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6）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为无法突破而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我曾一次次地试图突破自己，但都一次次地失败了，最后使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就是那部改编成四十四集电视剧的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一天傍晚，一位个子不高、穿一套黑西服的中年医生，又来找贺玉磨叨离婚的事。贺玉不在，他就跟我讲起他的坎坷一生，讲到伤心处竟然抱头痛哭，最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活活毁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你跟周法官说说，让我离了算了！”
恰恰是这句话给了我灵感。
回头我对贺玉说：“你就给他离了算了，一个好端端的人活活摽在一个疯子身上，一辈子多痛苦啊！”
贺玉却说：“你不懂法律，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要没有其他监护人，其配偶不准离婚，避免给社会造成麻烦。”
我知道作家是靠感情亲近世界，而法官却是靠准绳去衡量世界，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简·爱》里的男主人公就因为妻子是精神病，所以一直不能解除婚约。
但我却想：一个好端端的人一辈子活活摽在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身上，这就符合道德、符合人性吗？
当然，这个令世界法学专家都感到两难的问题，绝非我一个小作者所能弄明白的。
一连几天，我脑海里总是响起那位医生说的话：“我这辈子活活毁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
我见过不少疯子，也听到不少疯子的故事……
在佳东银行时，经常看到一个头上弄得花花绿绿的疯女人，一见到女的就恶狠狠地说：“你想把俺家刘再福抢走啊？没门！”有一天，她把两个四五岁的儿子扔进松花江里“游泳”去了。后来，人们经常看到她老实巴交的丈夫坐在江堤上，呆呆地望着江水……
一位女友对我说，她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疯丈夫的检查，如果在内裤上发现异样，就逼迫她交代跟谁发生关系了。晚间睡觉，他把她的手绑在他手上。睡到半夜，她经常看见丈夫手拿菜刀恶狠狠地盯着她……
贺玉的二妹也是精神病。贺玉的三个妹妹都是下乡知青。大妹返城后回到双鸭山，可是，相爱八年、供他上完大学的男友却偷偷地跟另一个女友结婚了。大妹伤心欲绝，心灰意冷。我费好大劲把她从双鸭山调到佳木斯，帮她找了一个不错的爱人。大妹和小妹都返城了，唯独剩下得过中耳炎的聋二妹仍然留在农场。
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二妹农场打来的电话……
我赶到农场，只见二妹披头散发地坐在铁柜上，用手指着周围的人，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有枪，就把你们通通都毙喽！”原来，她卖冰棍少了两块钱，领导说她贪污了。她突然精神失常了。
一向随和的二妹变得十分凶狠，动不动就要杀人。她来我家，我赶紧把刀和剪子都藏起来。一天中午，一个朋友来家里跟我小声说了几句话，朋友一走，二妹就指着我鼻子凶巴巴地说：“张雅文，你把我给你的台布还给我！”
我只好翻箱倒柜找出发黄的桌帘还给她。她到棚子里找出一瓶汽油倒在桌帘上，划根火柴就在桌子上点着了，吓得我急忙抓起呼呼冒火的桌帘扔进泔水桶里，她却一脚把泔水桶踹翻了。
二妹早早就死了。但我经常想起她可怕又可怜的样子。
于是，我想写一篇有关精神病人的小说。
我到精神病院去体验生活，听到许多精神病人的故事，看到那些狂躁型、抑郁型、妄想型等各类病人的种种表现。但我不想写男人，男人毕竟比女人有力气。我想写女人，想写一个美丽、善良的山里姑娘，饱受疯丈夫的摧残和蹂躏，日夜盼望着能逃出魔掌，最后跟着外乡来的小木匠逃跑了。可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自身的蒙昧与无知……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要写大山里的姑娘，其实是在写我自己，在写我的母亲和姐姐。她们虽然没有生活在疯子手里，但我忘不了母亲和姐姐站在山顶上眺望山外的情景，忘不了她们渴望走出大山的眼神……
创作这部小说时，我调动了好多生活积累，也调动了我的全部创作激情。我以小兴安岭山区为背景，把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把主宰我家几代人的神秘锣筷都写了进去，写到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性的冲突与困惑，写到一个山里姑娘对爱情、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觉醒……
在主人公山杏跟第三个男人发生关系时，我写道：
“她并不感到羞怯，也许是趟过了两条男人河的缘故，也许是那羞怯早被疯鬼作践光了。可是，他却是童子鸡，没下过女人河。当那洁白如玉、像云像雾像山涧溪流般的身子袒露在他面前时，他突然呆若木鸡，一动不敢动了。是她拽过他，他才用柞木棒似的手指像捉蝈蝈似的，向她的身子悄悄地伸过去……末了，是她拉着他走进了这条女人河，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诱人的，也是毁人的，世上多少人都毁在这人人都走过、人人都享受过、人人都咒骂过的世界里……”
当山杏跟第四个男人发生关系时，她才第一次尝到爱情的愉悦。
“她觉得那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心与心、灵与肉的交融。那种交融像甘露一样，流遍了她的每根神经，浸透了她的每个细胞，使她整个身心完全融化在一片不能自已的迷雾之中。那一刻，她一下子明白了几年云雨之路未能明白的道理——有爱情才有幸福。”
当我写到山杏被疯丈夫家人找到后，她不得不面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审判时，这样写道：
“此刻，她不再感到痛苦，就像又死过一回一样。命运再次把她扔到淬火池里，再淬一次火，是软是硬，是曲是直，由她自己选去，这就是命。
她回到了无名屯，于是，寂寞难忍的无名屯，又掀起了一股旋风。她家门口，又像过去一样永远候着三个活物，一人一孩一狗。不过，狗老了，孩子高了，疯鬼疯得更可怕了，问她：‘你是谁？是俺老婆就进屋跟俺睡觉！’”
写到这里，我哭了。
中午吃饭时，我跟贺玉讲起山杏，又情不自禁地哭起来。
贺玉忍不住笑我：“你说你呀，明明是自己瞎编的，还哭啥？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后来一到吃饭他就逗我：“哎，咱们今天是先吃饭，还是先哭呢？”
是的，故事是我瞎编的，但山杏在我心中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是我给了她生命，给了她灵魂，也给了她无尽无休的苦难……
我在创作许多作品过程中都哭过。我明明知道是虚构的，是我自己瞎编的，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爱动感情，我拿我自己也没办法。
在创作这部《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小说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晚上，贺玉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哎，我收到一封有关你的匿名信……”
“不可能！”我以为他又在骗我，他经常开玩笑逗我。我这人好糊弄，经常上当。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他拿出一支手枪对准我脑门说：“哎，这是我新买来的麻醉枪，打上二十分钟就能醒过来。我给你来一枪试试怎么样？”
“别别别！千万别开枪！”我惊恐地大叫起来，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坏良心了。
“那我自己来一枪试试！”说着，他就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别别！千万别胡闹！”我的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枪口吐出了一串火苗，原来是一只打火机。
还有一天早晨，我看到窗台上放着两只茶杯，茶杯上套着两只袜子。我问他这是干啥，他一本正经地说：“别动，昨天去野游我抓回来几只蜜蜂，看看它们怎么酿蜜？”
我信以为真，心想，他还挺有闲心呢。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别动，你爸要看蜜蜂酿蜜呢！”
儿子瞅一眼空杯子，说了一句：“才不是呢！”
原来贺玉新买来的袜口紧，套在两只茶杯上撑袜口呢。
但这次却是真的。这封信至今保存在我的资料中。
信中写到：“周贺玉同志，你想知道你爱人张雅文每天中午跟谁约会吗？去市政府四楼××房间调查一下，你就明白了。”落款是：一名关心你的同志。
我感到很吃惊，并非因为这封匿名信，而是贺玉。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问他。
“当时你写《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正在兴头上，我怕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那你去调查了吗？”
“你整天头不梳脸不洗，像丢了魂似的写你小说，还用调查吗？”
听到这话，我感到鼻子一阵发酸……真的，这样的男人不要多，一辈子遇到一个就知足了。
贺玉说：“如果我去调查，不正中这个家伙的诡计吗？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跟你闹，闹得你写不下去东西，他就达到目的了。”
是的，看着这斜斜的、有些面熟的字迹，我想他肯定在等着看我和贺玉的笑话呢。可惜让他失望了。我和贺玉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哪是几句胡说八道所能搅黄的，贺玉哪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男人呢……
对这部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我充满了希望，希望它能一炮打响。
我带着稿子专程跑到北京，来到我最钟情的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社，找到一位曾去过佳木斯组稿的资深老编辑。老编辑非常热情，看完稿子，跟我谈了大半天，还留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可是，当我走出老编辑的家门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的心也像这瓢泼大雨一样……
多年后，这位老编辑一再对我说：“雅文，我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没有帮上你。当时总觉得你的作品还差那么一块……”
是的，这正是我最痛苦的。
后来，这篇《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集，收入《西天有片殷红的血》《活着是多么美好》《此情与谁说》等四个中篇。该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我把全部生命都押在文学的赌桌上，但是，上帝并不会因为我的执著与付出而垂青我。有些东西，就像一个先天得了软骨症的孩子，不是靠后天努力所能弥补的。我发现，当别人说我不行时，我不服，我可以用一辈子的志气来证明自己。当我自己真正认清自己时，那才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陷入了创作以来最漫长、最痛苦、最艰难的爬坡阶段……
创作以来，我喜欢写小说，也喜欢写报告文学，不过，大家都说我的报告文学比小说写得好。我想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报告文学作家。可现在，我想写报告文学，却找不到好素材；想写小说，却发现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之后，不会写小说了，一写小说就像写报告文学似的，激情有余但冷静不足，缺少小说的空灵与含蓄，语言显得直白而张扬……
我开始失眠，变得心浮气躁，经常莫名其妙地跟家人发脾气，害得全家只好看着我的脸色行事。我整夜趴在桌子上，写完又撕，撕完又写，清晨扔出去一堆废纸。深夜，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就跑到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着万家灯火一点点地熄灭，直到贺玉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一想，真是对不住家人，尤其对不住贺玉，让他跟我受了那么多不该受的烦恼……
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沉浸在痛苦的追求之中，听凭心在低吟，灵在哀鸣。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自豪，却又为寻不到突破而苦恼。我就像一匹瞎马，整天在森林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为每一丝阳光而兴奋，却又为每一片乌云而低泣。茫茫之途，我找不到出路，只有我的心灵在向我的心灵哭诉……”
可我再痛苦，也不敢跟别人说，怕人家说我江郎才尽，怕人家说我完蛋了，写不出东西了。
我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无数次地问自己：你在文学的金字塔上到底能爬多高？三层、五层，还是七层、八层？你到底有多大的天赋和才华供你使用？
有一段时间，我干脆不写了，拼命读书，读《百年孤独》《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一条军规》《第三次浪潮》……总之，国内外流行什么我就读什么，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不管读什么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我几次跑到哈尔滨找《小说林》编辑阿成，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名，向他请教如何写小说。
我俩坐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一杯清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告诉我，写小说要不动声色，要娓娓道来，就像你面前坐着朋友，你给他慢悠悠地讲故事一样。他说他背过字典，案头总是放着喜爱的小说，每天反复读。
有一次，阿成把他的老师韩大年先生也请来了。韩大年先生是中学教师，文学功底很厚。我们三人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就着几碟小菜，从下午三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他们讲着，我则瞪着一双并不年轻、却像小学生似的眼睛，贪婪地听着，认真地记着……
后来阿成告诉我，韩大年先生出门之后说了一句：“你看吧，张雅文早晚能冲出来。”
几年前，齐齐哈尔市的编剧郭大彬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在太阳岛办戏剧创作班，天很热，守着松花江却没人下水。我问几位第一次见面的男编剧，去江边游泳好不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于是，我迅速穿好泳衣出现在几位男士面前，他们却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后来，一位编剧告诉我：“当时，我们几个全被你给镇住了。郭大彬说了一句，你看吧，这小女子今后只能在咱们之上，而不能在咱们之下。”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一股劲头……”
我也问过阿成：“大年根据什么说的，他又没看过我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