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这种喜悦中时，杨小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它很可能成为我们日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刚跨进21世纪的大门，杨小凯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让国内经济学界为之一惊，这与众不同的观点很快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讨论。
2000年12月，杨小凯应邀到国内著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进行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中国经济的“后发劣势”观点，他引用沃森的研究成果，说明落后国家由于起步晚，很多东西可以照搬发达国家，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和工业化方面的模仿，而另外一种是制度的模仿。
由于落后国家的建设几乎处于一片空白，可塑性比较强，所以起初的阶段，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的模仿会达到飞速发展的效果，而制度模仿会触及到很多的既得利益，所以说落后国家往往会两者相权择其轻，也就是去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实现经济初期的腾飞，但是这样会给日后的发展留下很多的后遗症，甚至可能使社会产生重大动荡，从而毁掉整个改革的成果。
杨小凯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初期阶段，他举了国外的一些例子，如18、19世纪的法国、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模仿发达国家的时候就出现了由于其专制政体引起的后发劣势。同时，为了证明他的这一论断，他还举了一些制度和技术并行的例子，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说明只有制度建设与技术模仿并行的国家才可能有“后发优势”。
不愿意触及既得利益，只进行技术模仿的国家只是“图一时之快”，最终会给以后的发展埋下 “隐形炸弹”。
此外，杨小凯还以中国的部分行业为例说明了后发劣势正在由隐性变为显性，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该市场设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这就给中国的股市烙上了深深的“官办印记”，最后不仅没有因此救活国有企业，还使股市时刻保持着政府干预的色彩，市场化严重不足。
杨小凯的这种逆流而上的言论自然不会为国内官方主流的经济学人所容忍，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作为一个最典型的代表，站出来对“后发劣势”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是不是要完成像欧美那样的宪政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下能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林毅夫认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只要培养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这种“后发优势”是可以持续的。他还列举了前苏联“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爆发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达24 000％，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边缘。受聘于危难之际，萨克斯提出一整套整顿措施，譬如紧缩金融政策、压缩政府开支、放开价格、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消除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的例子说明宪政改革先于技术发展同样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的停滞，所以他得出市场经济的发展跟国家政体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林毅夫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声音，更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的声音，因为杨小凯的观点本身就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挑战。
作为一个深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规则的经济学者，杨小凯提出这样的观点，更多体现的是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关心，这份爱国之心的表现和写下为自己招致灾难的文章比起来，更增添了几分理智的内涵。
在杨小凯提出这个观点已经十余年后的今天，改革所遇到的制度阻力能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内进行消解，将直接影响今后我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不管对与否，杨小凯的声音都应该像警钟一样长鸣于世人耳边。
6．“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病，我们太渴望拥有它了，这个奖项也因此变成了一颗明星，遥遥地挂在天际，等待着某一个炎黄子孙去摘取。
严格来讲，我们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才刚刚30多年，现在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大部分都是“舶来品”，即使有所创见，也是用现代西方经济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改革发展，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确属鲜见。
也正是因为如此，杨小凯所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成为了华人经济学领域的一颗颇为耀眼的明珠。
曾因为把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而填补经济学领域空白的杰出成就而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布坎南对杨小凯的理论极为推崇，并对杨小凯的理论进行了解释。
布坎南认为杨小凯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说明了即使在所有相关方面完全相同的人们之间，基于专业化选择的交易仍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比正统新古典均衡理论模型内涵更加丰富的均衡概念。因此，2002年与2003年度杨小凯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所以杨小凯被认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者”。
把目光从那些耀眼的光环上移开，让我们看看这位经济学者是如何一步步开创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吧。也许，在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就不会再沉浸在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遗憾中了。我相信，杨小凯的在天之灵也一定没有因为这一遗憾感到不安。
经历了长达10年的牢狱生活，杨小凯出狱后已然到了而立之年，这是人生的悲剧。但正是这个悲剧让杨小凯产生了超越个体意识形态，通达全人类的学术普遍理论的思想转变。
那本费尽周折才进入监狱的《资本论》为杨小凯开启了经济之门。劳动分工这个基础而伟大的概念曾因其自身在理论上的难以逾越性而被抛弃，对知识的渴求让杨小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杨小凯的人生转折与大字报密不可分，因为一张大字报而获罪，同样是一张大字报，因为写有“把价值论数学化”的词句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在狱中深入学习数学的动力之一。这两种巧合在杨小凯的前半生种下了因缘，而成果之花却在20多年以后绽放。
分工的数学化打开了他通向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大门，这是根植于杨小凯一片爱国赤诚之上的。
出狱之后，由于政治问题的束缚，他旁听了数学的课程，有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机会。怀着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心愿，他翻译了一些国外的教材，还亲自编写了《数理经济学初步》、《控制论的经济应用》等几本教材。
这几本教材虽然只能算是杨小凯数理基础与经济积累的牛刀小试，却给他带来了结识邹至庄的机会，也迎来了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的机遇。一个没有完整读完中学的人，却拿下了世界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也因此有了之后的一系列成就。
在这一连串的巧合之下，是杨小凯个人坚定的意志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恒心，而主导这一切的精神动力，恰恰是他心中作为一名中华儿女的“根”的归属感。
有人说杨小凯错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遗憾，这不是一种没有得到的自我安慰，而是因为在一种如此厚重的归属感面前，一个舶来的奖项的吸引力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困顿的精灵
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被我推上去。
——歌德
刚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警告，杨小凯就病了。2001年8月底检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晚了——肺癌晚期。这位命运多舛的经济学者再次被判了刑，这次是较之有期徒刑更为严重的“死缓”。
这个一辈子都在无畏地进行战斗的勇士在精神上有些难以支撑了，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他需要一个人来安抚他的脆弱，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累了，一直的坚强让他透支了自己的意志，更透支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倒下，他的经济事业刚刚步入繁荣，他需要继续下去，他还想壮大他的经济队伍，更深刻地思考他的经济问题。
正如歌德所言，“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被我推上去。”最后的岁月，杨小凯似乎要把所有思考出的结果都留在世上。他到世界各地去传播经济学理论，出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刊发《百年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并组织了数次超边际分析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学生的眼里，杨小凯是一位良师，更是一位坦诚和平易的朋友，作为一名教授，他身上更多的是农民般的朴实和真诚。在最后的岁月里，杨小凯对待学生更像是父亲对儿子一样关怀他们的命运，他常常跟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关心他们的研究进展，并且对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
2004年7月7日，一生充满苦难的杨小凯停止了思考，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
听闻此事，历来对华人经济学界不屑一顾的张五常感叹道：“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机遇，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