思想有更为宏观和清晰的把握。由于表现突出，厉以宁被任命为这门课的课代表。罗志如先生对他悉心栽培，经常把英文书刊借给他阅读，使其思路顿开。
正是从这时起，厉以宁开始对兰格理论进行探索，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 现在看来，兰格理论对厉以宁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影响。
北大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校训，得以避开复杂的政治环境，保持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不被教条主义和政治运动左右。此外，学校大师云集，经济系更是汇集马寅初、陈岱孙、陈振汉等大批杰出的经济学人，丰富的学术思想交织碰撞，令人如沐春风、心向往之。在这样的氛围中，厉以宁惜时如金，不断学习，使知识体系更为完善、经济学认知日趋成熟。
经过4年耕耘，1955年夏，厉以宁从北大毕业，他期望从事经济学理论以及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正当踌躇满志的厉以宁准备在经济学舞台上大显身手时，一段插曲让这位北大骄子沉寂了很久……
4．在经济系资料室的那些年
厉以宁毕业时满心期待，期待着为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贡献微薄之力，谁知却被分配到北大经济系图书资料室。这份工作轻松有余而激情不足，并不是厉以宁那样的年轻人所喜欢的。
对于厉以宁进资料室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来自外面的传言，据说厉以宁当时认为自己口才不是很好，不适合教学岗位，经济系鉴于他在读书期间就从事过西方文献的翻译工作，就将他分配到图书资料室，从事图书资料的编译工作。另一种说法则与当时的国家形势息息相关。政治运动的热情开始激荡，理想主义的光芒消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喧嚣归于平寂，知识分子纷纷钻进书斋，不问世事，明哲保身。
虽然这份工作与其初衷相违，但厉以宁并未因此而感到失落，相反，他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和学习中。早期院系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与现在不同，管理员除了管理图书借阅之外，还要从事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编译工作。这部分工作庞杂、枯燥，但意义重大。面对资料室内收藏的大量外文著作、期刊、论文，厉以宁就像初到燕园一样，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
转眼到了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如洪水来袭，全国55万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厉以宁的老师陈振汉、罗志如、徐毓楞等几位教授起草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激烈批判。
其实，那篇意见书所提出的主张，在4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学生厉以宁也因“同情”右派观点而挨整，并且被罚坐冷板凳——在北大经济系的图书资料室工作长达20年。然而时过境迁，去追究这里的功过是非显然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
现实吊诡让人不免失望，一片喧闹声中，厉以宁置身资料室，反而有了难得的清静。时间流逝，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开始自己创作。当时，北大经济系有一个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很受人们欢迎。鲜为人知的是，其中90%的稿件是由厉以宁一人编写的。这份工作是胡代光教授为厉以宁争取的，他后来曾感慨地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事实上，经济学领域的创作，厉以宁早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52年，他曾经在当时重要的财经报纸《经济导报》上发表题为《波兰经济的新面貌》的署名文章，对经济学理论初窥门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计划经济的部分优点，而对其弊端，厉以宁还没有认识到，后来他谈及此事还自嘲幼稚。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厉以宁译著达到几十部，他还翻译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学论文，譬如波良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惠勒的《美国自动化经济问题》以及后来的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
翻译经历为厉以宁积累了珍贵的经济学史知识。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参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这让他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有了深入了解，同时也使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学成果对于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参考价值，并使得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现象中所蕴涵的问题有了准确的把握，这为改革开放后他所提出相关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1962年之后，整风运动暂时平息，北大教研风气日盛，厉以宁结合几年研究成果先后发表《1933年以前美国政府反农业危机政策的演变》、《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判》等重要论文。他本来想沿着这个方向对美国边疆学派相关理论作进一步探讨，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来临，作为斗争的对象，厉以宁的家被查抄，包括上述文章在内的许多手稿、笔记丢失，他在这方面的探索被迫停了下来。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厉以宁的经历。“文革”中，一开始他就被造反派认定为“牛鬼蛇神”大加批判，他数次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这种生活一直伴随他到1972年。
与此同时，由于妻子何玉春在辽宁鞍山工作的原因，使得1958年结婚的厉以宁与妻儿两地生活达13年之久，可以想象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对经济学的执著。
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中国逐渐兴起，厉以宁认识到其重要意义，率先开始研究，因此可以说厉以宁是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最早的践行者。这段经历为日后他提出著名的厉以宁“非均衡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12月，在凛冽的寒风中，何玉春带着孩子到他被监督劳动的地方——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团聚，虽然条件极差、物质匮乏，但这让久经磨难的厉以宁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厉以宁携家人随着北大的大批教师回到北京，虽然大部分教师很快回到了大学，但他和妻子仍然被分到大兴劳动，4个月后才回到北大。之后4年多的时间他并没有正常工作，而是被派往京郊各县继续劳动和接受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回到学校开始正常工作。
20年的磨难，20年的思索，这段充满悲情的经历让厉以宁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他结合自己的经济学积累，开始了新的思考……
5．从三尺讲台到改革前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特别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迎来了春天，也让厉以宁迎来了他事业上的春天。
1979年，厉以宁走上北大讲台，先后开设《西方经济学概论》、《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专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十几门专业课程。学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他很快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清华、人大的很多学生也慕名而来，几乎堂堂爆满。后来，为解决课堂座位不足的问题，不得不采取“票证制”，凭票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