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经济学者，属于最早意识到计划经济弊端并公开批判的那一批人。他和另一位经济学者顾准[ 顾准，上海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第一次提出应按照价值规律发展国民经济，对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构成挑战，为保守派所不容。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市场规律与行政管控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但却是最引人瞩目的一次，围绕经济体制问题，日后经济理论界还会出现数十次论战，而这一次，令吴敬琏终生难忘。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张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孙冶方成为批判的对象，随后升级为猛烈批斗，他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因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期间，作为理论上的反攻，吴敬琏、陈吉元与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显然是在针对孙冶方所言的价值规律。
如果说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形势所迫和理论分歧，那么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吴敬琏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还无意中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已有经济理论的机会。
1969年，林彪下达备战“一号命令”。中科院各学部响应号召，全体人员集体下放，经济所所有人员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6年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五七指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两年后，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开办农场，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并定名“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毛泽东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吴敬琏与另一位“老右派”顾准被分到了同一个排里。
检举“五·一六分子”[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在北京地区兴风作浪。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狂叫：“《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这个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期间，曾经的革命青年吴敬琏成为被揭发和批斗的对象。一次，有人向组织告密说，自己曾让吴敬琏帮忙修理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便有了“偷听敌台”的罪名，隔三差五就被批斗，最多时一天会被斗三四次。
这场空前大批斗中，经济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成为“五·一六分子”，其中很多人因为不堪忧愤而自杀。羸弱的吴敬琏不肯低头，他“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最终挺了过来。从此，经历劫难的吴敬琏开始对时代产生质疑，并与“同病相怜”的顾准逐渐亲近起来。
思想上的碰撞常常令人茅塞顿开。此时的吴敬琏尽管怀疑，但仍存有幻想。顾准尖锐的提问捅开了厚茧：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顾准所提的问题正是他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它们敲碎了吴敬琏心中的硬壳。他开始跟随顾准一起，以另一种更宽广深远的视角思考国计民生。
每当前行遇阻，人们便回头期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屡屡遭受命运捉弄的顾准决意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他摒弃了孙冶方等人所持的修正观点，以大历史的眼光，从古希腊一路溯流而下。在其指引下，吴敬琏思路顿开。从息县到明港，再到北京。顾、吴一直保持思想上的交流。每过一段时间，两人便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和见闻，在对历史的不断梳理和思考中，现实的答案呼之欲出。
1974年秋天，贫病交加的顾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前，他在病床上交代遗嘱：把自己遗稿中“有关希腊城邦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顾准还提到狱中的孙冶方，并嘱咐一旁的吴敬琏：“他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当天夜里，顾准睡过去后再也没有醒来。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把他推进阴冷的太平间，然后骑车回家。他先是一言不发，然后号啕大哭，经久不止。
顾准去世后的第二年，4月的一天，坐了7年牢狱的孙冶方突然被释放了。车把他拉到熟悉的经济所，孙冶方打开门，面对前来迎接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说：“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可是当吴敬琏向他转达顾准的致意时，他眼中的光华骤然散去，沉默良久。
吴敬琏还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他对孙冶方说：“我代表周叔莲[ 周叔莲，男，1929年7月生，江苏省溧阳市人。经济学家。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顾问、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荣誉顾问。著作有《论经济管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周叔莲文集》等。
]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冶方大度地扬扬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对孙冶方观点的认同意味着吴敬琏否定了之前的计划经济理念，这是在顾准影响下自我反省的胜利，但吴敬琏甚至比孙冶方还要彻底，当后者一遍遍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试图修正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时，他已经意识到一条路走到了尽头。
3．路线之争
时代悄无声息地推进演变，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既兴奋又忐忑。
1976年的一个秋天，吴敬琏骑车走在三里河的一条大街上。经济所的同事胡瑞梁迎面过来，将他拦下，对着他的耳朵，难掩激动地说道：“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已经47岁的吴敬琏与老胡相拥而泣。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四人帮”的倒台令人燃起新的希望。是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 于光远，男，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著作有《我的教育思想》、《“文革”中的我》等。
]联合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在经济理论界掀起按劳分配的大讨论。尽管经常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但此时的吴敬琏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对这个刚走出政治斗争的国家还缺乏把握。他和当时的中国，都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此路不通”。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市场社会主义为苏东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并成为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探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受苏东正在进行的市场走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开始关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可供借鉴，学习东欧模式盛行一时。人们很快发现，东欧模式尽管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本质上仍未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
茫茫黑夜，中国去往何处？一时间无人能答，经济学家们希望到西方“取经”。送走东欧的同人后，经济所的几位学者得到批准，到西方学习经济学。
已经53岁的吴敬琏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寻找兴国良策。吴敬琏怀着经济改革的诸多疑问，投入到艰苦的学习中，希望用西方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寻出一条出路。7个月后，当他携带一套崭新的理论回国时，经济改革已行至微妙的十字路口。
时值改革路线的第一次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何种经济体制。当时的语境下，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但之前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发展似乎只有采取市场经济，这显然与政治体制有悖。一时间，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马洪[ 马洪，1920年生于山西定襄，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和副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5年至1993年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4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因病于2007年10月28日逝世，享年87岁。
]、周叔莲和张卓远等“改革派”决定重提“商品经济”，刚刚归国的吴敬琏应马洪之邀参与撰稿。
1984年10月，“商品经济”的提法出现在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结果令马洪、吴敬琏等人兴奋不已，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他们很快有了新的焦虑。
脱胎于“计划”的中国经济带有很深的历史烙印，一旦不受约束，容易走向过分开放的另一个极端。1985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毛病犯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日趋明显。吴敬琏等经济学者迫切需要找到病根，对症下药。
表面看来，物价飞涨的原因在于“价格双轨制”[ 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指的是对同值的标的物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这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特殊产物。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价格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第一次是生产资料，第二次是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第三次就是现在面临的资本市场的价格双轨制，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格与流通股的市场价格的并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