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初，****甘肃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兰州********杨一木与****上海市委协商援兰事宜。不久，杨一木去北京开会时，恰与****上海********柯庆施相遇，谈及此事，得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杨即从北京直接去上海，与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进一步协商关于发动和组织上海部分工商企业，部分资金、人员支援兰州建设的问题。1955年7月，甘肃省委又派工业厅厅长王耀华等同志去上海，参加由******三办谷牧副主任主持召开的“关于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制定了内迁的初步方案。
面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兰州人民的邀请，上海给予了热烈的回应，伸出了无私真诚的援助之手。
1956年4月，兰州市组成访问团奔赴上海。让大上海的人们来兰州这片荒凉之地工作生活，他们会接受吗？访问团成员的心里，都怀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常言道：“栽得梧桐树，方能引来金凤凰”，而我们靠什么呢？仅靠一颗火热的诚心行吗？
然而，从踏上上海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在上海，访问团受到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陈丕显同志专门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宴请全团人员，并代表上海人民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无私支援大西北，支援兰州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原则是：你们需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甚至还提醒说：你们可以在这里多走走、多看看，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一定全力配合做好工作。
一番肺腑之言，使访问团一扫顾虑，信心倍增。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喜悦和激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上海人民的巨大热情。
“只要你张嘴，我们就同意；只要你邀请，我们就接受。”成了当时上海人民支援兰州的生动写照。
上海的繁华与兰州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面对上海发达、密集的工厂和服务业，访问团深深感到兰州需要得太多太多了。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尽量多迁去一个工厂，尽量多邀请一个支援者。
尽管心存渴慕，但朴实的兰州人并没有狮子大张口般地伸手，而是设身处地去体谅上海政府和人民的难处。几乎每一个要求，他们都是想了再想，他们不想让上海人民为难。而上海市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的热情、真诚和无私则大大超出了访问团的预料，他们说到做到，言而有信：要什么就给什么，你不好意思要的，我们主动支援。
当时确定迁兰的企业中，有这样几家企业是兰州人想要却不敢张口的，但慷慨的上海人民却主动“赠予”了。它们是：信大祥呢绒绸布店、悦宾楼京菜馆、意姆登洗染店、佛慈制药厂等享有盛誉、发展前景很好的“老字号”。
这是一次全面的、无私的支援，行业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工业企业方面有：制药、小五金、玻璃、搪瓷、墨水、针织、印刷、电镀、仪表、机器等；商业企业有：百货、棉布、绒线、皮鞋、西服、时装、照相材料等；饮食服务企业有：洗染、理发、照相、中西菜馆、糕点等。特别是兰州胶鞋厂、兰州搪瓷厂、兰州热水瓶厂、兰州佛慈制药厂、兰州墨水厂、兰州玻璃厂等一批轻工企业到兰州落户，填补了兰州在这些领域的空白，解决了日用工业品要从沿海调进，本地轻工业基础太弱的问题，也为甘肃轻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支援搬迁原则是，在确定迁兰企业时，必须是经营要有特色、社会上有影响、质量服务有优势、能起到示范推动作用的企业，并且是资金、人员、企业整体搬迁。在这场无私的大援助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热情的支援者，他们中有普通工人、也有高级技术人员，还有一大批上海有名的独资、合资企业主，如韩铁成、钱念祖、葛行之、濮容百、沈罗坤、周湘、严里涓、韩铁溶、韩铁隆、张源泰、杨云波、吴仁葆、陈树棠等等。
在双方的密切协作下，搬迁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和扎实。从1956年6月开始，到1957年初，仅用半年时间，便基本完成了援兰企业的搬迁工作。
尽管支援者都誓言在胸，信心百倍，但现实中遇到的困难仍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首当其冲的便是环境的极度不适应。从气候宜人的沿海内地来到西北高原兰州，气候的巨大反差，使支援者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的兰州树木稀少，一刮风，便是一片飞沙走石，打在支援者身上、脸上，是难忍的疼痛、满嘴的泥土和难言的无奈。刚来时，很多人都因氧气不足而头晕、恶心。因气候干燥，他们常常流鼻血，嗓子发炎，反复感冒。南方来的建设者们不会生火炉，为此吃了太多的苦头等，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
令人崇敬的是，面对条件的恶劣和种种困难，众多的支援者们不仅没有灰心丧气、打退堂鼓，而是知难奋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火热的创业中去。
为了建设一个新兰州，为了求得自身进一步的大发展，迁兰的企业以百倍的信心投入到创业之中。无论是名声在外的信大祥、泰昌、佛慈、悦宾楼，还是众多的工商企业，都依据自身实际，锐意开拓，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三家皮革（件）厂迁兰后更名为兰州震旦皮件厂，成为西北皮件行业的鼻祖。
1960年迁兰的兰州开关厂，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竞争，先后派生出兰州仪表厂、兰州无线电厂、兰州仪表标准件厂、安宁弹簧厂、兰州电镀厂等地方企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展。
百货、棉布、绒线、皮鞋、照相器材、西服等商业企业，从一开始，营业额就翻着跟着往上长。新亚洲理发店营业额比在上海时增长了50倍；凤凰照相馆在上海每天营业额只有40元左右，迁兰后第一天营业，就顾客盈门，营业额高达387元；大中华菜馆，在上海时每天营业额只有200多元，迁兰后，在货源不充足的情况下，每天营业额均在1000元至1500元左右，有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就关门打烊了。
很短的时间里，上海迁兰的人员就跃升至1837名。他们大多思想稳定，工作认真，积极为兰州建设献计献策、流汗出力，共有513人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受到了各种表扬和奖励。
据负责援兰接待工作的兰州市原副市长王君朗同志回忆：上海人民援兰热情十分高涨，踊跃报名的企业和群众，远远超过预想的数额。记得有两个没有报上名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找到我，哭着要求参加援兰建设。我对他们说：“兰州生活条件很差，工作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他们说，我们支援兰州什么都不怕，他们的父母也来“求情”。仅仅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就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搬来了一些历史悠久，享有盛誉，有社会影响，经营有特色，在兰州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商店。为了提高兰州市的商业管理水平，上海市还从商业系统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技术人员支援兰州。我们还招收了一大批上海青年来兰州参加商业服务工作。为丰富群众生活，我们还将上海的一家越剧团全班人马搬来了，并为友谊饭店挑选了一批高级中西餐厨师和服务员。
兰州用从上海公私合营企业引进的200万元资金，修建了大众市场、大众浴池、永昌路百货商店、建兰饭店、建兰路百货商店及浴池和市商业学校等，填补了兰州的空白，使兰州的服务能力有了一个大的提高，初步解决了住宿、购物、洗澡、理发的困难。
迁兰企业以各自特有的经营方式、经营作风和规范优质的服务，以及考究精细的做工，多样的花色品种和新颖的布局陈列，给兰州这座古老而新兴的城市，增加了生机和活力。兰州，借助上海人的力量迅速走向了繁荣。
从上海调来的商业服务业的骨干，大都安排为兰州有关国营单位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甚至担任了商业局的局长。对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按工资不变、职务不变的原则，也都安排在原企业单位任正副经理，这些同志守职尽责，发挥业务特长，在各企业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以后兰州市各个重要企业或部门的厂长、经理、工程师、会计师，有的同志还担任了兰州市的政府、人大、政协及省民建的领导。如1956年从上海来“支援大西北”的段均平，原在上海华东粮食局工作，来兰以后，长期担任领导工作，1980年至1990年出任兰州市副市长。他们都是上海迁兰工商界的优秀代表。
原工兴玻璃厂经理，后任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的周怀仁先生，对当年迁兰的盛况记忆犹新，他说：工兴玻璃厂在上海市属于中小型企业，以生产“四大缸”而名扬四方。当时的所谓四大缸即墨水缸、海绵缸、印泥缸和金鱼缸。前三缸是出口产品，归上海市文教用品公司包销，而金鱼缸则是该厂在上海的独家产品，形似老虎足爪式的三脚鱼缸曾风靡上海市。另外，该厂还生产日用玻璃器皿、电料罩、玻璃仪器等，是当时上海玻璃门类最多、技术力量较强的工厂。
1956年7月2日，上海工兴玻璃厂65名职工，从上海来到兰州，兰州市党政部门和市工商联等单位领导热烈欢迎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使人激动不已。工兴玻璃厂迁兰后，合并到地方国营兰州玻璃厂。兰州玻璃厂全体职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大家都为玻璃厂的发展壮大而欢欣鼓舞。
工兴玻璃厂的职工在上海刚刚庆祝了跨入公私合营的喜庆大典后时间不长，到兰州又一跃变为国营工厂的职工，因而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立即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火热的生产中去。
周山宝、孙少龙、沈家其、周有才、程志香和黄年喜等同志都是该厂技术上的能手。周山宝师傅是上海市玻璃行业中的四大名匠之一，是近代玻璃钳子工的能手，他制作的金鱼缸、荷叶罩果盘、花瓶等，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在玻璃行业中独树一帜，使人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他试制成功的大红色套料玻璃花瓶为当时玻璃工艺的一绝，成为兰州市的出口创汇产品。
纵观上海迁兰企业，阵容相当庞大，计有商业17户，汽车修理19户，服务业27户，饮食业10户，工业企业41户，共计114户，其中私方人员111人，职工987人，资金333．3万元。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建设者都已步入晚年，有些人则长眠在兰州的黄土地下，他们的子孙后代已在兰州繁衍成长，成为新的一代兰州人。如今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挥洒着他们的汗水，为新兰州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兰州早已成为他们真正的家！今天的兰州，已远非昔比，回顾五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每一个兰州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对援兰大军由衷的感激之情。上海援兰者们对兰州工商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热血青年，支边来兰献终身
“到大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共同理想，拨动了五湖四海有志青年的心弦，点燃了许多才华横溢、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的激情。于是，从江南水乡、从白山黑水、从八百里秦川、从富庶的川西平原、从京津唐……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投身到兰州这片热土，顶风沙、冒寒暑，在党的号召下，以艰苦为荣，以建设祖国为荣，甘洒汗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
解放前的兰州人，吃水靠人力从黄河挑运，满街是水夫们的叫卖声。夏天，水质呈黄色，沉淀后方能饮用，冬天只有在封冻的河面上凿洞取水，饮水十分不易。为了配合新兴大工业的建设，1955年春，国家确定在西固建设兰州自来水厂。1956年4月5日，从全国各地抽调的342名各类专业人员开始陆续来到兰州。上海自来水公司以徐巧根经理为首的108名配套人马全部抵兰，他们当中有领导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来自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浦水厂（英商办）、沪南水厂（法商办）、南市水厂（中美合办）、浦东水厂（德商办）的水质分析工程技术人员、化验员、净化工、运转工、管道工、水表工、营业抄表员和其他辅助工人。
那些年，除了全国各地涌来的志愿者以外，大批外国专家也纷纷来到兰州，在新兰州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接待和安排好苏联和东欧专家，兰州市建立了专家招待所。前楼的“高档”客房有抽水马桶、盥洗设备，一楼设有餐厅（也作舞厅）。为了体现中苏友好，后经******专家局同意，定名为“兰州友谊饭店”，于1956年6月18日正式开业，接待外宾。
当时的友谊饭店，仅有管理、服务人员15人，更没有接待外宾的经验和做西餐的厨师。适逢上海支援兰州建设的良机，一批精通西餐的点心大师、面包师，熟悉外语的招待师、理发师、修指甲师和熟悉外宾生活习俗的服务员45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应邀来兰州落户。
这些援兰者，克服西北黄土高原气候、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团结共事，出色地完成了接待来自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专家和其他外宾的特殊任务。
宾馆营业后，上海援兰人员中不少人做出了显著成绩，特级宴会设计师胡春鉴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几十年如一日，立足本职，刻苦实践，认真研究总结出了“迎、引、递、问、快、准、勤、稳、礼、送”十字待客服务真言，并以流畅的英、俄、日等国日常用语，娴熟的礼仪礼节，热情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宾客，给外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发师俞蔚龙，用土法剃头并切鲜姜片剂擦抹头部，使苏联专家马德洛索夫的头上意外地全部长出新发，他回国后曾三次写信感谢并赞誉俞师傅为“理发医生”。还有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做出了贡献的张妙珍、李兆庆、张铭信、沈长波、沈银林、景克元、黄德有、刘福堂乃至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均以一流的服务，表达了兰州人民对友好国家宾客的深情厚谊。古巴、苏联等国外宾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的服务态度真好！招待技能真棒！已经够得上登峰造极水平。”来自上海的大师们的热情服务，像一股股温暖和煦的春风，吹进外宾的心扉，为饭店和兰州人民赢得了荣誉。
旧社会，兰州“马路不平，电灯不明”，但刚一解放，街头就闪烁起变幻七彩的霓虹灯。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前夕，天（水）兰（州）铁路即将竣工，为举行隆重盛大的通车庆典，甘肃省党政领导指示，会场要布置得光辉灿烂、五彩缤纷、气象万千、隆重庄严。邓宝珊省长指令甘肃省建筑公司派人赴上海，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中国霓虹灯厂派技师支援兰州建设。省建公司派陈旭青同志赴上海办理此事。上海中国霓虹灯厂的领导愉快地接受邀请，安排赶制了一大批霓虹灯运往兰州，同时选派了13位技术高超的师傅，于9月中旬抵达兰州，当时达成协议：布置、安装好会场的霓虹灯后，13名技师立即返回上海。
经过紧张的工作，9月30日，会场布置完毕，火车东站广场搭起了主席台彩楼，彩楼前上方的横梁上装上了“热烈欢庆天兰铁路通车”的10个霓虹灯大字，并在它的周围安装了许许多多小霓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