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表达的深刻质疑来自群体心理学，它对民主理论的概念基础“理性”提出挑战。随着民主制度深入人心，人类社会进入所谓“民众的时代”。但民众的权力从来不是如理想的那样值得人去欢欣鼓舞，历史上发生众多的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之实的案例，使学者特别关注领袖和一般民众的关系。其中尤以法国人勒庞、塔尔德和德国人弗洛伊德作出卓越贡献，被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称为群体心理学的三个创建者。勒庞敏感地关注到社会变化的内涵，但是论述逻辑不够严谨，使他的观点让人迷惑。塔尔德着重分析了媒体与公众、群体及舆论的关系，在群体上，他和勒庞持有类似观点，但他更关注现代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按照莫斯科维奇的说法，弗洛伊德的研究则是为群体心理学的三个关键问题提供了尝试性的回答，即，群体是什么，它为何会对个体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个体转化的实质是什么。
群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是：具有高度理性并且遵从利益原则而采取行动的个体，当他们参与到群体行为中，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形成冲动、易变的所谓群体心理，容易接受暗示。并且在行为中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就像“理性”对于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一样，群体心理学的至关重要的概念是“无意识”。“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与启蒙的主流话语相反，两个世纪前，面对支离破碎的贵族统治和不可逆转的革命大形势，勒庞深切感受到无意识对于社会过程的影响，他说：“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勒庞一生经历了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到六月起义，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到巴黎公社，在走马灯般的政权更替间，他既看到民众力量的崛起，更对民众力量血腥、残酷的一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1895年出版《乌合之众》一书，以其对时代问题的特殊敏感性，而被美国学者奥尔波特称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勒庞分析了群体心理的一般特征，并对群体意见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进行剖析。勒庞认为，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并且达到组织化阶段时，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就开始发生作用。群体心理的三大特征在于：责任感的缺失、传染心理和暗示心理。他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群体会对个人产生类似于催眠的效果，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其个人利益。“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因此，群体在智力上要低于单个的人，它们只能接受简单而夸张的事物，并且在行为中表现出强烈的专横、冲动、易变的色彩。在群体意见的形成过程中，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领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因为，“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下”。领袖可以在群体中建立起信仰，“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而信仰有着巨大的支配人类行为的力量。
由于群体心理的非理性，归属于群体的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见时自然也是冲动多变。勒庞在书中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件表明，当舆论被一般社会民众控制时，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和可怕的；被民众的意见所控制的社会无异于在悬崖边散步。由于群体易受暗示和极端轻信，所以，民众之间的信息传播还极容易成为谣言的温床，“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基于此，勒庞对建立在公众表达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持有悲观的预见：“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续很久了。”
尽管勒庞的观察给后来的思想者以极大的启发，但是，他的理论充满陷阱，正如当时的一位学者索列尔的评判：“（群体）这门学科的主要理论是研究普通大众的情感和他们的思想，但勒庞对群体研究的思路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不明白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经济条件和阶级区分的基础上。”勒庞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个别事件观察的基础上，因此，虽然他的推论充满趣味。却不能说是有了充分依据。另外，在群体生活和群体行为中显然有其理性和有意识的一面，甚至这是更为主要的一面，但勒庞对此只字不提。所以，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认为，勒庞是借片面强调非理性，从而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在群体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机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转换关系。
总结起来。学者对于公众表达的困惑和疑虑来自于三个方面：群体力量对于个人意愿的扭曲、个人能力和兴趣的差异和不均衡，以及由于群体无意识而引发的公众表达的非理性和极端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是从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上提出，因而，它们虽然有一定的依据，却并不足以概括公众表达的全部状况。尽管公众表达存在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目前看来，维护公众表达的自由，仍然是体现公众需求、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渠道。公众表达的困惑也仅仅是以表达自由为前提的困惑。就像对贵族专制怀有深刻依恋的勒庞在洞悉“群虻的时代”的所有弊病后，仍然要承认这只是民主政体的弊病，他说：“尽管参加他们的活动困难重重，但议会式的集会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好的政体方式，也是人类迄今所找到的逃避个人专横统治的最佳手段。”
四、公众表达与大众媒介
近代学者对于表达自由的诉求差不多与现代媒介同时兴起。但是在表达自由和现代媒介之间建立联系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人们所奔走呐喊的是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自由，萌芽中的报纸显然还没有力量吸引人们足够的注意。根据我国学者黄旦的梳理，报纸作为一种力量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直要等到革命时期，当报纸上报道的各种突发事件新闻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时，报纸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势力角逐中的地位也渐露头角。如果从报纸地位的凸显来看，在一般人心目中黑暗的政党报刊时期，实际上体现人们对于报纸的政治功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能够自觉地加以应用。黄旦认为：“恰是由于报刊的政治功能在和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才使报纸变成了意见和思想传播的主要工具，承担起以前主要由书本和小册子肩负的任务……由此，报纸和传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然地联在一起，新闻报道的自由与否，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原则问题。”
但是，在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还是存在一层转换关系。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天赋人权是从个人出发，因此，表达自由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社会自由。大众媒介作为社会机构所享有的自由来自于对个人自由的延伸和继承。大众媒介能够取得这种继承权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民主制度的需要。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民主政府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但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民主制度又设计出许多环节对政府进行监督，以保证政府的行为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其中来自人民的舆论监督是直接的。二是报纸的发展趋向于成为社会的独立监督机构。黄旦认为其中关键性的转折是大众化报纸的出现。大众媒介依靠广告获得自己的经济支撑，可以摆脱对政党或政府的经济依赖；大众媒介面向社会普通公众发行，因而必然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依归，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承担反映民意舆情的责任。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大众媒介在民主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席伯特总结，大众媒介有三项功能：告知信息、娱乐和广告，但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功能却是，“帮助发现真理，为讨论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从而可以促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自由主义者理想的推论是“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和“观点的自由市场”，即，社会公众皆有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看法的自由，不管这个意见是对是错。政府无权干涉。大众媒介是公众谈论事务、传播思想的有力平台，每一种思想都可以通过创办自己的媒介来获得传播，因此，必须绝对保证大众媒介免受政府的干预。自此，大众媒介与民主制度建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也就与公众表达建立了紧密的对应关系，大众媒介的自由程度成为公众表达自由程度的可靠指标。
但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其实很值得追问。在当代的批判理论家那里，大众传媒业不但没有保持其独立地位，体现自下而上的意愿和要求，反而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得力工具，削弱了民众与政府分离的独立力量。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到里斯曼《寂寞的群众》，罄竹难书的是对大众媒介的控诉。这其中，比较为人熟知的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充满怀旧精神的哈贝马斯对现代传播持评判态度，他认为，尽管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取得制度化的空间和法律保障的地位，但恰恰是大众媒介的兴起致使公共领域衰落。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公共的社会生活领域，其要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并且参与者是由一群私人身份的个人自主性的聚会所形成的公共团体，讨论的主题则以‘批判’国家政府及公共利益有关公共事务为主”。运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认定，早期的小规模的私人经营的报纸。以传递资讯、批评时政为主，体现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即多元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在自由主义精神指引下的媒介不再甘心于做资讯传递者，更要始终积极担负起舆论领导者的角色。但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政府权力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报纸自身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也渐渐陷入利益集团的控制。二战以后。广告和公关结合使大众媒介的公共领域色彩进一步消退。
哈贝马斯对于媒介的批判理论和其他学者对于消费社会、文化工业的批判一脉相承，但并非没有质疑。台湾学者张锦华认为，哈贝马斯的思考忽略了大众媒介受众的主动性和积极建构公共领域的能力。但是，广告利益的侵蚀和公关势力的渗透确实损害了大众媒介作为舆论载体的可靠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席伯特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也曾经提及大众媒介的经济问题，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未及深思慎辨处。他以为广告和受众市场还不能完全支撑起大众媒介业，除了直接的操控，政府还有其他许多种手段对媒介施加影响，比如邮政、电信、税收等，都是大众传播业所不可回避的。20世纪50年代的席伯特担心的是市场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对峙政府的操控，他还无法预见到，市场对于大众媒介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广告成为媒介的生命线，随着媒介企业集团化和垄断化的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经济干扰媒介独立性的担忧已经成为西方学者思考媒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1992年，基恩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民主与传播媒介》一文，对市场中媒介所带来的弊病进行深入阐发。他认为，今天的媒介环境与近代史上学者所强调的言论自由已有很大的差异，早期自由主义者担心国家对市场化媒介的控制，而今天，则是传播市场减少了传播自由。“在传播自由和无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市场将媒介从一种公众福利转换成可以被私人所占有的商品。基恩总结了市场的五大弊端：一、没有节制的竞争导致垄断，从而破坏竞争自身具有的意义；二、过度竞争带来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危机，使私人投资者不愿为公众服务而冒风险；三、过度追求市场带来媒介内容的同质化，妨碍公众的选择自由；四、市场竞争导致富人和穷人在获取信息方面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五、广告业压缩了符合少数人兴趣的节目，一些富有美学意义和智力挑战性的主题，以及政治上有争议的材料，因为无法获得最大数量的观众而遭淘汰。
尽管在西方，媒介行业中仍然不乏人以新闻自由的理由反对政府对于媒介市场的干预，但在集团垄断化和新闻娱乐化的今天，新闻自由的声音已经很单薄。为了避免市场化的弊病，维护媒介与普通公众的联系，基恩开出的药方是发展公共服务媒介，以之取代市场自由主义的媒介模式。他说：“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以及二者的民主化——即实现民主政治制度指导下的后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乃是促成个人和群体真正的多元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得人们能够公开地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异议。如果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化的概念和经过改革的公共服务媒介模型也就可以携手并进，二者相互需要。”不过，基恩对他的药方还是充满顾虑，很显然的一个问题是。走在市场与政府的夹缝里，这种公共服务媒介如何来运作呢？基恩对新兴的微电子媒介技术抱有很大的希望。这种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变得更加灵活、力量更强大，但是信息制作的费用却大大减少。而且难以被私有化。因此，基恩称其为“潜在的民主技术”。
也许，基恩对于技术的希望也是很虚妄的吧！回顾多少年来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史，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新的传播技术从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极大期望开始。最后又演变成一小部分人谋利的工具。不过，从长远的角度看，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中，每一次技术的进步终究会在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上打上清晰的烙印。进入21世纪，最让我们瞩目的是电脑技术以及由它带来的网络传播方式。就像以往每一次传播方式的重大突破一样，人们对这项新技术议论纷纷，充满期望，同时也夹杂着对不确定的未来的忧虑。施拉姆说：“身处文字发明初期的人类也许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有着兴奋与不确定的感觉，未来不知道将是危险还是机会。也许我们现在的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崭新时代中的人类将对其心智发展的命运负起空前的责任。”网络传播带给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和体验，也必将对争论几个世纪的公众表达带来新的变化，而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