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
本文旨在探讨汉宣帝即位后，面对“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如何在倚重霍氏家族势力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同时，推行各项政治措施，从而逐步结束“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成就“中兴”基业的过程。笔者认为：宣帝谨慎处理与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安抚诸侯王、重用中书、重用外戚和培植亲己势力等政策的推行，其目的就在于扩张皇帝的权威，结束“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政治格局，而“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的终结，又为宣帝有效发挥君主权力，开创中兴基业奠定了前提。
一、“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与宣帝初政时的对策
自武帝托孤以来，霍光家族势力逐渐滋长，遂成控制朝野之势，在昌邑王的旋立旋废和宣帝的拥立之后，霍氏家族势力已膨胀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皇帝个人的权力和整个皇室的势力却受到极大的削弱与压制，这种政治格局，时人用“禄去王室，政由冢宰”（《汉书》卷七四《魏相传》。）一语来概括。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霍光家族成员分据朝廷各要职。宣帝初立之时，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外孙女为皇太后，霍光子霍禹任中郎将，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霍云为中郎将，霍光长女婿邓广汉任长乐卫尉，女婿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未央卫尉，中女婿赵平任散骑都尉、光禄大夫，女婿金赏任奉车都尉，女婿任胜为诸吏中郎将羽林监，霍光姊婿张朔为给事中光禄大夫，霍光群孙婿王汉为中郎将。其二，宣帝朝廷中许多重臣或出自霍光门下，或与霍氏家族关系颇为密切。如杨敞曾“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后擢任大司农、丞相；蔡义曾“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后任丞相；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霍氏旧人”，后任太仆；张安世“光亲重之”，后任车骑将军；田延年“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霍光重之”，后擢任大司农；丙吉任大将军长史时“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任宣曾为霍光子霍禹故长史，后任太中大夫；史乐成（《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载“爰氏肃侯便乐成”，师古注曰：“《杜周传》作史乐成。《霍光传》作使乐成。今此云姓便，三者不同，疑《表》误。”此从“史乐成”。）因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任少府。其三，一些皇亲宗室成员也为霍光所用。《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刘交传》附《刘辟彊传》载：“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刘辟彊子刘德，后复任宗正。霍光之所以要重用刘辟彊、刘德父子，就是要联合“可用”的宗室势力，与上官父子、桑弘羊等权臣、燕王、盖主等宗室势力一争高下，以巩固自己“摄政擅权”的地位。刘辟彊能任守长乐卫尉，刘辟彊、刘德父子先后任宗正，刘德妻死后，霍光欲将女儿嫁给他（《汉书》卷三六《楚元王刘交传》附《刘德传》载：“（刘德）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足见霍光对其父子信任之深。刘辟彊受霍光重用时，年逾八十，不久便作古，未见有什么回报霍光的重大政治作为。然而刘德却不同，他任宗正丞时，“杂治”刘泽的“诏狱”（《汉书》卷三六《楚元王刘交传》附《刘德传》前载刘德“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后载刘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前后相乖。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六《汉书》云：“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曰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钱氏注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狱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而后者曾勾结燕王旦反对昭帝与霍光。任宗正后又“杂案上官氏、盖主事”，“数责以（盖长）公主起居无状”。刘德之所以能“杂治”刘泽诏狱，之所以敢“杂案”盖主和上官氏事件，显然出自对霍光“知遇之恩”的回报。因为上官父子、盖长公主与霍光积怨久深，在双方的权力争夺中，刘德是拥护和支持霍光的。据《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可知，昭帝死后，霍光决定立昌邑王时，派四人前去迎接，即：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在群臣联名奏废昌邑王时，乐成、丙吉、刘德均在其中。在确定迎立宣帝时，“（霍）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由此可见，宗正刘德为废昌邑立宣帝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足以说明，刘德父子不仅为霍光所用，而且关系十分密切。刘德曾被武帝赞为“千里驹”，显然为皇亲宗室中大有见识之人，而在当时君主孤弱，皇权受到威胁之时，他亦为霍光所用，想必还有一些皇室成员亦为霍光所驱使。
宣帝即位之时，年已十九岁，虽说他对霍光扶植自己登临大宝一事怀有感念之情，但他毕竟已经具备了亲政的能力，并且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要求。但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不得不终结“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即位后的宣帝面对如此政治现状，如何处理与大将军霍光及其“党亲”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局能否稳定，实际上也关系到宣帝自身的安危。与宣帝年龄相仿的昌邑王在霍光的扶植下登上了皇位，由于昌邑王未能正确理解当时政治形势，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草率布置铲除霍光势力的计划，结果被霍光抢先下手很快将其废黜。（参见张小锋：《霍光秉政及昌邑王的立与废》，载《新亚论丛》，2003（1）。）“殷鉴不远，宣帝不能不谨慎行事，以免重蹈刘贺覆辙。”（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载《史学月刊》，2000（5）。）《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大将军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卷六八《霍光传》亦载：“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人们不禁要问：霍光真会心甘情愿地“稽首归政”吗？宣帝果真不想亲政吗？笔者认为，霍光的“归政”仅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已，其目的在试探宣帝即位后的政治动向，倘若宣帝流露出不利于他专擅朝政的政治企图或准备采取相应措施的话，霍光同样会像对付昌邑王那样，抢先下手，将根基浅薄的宣帝废黜。李源澄先生认为：“（宣帝）即位之初，亦几蹈昌邑王覆辙，虽史无明文，而可以参验以明之。《宣帝纪》：‘本始元年，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非宣帝即位霍光即归大政也，盖其前之政令一出于宣帝，霍光不能堪耳……其时大权久在霍光，宣帝虽谦让委任，其心必不能平。以张安世、杜延年、丙吉诸人调和其间，故未致于复行废立之事，此可以想象而知。”（李源澄：《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载《文史杂志》，1943（9）、（10）。）霍光之归政，实由太后之归长乐宫一事而引起。自选立昌邑王至宣帝之立，皇太后驾临未央宫主持政务。《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载：“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宣帝纪》载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皇太后归长乐宫”。“归长乐宫”即意味着太后“省政”的结束。显然，太后归长乐宫实由“政令一出于宣帝”所导致，这意味着霍光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对此，霍光不能忍受，于是以“归政”之举来表明自己的不满。宣帝在透彻理解当时政治形势后，才“谦让不受”，仍让霍光主持政务，这种“谦让”仅是宣帝敛其政治锋芒的韬光养晦之举，而绝不是宣帝之真意。一旦宣帝羽翼丰盈，便绝不会再将政务“委任”于霍光。
面对霍光的“归政”举措，宣帝不仅“谦让不受”，而且还进一步加以封赏，这与昌邑王刘贺即位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的举措截然相反。《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元年）大将军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前将军龙雒侯增、太仆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谏大夫宜春侯谭、当涂侯平、杜侯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后将军充国为营平侯，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少府乐成为爰氏侯，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赐右扶风德、典属国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鸿胪贤、詹事畸、光禄大夫吉、京辅都尉广汉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
从这份封赏诏令中不难发现，所封之人大多为霍光“党亲”，或与霍光能够和睦相处者，说明宣帝的这次封赏用意不仅在“褒有德，赏元功”（《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更为重要的用意则在安抚霍光等人。“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②事实证明，宣帝对以霍光为首的朝中大臣的尊崇和优容，对当时政府机构成员的安抚和继续任用，获得了他们的拥戴，从而使根基浅薄的宣帝终于能够稳坐在龙椅宝座上。这种对霍光等权臣的谨慎态度和正确措施，也是宣帝避免重蹈昌邑王覆辙、从而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宋超先生认为：宣帝的做法是极其高明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但在君臣表面上和睦相处的背后，则是对霍光谨小慎微的提防。（《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当然，作为一个有为君主，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上，宣帝不可避免地要伸张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不是一味地尊崇和优容，如元平元年的“立后”事件，便是其一。《汉书》卷九七《孝宣许皇后传》载：“（许）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后为暴室啬夫。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广汉同寺居……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倢伃。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倢伃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余乃封为昌成君。”对于宣帝“诏求微时故剑”的这段文字，学人多从宣帝不忘旧恩的个人情感的角度去考察问题，这种理解未能体察宣帝此诏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宣帝“诏求微时故剑”，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情感问题，而是极具深意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是宣帝以巧妙方式抑制霍氏势力的再度扩张，保证帝权不致沦为后权附庸的无声抗争。事实上，霍光废立昌邑和拥佐宣帝，都是以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头衔完成的，这首先表明了后权高于一切（包括皇帝和所有官吏），而实际受益者为霍氏家族。宣帝以诏求“微时故剑”表明自己拒纳霍成君的政治立场，是不愿继上官太皇太后之后再出现一个能控制后宫的霍皇后，从而掣肘自己的施政。“立后”事件的结果是：大臣屈从了宣帝意愿，最终许倢伃被立为皇后，然而霍光又以许后父许广汉“刑人不宜君国”为由，阻止了宣帝借为许广汉封侯赐国一事来培植亲己势力的企图（此年，许广汉仅获得了“昌成君”的封赏而已。），在“立后”和“封国”二事上，可以说宣帝和霍光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愿望，但两人同时均作了让步。若单从宣帝的立场来考察问题，“立后”事件的成功和“封国”事件的受阻，使宣帝更为清楚地认识了霍氏势力笼罩朝野的政治现实，从而在处理与霍氏家族的关系时更为谨慎。如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霍光夫人显指使女医淳于衍将孝宣许皇后药杀，此时，宣帝又压抑了自己的情感，隐忍不发，装作毫不知晓。（许后突死，十分奇怪，这不能不引起宣帝的警觉。《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始许后暴崩，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下狱，吏簿问急”，卷九七《孝宣许皇后传》载：“后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劾不道。”正当淳于衍危在旦夕之际，霍光却“其后奏上，署衍勿论”，在霍光的干预下，淳于衍得以保全性命，宣帝也因此停止了进一步的追查。当时收狱受审者并非一人，霍光何以仅要宣帝“署衍勿论”呢？宣帝只要将各种蹊跷事件稍加联系，便会发现事态真相，然而宣帝却中途止步，不再追究“许后突死”一事，说明宣帝是清楚许后突死的原因，只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未加深究罢了。）又如地节二年，霍光病笃，借上书谢恩之际巧妙地为霍氏家族子弟求官以保霍氏势力不倒时，宣帝也能满足其欲望。（《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地节二年春，霍光“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分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霍光为兄孙霍山求封，宣帝却何以即刻封霍光子霍禹为右将军？其中深意，值得解索。笔者认为，霍光于病榻之侧借机为霍山求封，其实是以巧妙方式为整个霍氏家族子弟求封，深谙霍光内心的宣帝“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对此，霍光并无异言，说明霍光此次“求封”的真意并不在霍山一人。霍光死后，宣帝才践前约，封霍山为乐平侯。）可以说，宣帝对霍氏家族是极尽礼让之能事，其目的便在于稳固自己的统治。
二、防范昌邑王和抚慰广陵王
昌邑王刘贺即位二十七日，便被霍光废黜，昌邑群臣悉灭，唯刘贺幸免，被遣退昌邑国故地，并废国为郡，改名山阳。“幽禁”山阳郡的昌邑王是否有什么不利于宣帝的政治举措，已无从稽考，但宣帝的防范却丝毫未敢懈怠。《汉书》卷七六《张敞传》载：“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在“废贺立询”的过程中，张敞以“切谏显名”，深受宣帝赏识，被宣帝征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后因“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出为函谷关都尉。宣帝徙张敞为山阳太守，其用意只有一个，即密切防范昌邑王。张敞之于宣帝，可谓心腹重臣，安排张敞来监视昌邑，可见宣帝用心之良苦。《汉书》卷六三《昌邑哀王刘髆传》载：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该诏书的真正用意在督促张敞密切监视昌邑的一举一动和与昌邑有染的所谓“盗贼”与“往来过客”的动向。张敞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将昌邑王的行动向宣帝作了详细的汇报，其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