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处处报以这种道德憧憬，不如以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去做假定，只要有一个“小人”，那么在进行经济研究和制度设计的时候就要以对待“小人”的标准进行。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只要放过了一个“小人”，而这个小人的丑恶行径因为制度的缺失而没有得到惩罚，那这种丑恶就会进一步泛滥，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人人争先作恶。
五千年华夏文明，君子仁义之论滔滔，我们不自觉地将道德的假设强加于人。多少个封建王朝，我们都期待着一个圣君带我们走向太平盛世，但是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
樊纲坚持客观立场，敢于直言的做法让争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通过网络交流和沟通日益方便，网络也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2006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媒体上肯定了群众通过网络言政对政府工作的重要参考意义，几乎同时，樊纲跳出来进行反对，称“网民不能代表民意”。樊纲认为民意是指大多数的社会低层次人群的意见，而这群人是被排除在了网络之外的。整天上网的人，或多或少都会代表某些利益团体的声音。所以，“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
逆势而上，樊纲的言论立刻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并与其之前的“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言论相结合，网络文章频出，嬉笑怒骂的口水征讨，大有“生吞”樊纲之势。
众家立场不一、观点不同并不奇怪，也可能只是樊纲的言论没有归于主流的意识当中。也正是因此，作为经济学家，樊纲在纷繁复杂、荆棘丛生的舆论大潮中一直坚持着独立的观感才显得那样难能可贵。
6．收入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对平均的分配理念，从“万元户”到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富豪排行榜，标志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同时也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或译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在我国逐年攀升，早在2000年就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继续上涨。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最富有的一部分人和最贫穷的一部分人之间的收入比例差距，已远超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拉大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从经济学角度看，改革开放与收入差距的矛盾正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二者是相伴相生的。
樊纲认为，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几乎不存在太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但同时经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现在收入差距的拉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樊纲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即使没有腐败、特权等政治问题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它几乎是与制度转型孪生的，所以才有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严格来讲，人们所不能容忍的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自然产生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因为贪污腐败的制度缺陷所产生的贫富分化，这才是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腐败是因为公权太多，也正是暴露的腐败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制度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要想限制腐败，就必须要限制公权，有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不能避免腐败的产生，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有条件搞腐败”的人太多。对此，樊纲也提出了自己的对策，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权力重回民间，厘清政府角色，搞好定位，把属于市场的东西还给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寻租的机会大大降低。如果不搞好政府职能转换，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同时，樊纲也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本身就是各方面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要用发展的方式去解决遇到的问题，不能就问题谈问题。
樊纲认为收入分配不均衡，国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国企员工工资差别较小，但是权力差别较大，有些权力的控制者可以进行公款吃喝等个人消费，所以从收入分配上讲，国企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
樊纲还对与收入差距相关的贫困问题做了分析，认为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用绝对的生活指标进行衡量的贫困，是一个静态概念；而相对贫困则是以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相对速度较慢。用这两种贫困的概念解释收入差距问题，樊纲认为相对贫困并不可怕，因为绝对量是上升的，相对的量差还有利于增加竞争，提高社会效率，另外对于相对贫困的遏制，政府还可以出台比如遗产税、所得税等调节手段。他最担忧的就是绝对贫困的大量出现，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身上，他呼吁国家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以防止曾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走向绝对贫困。
对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等问题，樊纲认为农民不太可能成为绝对贫困的群体。但是要想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只有让绝大多数的农民脱离农村，变成城镇居民，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也才可能进一步加快，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此外，这也是解决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项重要举措。
又是一次逆潮流而上，在大呼产业升级的今天，樊纲却保守地钟情于低端的制造业发展，引来不少非议。
7．炮轰郎咸平
2004年的“郎顾公案”将一个经济学者引入了人们的视野，并逐步变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名声大噪。他就是被冠以“国有资产守护神”、“中国民营企业教父”等一连串美誉，知名度堪比影视明星、几乎家喻户晓的香港自由经济学者，号称“郎旋风”的郎咸平。郎咸平以其犀利的语言风格、对各种社会现象直言不讳、充满个人色彩的评论和抨击深得内地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学生的喜爱。
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制造业的弊病，已经不再为制造业大国而骄傲。走向制造业强国、发展高科技的呼声日渐高涨。
郎咸平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产业链理论”，并将之形象地概括为“6+1理论”[ 郎咸平的“6+1”产业链理论：“6”是指：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而“1”则指的是产品制造。“1”挣不了钱，“6”才能挣到钱。
]。郎咸平用供应链价值工程的分析方法，将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分成7个增值环节，由高到低分别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这几个环节的价值是逐渐减少的。按照郎咸平的划分不难看出，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生产制造不仅最脏、最累，利润也最低。他举了“芭比娃娃”为例系统说明了他的理论。
在产业链的分工当中，美国占了高端的6项，而中国只占了生产制造一项，中国制造出来的芭比娃娃卖给美国的价格是1美元，而美国商店出售的芭比娃娃却是9.9美元，美国通过产业链优势掠去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而中国的制造业最终只不过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
以他的产业链理论为基础，郎咸平解释了中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更提出了如此低端的劳作对人才的漠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大学生，如果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中国必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产业链战争”中一败涂地。
郎咸平的观点显然与樊纲大力提倡制造业的思路相左，樊纲认为中国现在除了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外，必须要把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阶段，发达国家固然控制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我们国家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产业链价值”的小头。但正是这些低端的制造业，由于其劳动密集的发展特征，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为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提供了条件和就业保障。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合资和自己技术创新的方式，沿海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也在逐步完成产业链的“上游整合”。与此同时，发达的沿海地区还可以逐步将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中西部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结合我们当前的国情，大力发展制造业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关于制造业所持的不同观点仅仅是一种学术的不同声音，还不是两人的正面交锋，但是足见两个不同背景、不同经历和体验的经济学者看问题所持的不同角度。樊纲无疑是本土经济学者的代表，而郎咸平则更多地带有旁观者的色彩。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订单纷纷缩水以致大量倒闭，失业人口增加，出口转内需的任务紧迫。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就业压力，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经济增长措施，提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11月，计划一经公布，社会上的唱衰之声就不绝于耳，其中以郎咸平为主要代表。他认为4万亿的救市计划如果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是一锤子买卖，方向错了，钢筋水泥堆积起来的GDP并不是真正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他的提议，政府应该把4万亿的投资用于帮助民营经济的发展，促成民营制造业的产业链升级，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
此言论一出，樊纲便火药味儿十足地进行了回击，称：“一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批中国经济哪里哪里生病了，其实他是不懂宏观经济学。”他虽然没有具体指出“一些经济学家”是谁，但很明显矛头直指郎咸平。
在樊纲看来，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也是为以后经济的发展打基础的。
可能对于有些地区来说，尤其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效率短期内很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基础设施的先期投入，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从长远来看，对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