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率部渡湘以后，洪秀全、杨秀清除督率大军在城南抵拒敌人的进攻以外，在主动攻城方面，改以挖掘地道为主要战术。道州、郴州一带有大量煤矿工人投效太平军，挖地道系其长技。太平军挖掘地道的情况与敌人的对策，据光绪《善化县志》记载说：
贼连日夜于魁星楼城外金鸡桥挨城一带攻凿地道。城内穴地埋大缸瓮，令瞽者伏听，于闻锄镬声处迎掘冲破，灌以秽水，熏以毒烟。但虑防不胜防，向军门复派邓副将所辖镇筸兵、瞿腾龙所带兵勇入城游巡，以备不虞。（光绪《善化县志》卷三十三，《兵难》。）
在后期的长沙战役中，太平军所挖地道几十余次，虽大多数被敌人采取上述办法所破，但挖掘成功、火药迸发、城濒于破者亦有四次：
10月30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陷南城。敌人人心惊惶，长沙协副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于民房，其所部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参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请将副将清德交刑部治罪片》。）
11月10日，太平军于南城西边挖地道轰城，城身轰裂四五丈。太平军乘势扑城，呼声震天。此时城内敌人慌张奔逃，势如鼎沸，兵勇也纷纷脱去号褂往北城逃窜。但由于敌副将邓绍良等督兵在缺口拼死抵抗，未能破城。
11月13日，长沙南月城外地雷迸发，尘雾迷漫，太平军乘势冲杀，但不巧遇着逆风，烟火不向敌人，敌总兵和春及江忠源等拼命抵拒，未能破城。
11月29日，长沙南城被地雷轰塌八丈余，太平军大队抢城，敌副将瞿腾龙等率众反扑，未能破城。太平军退出缺口后，敌人乘势追击，但太平军早有准备，伏兵炮发，杀伤敌人百余名。（参见《张大司马奏稿》、光绪《善化县志》、《粤匪犯湖南纪略》。）
（九）太平军安全移营转进
此时，太平军进攻长沙已经长达八十天之久，军中的粮食虽然得到河西的接济，但是所控制的地区究属有限，究难长期支持数万之众。十一月间，洪秀全在长沙南门外制造了玉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乃决定乘此士气振奋和水陆洲战后敌军丧胆的时机，移营撤长沙之围，另图发展，于11月30日夜全军冒雨渡河，与石达开部会合转进。太平军为了保证安全撤围，一方面派人假意向敌人告密，声称太平军正对准天心阁挖掘地道，使城内敌人惶然戒备，不复注意城外太平军的行动（参见《江忠烈公行状》。）；另一方面又于全军渡河以后，派出小队向湘潭方向南行，迷惑敌人，大队则西北向直趋宁乡、益阳、岳州，开始了进攻武昌的新阶段。
太平军撤围之时，长沙城内外的敌人既未发觉，在河西直冲广西提督福兴的营盘时，福兴也根本不敢过问。第二天，长沙的反动头目发现太平军已经转进，一方面庆幸自己保全了首领；另一方面又无耻地捏造战绩，欺骗主子，奏称什么由于"官兵"四面围截，翼王"石大剀"亦经"歼毙"云云。（参见潘颐福：《东华续录》咸丰十七，十一月初九日己酉谕内阁录罗绕典等奏；《张大司马奏稿·兵团沿途截杀窜贼片》；《太平天国史料》"中外记载"之二《大事记》载徐广缙奏。又，《粤氛纪事》卷二："据奏称，官兵四路围截，歼其坐轿之逆首伪翼王石大剀及夺获太平印，皆张虚捷也。"）但这一番鬼话不久就被主子拆穿了。两个月后，咸丰皇帝见到向荣的奏报上又有石达开的名字，就亲笔向奴才提出质问："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向荣奏稿》卷一，《进攻武昌贼营并筹办各情形折朱批》，见《太平天国》，第7册，28页。）
二、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之检讨
综观太平军进攻长沙八十一天战斗的事实，我们可以检讨这次军事行动的得失。
（一）进攻长沙决策的正确性及初期军事部署之失当要分析这种得失，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进攻长沙是当时太平军既定计划范围以内的行动，还是偶然的、节外生枝的行动？有人根据某些记载，认为太平军在1852年6月克复道州以后，内部曾对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有过争论：一部分人主张从道州越都庞岭到灌阳，仍回广西，而杨秀清则主张"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这条路线得到洪秀全的赞同而确定为太平天国全军的战略原则。这个争论可能是有过的，然而，在道州是否确定了"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原则，却还不能只根据一两种记载就下断语。关于太平军从什么时候起确定"以金陵为家"的思想的问题，文字资料颇多不同的记载，这里不能详论，但我们如果撇开各种传闻之辞，从太平军的实际作战过程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明显事实：太平军在广西进攻桂林三十二天，在湖南进攻长沙八十一天，都是在攻城不克以后始撤围转进，而自攻克武昌沿江东下以后，则直捣南京，沿江之地皆弃而不守。这说明"专意金陵"的思想，实自1852年底或1853年初以后始确定下来。太平军在攻克武昌以后，内部对于今后的动向仍有分歧意见和争论。据被敌人所俘的太平军战士自述，当时杨秀清主张自武昌东下南京，而"女贼卞三娘"则主张"取道荆襄入河南踞中原"，由于争论剧烈，卞三娘"愤言不用，遂他走"（ 李滨：《中兴别记》卷五。又见《盾鼻随闻录》卷二，《楚寇纪略》。）。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谓"欲取河南为家"（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作"欲取湖南为家"，此据《忠王自述》影印本校改。按李秀成此句前后文为："攻城（长沙）未下，计及移营，欲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直下湖北。"就文辞内容看，当时太平军尚在湖南境内，要去河南，还隔着一个湖曾国藩以意度之，将李秀成亲书"河"字窜改为"湖"。"欲取河南为家"一句，可平军长沙解围以后的打算，也可能是指攻克武昌后内部争论中的一种倾向，由于李事匆忙，前后次序有所错乱。），即反映了当时太平军中确曾有这种主张以及确曾有过这种分歧。自武昌东下以后，这种分歧还未最后解决。李秀成说，攻克南京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 "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句，《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本）作"欲往河南，取河南为业"，此据《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校改。）。由于杨秀清不同意，才确定以金陵为家。（《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肤；否斫头颅。"（《太平天国》，第4册，736页）据此，定都天京以后，路线的争执，仍未结）由此可见，太平军在道州时，并没有最后确定"略城堡，舍要害"直趋南京之事。我们在评论太平军进攻长沙的决策是否正确时，首先不应该以事实上不存在的"专意金陵"的既定标准，来非议它是一种节外生枝的行动。
进攻长沙不但不是偶然的行动，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既定目标。太平军退出全州时，就准备从湘江顺流而下直取长沙，只是因为在全州永州之间的蓑衣渡受到挫折，才未能实现。后自永州折而南克道州时，清廷估计太平军仍要东北攻长沙。（参见潘颐福：《东华续录》咸丰十六，七月初三日辛亥谕内阁。）后来太平军攻占郴州，清廷的判断和太平军被俘人员的自述，都表明太平军的目的在于直扑长沙。（参见同上，七月二十四日壬申谕军机大臣等。又《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常大淳奏》。）太平军在进攻长沙以前就已经显露出来的这种计划，说明进攻长沙，并不是临时的过境性质的行动。
太平军确定进攻长沙，当时是有它的理由的。比起广西，湖南的物力要富裕一些，可以支持大军的作战。1852年前后的数年间，湖南各府州县遍地是群众起义的火焰。1847年新宁有雷再浩起义，乾州有苗民的武装抗租斗争。1849年新宁有李沅发起义。1851年宜章有王萧氏等、桂阳有朱幅隆等起义。1852年郴州有刘代伟等起义，浏阳有周国虞、攸县有谢友百、巴陵有晏仲武的起兵。1853年初曾国藩开始办理团练之时，长沙、宝庆、辰州、岳州、澧州、永州、衡州、桂阳州等各府州所属各县，到处都是"成群结党，啸聚山谷"的起义群众。太平军如果在长沙立定脚跟，必可大大促进当地武装起义的发展，扩大革命力量，而当地起义群众也不致此起彼落，被清廷及地主团练各个击破。从长沙旁略四川、湖北，进一步取河南为家，命师北伐，也有相当有利的条件。总之，太平军当时如果在湖南取得了胜利，以后的战事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局面。我们在分析长沙之役的得失时，对太平军决定进攻长沙这一决策的性质和合理性，是应当首先加以阐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