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十四大即将开幕。吴敬琏希望借助这次大会确定“市场经济”的提法和地位。这年的4月和9月，他连同李剑阁[ 李剑阁，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士。1990年参加吴敬琏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他们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提出了中国进一步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时序安排和配套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末，李剑阁被朱镕基指定为经济智囊团的一员，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关停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帮助把握经济重组的方向。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一直很高，于1991年、1997年、2001年三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曾与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合作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中国问题。
]等人，两次写信给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写进政府报告。
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至此，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宣告结束。吴敬琏这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承前人之功，携同人之力，最终把改革推进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5．改革的守护者
1992年，改革卸下枷锁，翩然前行。已经62岁的吴敬琏迅速成名之后，又很快投入高度紧张的观察研究中，为刚刚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空前混乱的状态，亟待理顺。邓公南方视察激发了改革热情，使一度停顿的经济又高速运转起来，但受本已紊乱的经济环境制约，改革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很快便出现膨胀的趋势。
由于侧重点不同，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改革派认为，经济“不热”，而保守派则认为“已经过热”。但吴敬琏看来，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不热，不能一概而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张调控。作为主管经济的决策者，他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反而太热了。所谓不该热的，一个是基础建设投资，另一个就是股市。朱镕基采取严厉手段，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重压之下，过热势头很快得到遏制，到秋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一半，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大幅跌落，通货膨胀的压力倏然减小。
中国经济在政策的反复间动荡、反复。经过数年的调整，决策层也意识到只靠“单兵突进”行不通。199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采取“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与吴敬琏的整体改革思路不谋而合。
从1994年开始，整体配套改革在金融、财政、外汇、税务、社保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经济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运行十多年都不曾膨胀。
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关于国企改革，当时站主导地位的思路是放权让利。其最高实践形势是承包制，即把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部承包出去，允许私人经营管理，所有权仍属国家。
对于国企改革中放权让利的思路，吴敬琏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企业改革的出路是充分市场化的公司。单靠经营模式上的细微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企现状，唯有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让生产资料在以公司为单位的市场中自由流通，才能推进改革进程。1993年，吴敬琏与钱颖一[ 钱颖一，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执教清华之前，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
]合写《关于公司化》一文，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这个建议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间接促使《公司法》在1993年底通过。
从1994年开始，中央政府按照《公司法》在全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到年底，正式确立31家试点企业。但形势并未随之好转，反而滑入深渊。1995年后，国企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相关数据显示，国企亏损面超过40%，负债率高居不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每当改革遇阻，保守势力便会重新抬头。随着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反对的声音又悄悄传出。1997年3月的两会期间，原本不允许散发材料，有人却违规发放指责国企改革的文章。一篇四处散发的文章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非但没有强化国有制，反而使它的比重不断下降，至于国企改革更是一种渐进式的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进入深水区，势必会触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作为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蕴藏大量不为人知的非常地带。保守派为固守已有利益，企业承包者也因为获益不菲，势必要阻挠国企公司化进程，为此甚至不惜全盘否定改革。
1997年2月，邓小平在北京去世，改革派失去最大的靠山。中国何去何从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经历过多次政治斗争的吴敬琏对形势已有明确的把握。为保住改革成果，他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建言信。针对国有制比重下降导致社会性质变化的观点，他在信中提出：“只要国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随后，吴敬琏等人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倡导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辽宁考察国企的朱镕基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脱困”改革策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吴敬琏隐约意识到，中央高层似乎已经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因此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他大胆地指出：“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想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最后，他还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促使改革力量壮大，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一周后，“十五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减少，不会对社会性质构成影响。江泽民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彻底平息，国企改革得以深化。这正是吴敬琏乐意见到的。
6．呼唤法治
随着改革的进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年近70岁的吴敬琏对此忧心忡忡。
在1997年的那封建言信中，吴敬琏曾把国企改革的命脉维系于分配制度，寄希望于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而非以国有经济的多寡来区分政治形态。不幸的是，现实完全背离了他的设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国企改革势必会涉及利益调整。这期间，一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方式处置国有财产，或将其归于自己名下，或售与他人，以致国有资产大幅流失，私人财富隐秘且迅速地上涨。
吴敬琏很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早在1988年，他就引入“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概念源于经济学中一个解释特定腐败现象的重要理论，即寻租理论。“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像物质形态的土地、产业、资本那样，在这里，权力也被物化了，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增值环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
]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转型期社会某些官员利用政治便利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而“官倒”的盛行恰是这一概念的真实写照。
1998年夏天，亚洲金融风暴正当其时。吴敬琏与另一位经济学家汪丁丁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被刊登在当年第11期的《财经》杂志上。在这次对话中，吴敬琏第一次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霸占和垄断社会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权贵资本主义”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这一名词。其“权贵资本”，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霸占和垄断社会财富。用吴敬琏的话说，即“原来掌握权力的人可能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己有”。
吴敬琏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另一个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前者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后者则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和忽视的现象。关键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把损失降至最低。
随后爆出的官商丑闻更加重了他的担忧。厦门远华案牵出700多名干部，江西副省长胡长清与广西省委书记成克杰因贪污下狱。面对变形走样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警告：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去，未来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言犹在耳，中国股市陷入疯狂。
市场引入了资本，活跃了经济，但也刺激了贪欲和私利。在那个全民炒股的年代，人们被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所刺激，变得血脉贲张。而神话的背后，“内部消息”张扬放肆地蔓延。这场扭曲的财富盛宴中，权贵仍是低调的主角。作为“庄家”，他们通常是“内部消息”的直接受益者，非法聚敛财富的同时，极大扰乱了市场秩序，而蒙受最大损失的往往是不明真相的中小股民。
众所周知，内部交易对经济健康百害无一利，股市伎俩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直到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证券市场的波谲云诡才被公诸于众。
媒体的披露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底线。权贵资本采取种种手段，试图捂住即将被揭开的黑幕。与此同时，各种声音扑面而来。对峙之下，人们期待听到经济学家的声音。然而，后者却集体失声了。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三缄其口之际，吴敬琏挺身而出，支持媒体揭露，并直指股市潜规则：“对于另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会把它（证券市场）看做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而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