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提出，世界各国的农业都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农场式经营方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单位传统经营方式，都体现着农业的这一基本特征。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农村需要一个相当于城市来说更加宽松的居住环境，这也就决定了农民住公寓式楼房肯定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
农场式的经营方式需要有地方养猪、养牛、养鸡、养鸭，我国目前的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也需要有一定的场地来放置农具、化肥、饲料等农业必需品。一旦搬入了楼房，公寓式的住宅会给农民的农业劳作带来很大的障碍，一方面是集中建设起来的公寓离农民劳动的土地距离增加，不便于到田间地头劳作；另一方面，楼房的集中性不再允许每户都有一个独家的小院，不仅家庭小养殖无以为继，农具的放置也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有些地方的农民刚搬进新公寓的时候喜气洋洋，感觉自己终于跟城里人一样住上了楼房，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问题，甚至要求搬出新的居所，回到原来的那种居住环境中去，这些都可以说明对农村进行盲目改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陈锡文主张在建设的过程中不破坏农业发展固有的规律，他在农村住房方面的态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观点。
这几年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废止了农业税的征收。这一举措标志着在我国沿袭两年余年的农业税制的终结，也反映了我国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彻底结束了以前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服务的格局，还顺应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惠农趋势。不仅如此，从那以后，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补贴也逐年增加，让农民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惠，共享了改革成果。农民由原来几乎是改革“局外人”的角色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轨道当中，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之路做好了又一坚实的铺垫。
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的农村发展道路还有很长。
现在已经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在参与中央农村经济政策制定的同时，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长远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是当今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陈锡文在这方面态度非常鲜明。
7．严守耕地红线
国务院2006年~2020年的全国土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长期规划目标，这一规划旨在确保作为一个有着全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但是对于这一提法，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主要观点是认为这一做法，尤其是对耕地红线的划定限制了土地供给，这样会助长作为土地供应下游的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最主要的是进一步引发房价的上涨。
从现实中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靠近城市的耕地一旦变为建设用地，收益肯定会远远高于其作为耕地时的农业劳作所取得的收益，这也成为社会上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唱衰“耕地红线”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这样的看法，陈锡文认为，首先应该分清楚土地和耕地的区别，我们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耕地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房子的建设不一定非得以占用耕地为先决条件，山地、丘陵等许多不利于耕作，不能够种植庄稼的土地都可以“种房子”。所以，陈锡文建议多到山丘、丘陵地带去盖房子，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不要占用我们的耕地。他还举例说欧洲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建设有很多山城，其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耕地。
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被忽视，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不需要自己去保证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陈锡文对这种观点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虽然我国最近几年的贸易顺差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政府算得上一个“有钱人”，但是对于粮食生产这样一个关系国人生计的问题，国际上众多国家都把它当做是一个国家战略安全问题来对待。所以，如果要到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有钱能不能买到你需要的粮食。
以小麦为例，一旦中国敞开了进口小麦的大门，那势必会导致国际粮价大涨，中东还不要紧，因为那里相对也比较富裕，但世界上那些相对较贫困的国家呢？这无疑是在助长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另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的买家，不管到哪个市场上进行粮食收购，卖方都会抬高价格，这在经济上也是一种损失。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绝对不能靠国际市场去解决，这跟有钱没钱是没有关系的，它关系着我们13亿人的吃饭问题。陈锡文也因此强调，在国内必须要保证粮食需求基本自给。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大力进行粮食生产，确保中国粮食安全，从短期来看，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从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是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
陈锡文的观点与高层决策者的观念暗合，从一个更为广阔、高远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角度确保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吃饭安全问题，更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可耕种的土地。钢筋混凝土的发展模式之下，如果没有饭吃，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守住一片耕地，我们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希望。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为了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不惜以各种名目超出国家规定的数量进行土地征用，而现实中的土地非法占用处罚力度又相对较小，甚至于存在一定的“定罪盲区”。这种行为不仅侵占耕地，影响粮食安全，还由于土地的占用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产生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8．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伴随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而生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城镇化的方式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变为城镇居民，这两者看似对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些学者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如果这一点做不好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前功尽弃。所以，城镇化问题随之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锡文认为，在我国实行城镇化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转移出来这样的初衷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合理规划经济布局，加快中小城市发展，为农民的转移提供更多的条件。
我国人口基数很大，即便是有70%的人都变成了城镇居民，留在农村的人口绝对数还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绝对不能忽视，要使农民共享改革的成果。
对于城镇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占用农民耕地的矛盾冲突问题，陈锡文认为相关方面的法律缺位或者有法不依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违法占地这样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的行为，在我国的法律当中有关违法占用土地行为的界定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徇私舞弊”的前提。对于违法占地这样一个事实很容易确认，但是不是因为“徇私舞弊”就难以查清了。即使经过立案侦查，最终确认是因为徇私舞弊而违法占地，最终该官员的罪名也会转移到贪污上去。所以这条法律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造成违法占地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到2008年，国土资源部进行了力度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有上千名官员因此获罪，但是土地违法案件时至今日仍然是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陈锡文所谓的法律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当年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的诱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就是人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到了城市的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地方出台了“两换”政策，也就是拿农民的宅基地换房子，拿农地换社保。
对于这种情况，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持否定态度，陈锡文更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在人为制造不平衡。按照法律规定，宅基地和承包地属于农民的个人财产，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用自己的财产去换取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各地方政府可谓是花样翻新不断地推行着城镇化之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火暴，前几年的“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得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建成并出售的，是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陈锡文认为这种做法具有严重“违法”性质，所以“小产权房”必须叫停。
很多人对此不是很理解，认为中央的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人们住便宜房的意愿，也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小产权房”开辟了新的住房市场，并主张将这一经济行为合法化。陈锡文表示，农地农用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小产权房”很多是将其他用途的土地用做了盖房子，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也跟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耕地红线精神相违背。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被挤出了耕地的农民，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维系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所以“小产权房”必须叫停。但是同时，他也表示应该保护盲目购买了“小产权房”的消费者的利益，希望政府酌情进行考虑和照顾。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延伸，陈锡文还主张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土地规划政策，专地专用，只有贯彻了这一根本的用地“大纲”，才能使违法用地的情况得到遏制，也才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不被侵害。
不能再对不起农民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有时像黄金一样，总是沉于河底，而那些像牛屎一样浅薄的东西，却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
——培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的喧哗，被后来者视为浮躁。很多时候，那些真理被表面的繁荣遮掩，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像培根大声咒骂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有时像黄金一样，总是沉于河底，而那些像牛屎一样浅薄的东西，却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
中国的经济问题复杂多样，非一言可蔽之，然而剥茧抽丝，总有线索可循。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可见农业是社会的根基，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数千年农耕传统的国度，农业更是重中之重。但现实却令人感到遗憾，农业和农民的权益频频遭受侵害，虽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农业的现状还是令人忧心忡忡，无法释怀。
很多经济学家着眼宏观经济，歌颂称赞GDP神话，为重工业、新兴经济摇旗呐喊，而农业固守者的身影却异常少见。在这种环境中，陈锡文的存在让人们对农业保存了一份敬畏之心。作为一名一直参与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三农专家”，陈锡文的全部学术研究都在服务于中国的农村问题。
从一个政策的研究者、建议者到制定者、决策者，陈锡文时刻牵挂着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利益。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建议，再到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他以国家长久发展战略和农民利益的保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和决策工作，在我国农业改革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陈锡文曾经说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能否认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在所有产业中是最弱的一个。”自始至终，陈锡文都坚定地站在这个最弱的产业立场上，为之呐喊、为之谏言、为之掌舵。
最近几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民权益纠纷层出不穷，作为官方的经济学者，陈锡文身份敏感，言论屡屡引发诸多猜想。表面看来，他那里发出的总是一些官方的声音，但是从其有些时候略显无奈的表达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隐含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不能再对不起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