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界定：公众表达
尽管“公众”这个词在日常生活和文字著述中都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但是学者之中，很少有人对公众一词作过明确界定，只有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概念时曾对公众一词追根溯源。他说：“公众在17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判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在人们心目中。说到公众，首先是指宫廷臣仆，其次是坐在巴黎剧院包厢里的部分城市贵族以及部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因此，早期的公众离不开宫廷和‘城市’。”不过，对于“公众”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也就是他正在使用的概念，他并没有解释。
《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其他种类的辞典也很少有将“公众”作为词条收入的，也许是它的意义本身有种模糊性而使学者难以归类并将其忽略。在其他意义更为清晰也更为学术化的词汇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公众”这个词的构成元素，比如“公民”，比如“大众”。所以，在界定“公众”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学者们是如何界定“公民”和“大众”的。《社会科学大辞典》对“公民”的定义是：“具有一个国家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认为公民等同于国民。实际上，“公民”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学术概念并备受争议。亚里士多德说：“关于公民问题，经常是众说纷纭，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承认同一个人是公民，平民政体下的公民在寡头政体下往往就不是公民。”但是，搞清公民的含义对于政治学研究显然至关重要，所以，在经过烦琐的解释和限定后，亚里士多德还是给“公民”下了定义：“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与公民的关系角度来强调公民是一种身份，城邦是公民的组合体，而公民相应地拥有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权利。古希腊人并没有很明确的“私”的概念，在他们眼里，公民利益和城邦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独立于城邦利益之外的公民的私人利益。对一个人的私人身份和公共身份作出明确区分的是古罗马，罗马法认为，一个人作为一家之主是私人身份，这和他作为罗马公民的公共身份是不同的。罗马法的界定使公民的公共身份突出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对公民的定义特别适用于平民政体。实际上，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现在，在民主政体下，公民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强调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权利。16、17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主要是依据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通常，我们将“大众”理解为普通民众。但如果从辞源来讲。“大众”这个词的含义就颇为复杂，很多时候，它与大众社会理论是联系起来，并因之而具有轻蔑的色彩。美国学者费斯克说：“大众最初不是用于指‘普通民众’，而是指‘多数民众’，以与贵族阶级、富人阶级或知识阶级相区别。毫不奇怪，既然讨论这个主题的作者大多属于后者的成员或门客，那么大众一词也就等同于粗俗、低劣、卑微、平庸、低下、粗野、普通、廉价。”不过，正如费斯克接下来所言，随着“大众”一词在民主政治中广泛应用，它身上的贬抑的含义也渐渐弱化，在今天，“大众”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普通民众的理解。
综合“公民”和“大众”两个概念的含义，我们可以对“公众”做出如下界定：当个体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参与到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时，他（她）就成为社会公众的一分子。“公众”就是由很多很多这样的个体组成的松散的群体。笔者认为，把握“公众”概念的两个关键点在于：一、公众所指涉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问题，牵涉的是公共利益，当一个人在为没有代表性的纯粹的私人事务奔波时，他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公众；二、公众是普通民众，他也许在社会权力结构体系中占据着某种位置，但当他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时，他没有（或不能）使用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权力。
还有必要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稍作界定。通常，“公”和“私”是作为一对对立的概念出现。“公”指国家、社会，“私”指个人、家庭。因此，公共事务、公共利益也就获得了与个人、家庭无关的含义，特别指政治领域和政治事务。不过，笔者这里对“公共”的界定要较为宽松。笔者认为，只要某个事项或某种利益牵涉的不仅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在多数人或某个群体的人当中都存在类似境况，那么，该事项和利益就具有公共性。举个例子，2000年7月，吉林省长春市83岁老人李成宪起诉市公交公司，认为后者的规定（70周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优待，免费乘坐市内公共电、汽车，但不含小公共车和长途公共汽车）侵害了自己的权益。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纯粹的个人事务，但由于长春市所有7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着和李成宪老人一样的利益诉求，所以，该事件实际上具有公共性。
笔者的看法也可以在一些学者的观点中找到依据。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了鉴别，她认为社会领域的兴起模糊了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传统分界，私人事务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她说：“社会是这样一种形态：只有为生存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才具有公共的意义，一切与单纯的生存相关的活动都被允许公开地表现出来。”尽管阿伦特对私人事务侵蚀公共空间持批判的态度，但她的观点至少说明。私人性与公共性并不对立，或者，反过来说，在现代社会，公共性不可能离开私人性而独立存在，私人性是公共性的基础。我国社会学学者张静也认为：“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非个人关系秩序。是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键不是它是否牵涉个人利益，而是这种个人利益是否具有普遍性。
“表达”一词在英文中是“speech”，也可以翻译成“言论”。根据阿伦特的说法，在古希腊城邦里，言语和行动被看成是两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活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们认为讨论和争辩是达成真理的必要途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则把言论自由看成天赋人权，是个人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利之一。二战以后，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把言论分为公共言论和私人言论两类，公共言论是有关公共政策、公共决定的言论，私人言论是表达个人思想的言论。前者应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享有绝对的自由，而后者就是和财产、生命一样属于私人所有物，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表达思想的自由虽然值得珍视，但是根据情况可以被剥夺和限制。
我们这里的“公众表达”略微类似于米克尔约翰所说的公共言论。它不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尽管有时候这种表达可能出于个人利益动机，但它必定与公共利益相关。从上述的梳理中也可以看出，公众表达活动尽管只是符号层面的活动，却可以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一直为学者所重视。
二、公众表达与民主理想
在政治学、社会学的经典文献中，我们很少能碰到“公众表达”概念，但是相关论述却不少见。亚里士多德曾有两个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一个是“人是政治的动物”，另外一个就是“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在古希腊城邦里，公民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相互交谈，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的价值。不过，由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今天人们对于公众表达的理解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以后的思想。其中，最常为人们称引的两位作者是弥尔顿和密尔。
作为诗人和政论家的弥尔顿一生流传的著作颇多，其1644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已经成为有关言论自由的经典论述。在这本书里，弥尔顿谈古论今，驳斥出版检查制度的荒谬和无效。在弥尔顿的眼里，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凝聚，它就是理性本身，因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说：“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既然书籍有这么高的价值，那么限制书籍出版的行为就需要特别谨慎。因为“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弥尔顿反对出版检查制度的理由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特殊性。精神领域的书籍（思想）不同于一般的物，一般的坏东西可能无用，但坏的思想在一个明智的人那里，则可能有助于他的发现。“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在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来说，都有极大的帮助。”二是人的自由。思想的传播是无法被强行禁止的，不管是好的思想还是坏的思想，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上帝给人理智就是给人选择的自由，理智就是选择。“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三是真理的力量。在真理和谬误的较量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真理最终将会战胜谬误。这一观点现在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并且由此而引申出后来新闻自由理论里著名的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的思想。弥尔顿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在弥尔顿生活的年代，现代的新闻媒体尚未诞生，而哈贝马斯所烦心的早期“公共领域”显然与一般的社会公众无关，所以，书籍出版成为公众表达的最主要的渠道。我们看到，弥尔顿为这种自由做出充满激情的辩护。弥尔顿并没有为他的理想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他的依据在于对真理的乐观主义预期和天赋人权的信仰。至于这种自由终将在现实社会里达成什么目的，这是弥尔顿所没有考虑的，可能他也觉得无须考虑，因为，在他眼里，出版的自由就是目的本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部分。
相比之下，两个世纪后的英国人密尔对于言论自由的考查要更为冷静也更为严密。密尔认为“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不过。他的主张不是依据天赋人权的理想，而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和社会弊病的洞察之上。在密尔的眼里，弥尔顿关于真理终将战胜谬误的预期是一个“乐观的错误”，历史上有许多关于真理因被迫害而熄灭或倒退若干世纪的例子。他从历史经验出发表明人们并不对真理有特别的热情，法律和社会的惩罚都能扼杀其发展。因此，密尔极力主张意见表达的自由便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促进真理的发展。密尔为此提供了四点理由：第一，人都是可能犯错误的，因此，时下被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某种意见实际上有可能是正确的。第二，即使是错误的意见通常也包含部分真理，而被普遍接受的意见也不完全是真理，所以，只有通过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遗失的真理有机会得到补充。第三，真理若不经过猛烈而认真的争议，它的理性根据就难以被领会或感认，真理被人们出于惯性地接受时，就被演变成教条。第四，教条的意义本身会丧失或减弱，因为只有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发展出来的真理才有引导和规范人们品行的影响力。尽管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弥尔顿和密尔对于表达自由绝对性的强调却是一样的。弥尔顿以天赋人权的理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发动挑战，而密尔则是为预防多数人暴政、捍卫个体权利作出铿锵有力的辩护。密尔的下面一段话被反复引用，已经成为有关表达自由绝对性的最经典的论述之一：
“假如全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来换取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实际上，不管是弥尔顿的天赋人权，还是密尔的追求真理，他们对于表达自由的论述都基于一个更大的思想背景，那就是自由主义哲学理念。正如席伯特所言，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结构赖以形成的基础。言论自由作为公民自由的一个构成部分，不过是在自由主义基本规范下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席伯特认为，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对几个问题的回答上，即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和真理的本质。“自由”、“理性”和“天赋人权”是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概念基石。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一、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心理的选择和指导。来思想或不思想，来运动或不运动，则他可以说是自由的。”密尔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给自由确定了底线（也是唯一的前提）：“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二、人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有能力根据周围的情况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三、社会契约论，社会起源于人们之间的自愿协商，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每个个体转让一部分个人自由以结成社会。因此，社会的最高追求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尽可能大的幸福。
由这些基本原则出发。一系列的关系得以澄清或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