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因河为塞”“移民实边”拉开了兰州地区开发的序幕后，汉武帝又采取移民和屯田的措施，加快了兰州开发的步伐，继而是金城郡的设置和赵充国屯田，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在秦、汉政府开发政策的促进下，经过汉、羌人民的辛勤劳作，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畜牧业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兰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正是对兰州地区当时农牧并举，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宋、夏战争导致北宋在甘肃的广泛屯田，促进了甘肃经济在战争期间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甘肃人口的增长。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入侵，不得不在甘肃大量驻军、屯田、戍边。
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对皇帝进言说：“渭源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万斛。”宋神宗从其请而开屯田。王韶收复熙河后，“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八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熙河多良田，七年（1074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群官属以集事”。至此，屯田遍及除陇东南外的整个陇右地区。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熙宁九年（1076年），诏熙河“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奖罚”；“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率耕种免役”。由此可知，特别是在宋仁宗及其以后，北宋对兰州的军事经营同时也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外籍军队调入兰州，直接增加了兰州人口，广泛的军屯则奠定了经济复活的基础。
到了元代，大批戍边屯田的回族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也被安置在甘肃境内。史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唯恐四大汗国及西北诸王危及皇权，以广设戍边屯田兵予以震慑。当时军屯地区虽遍于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而回回军则是屯兵屯田的主要成员。“回回军”是“西域亲军”中强有力的一支军队，在灭南宋后，又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中，执行着“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任务。由于戍边屯田于甘肃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选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后为丞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兵万人”。到英宗时，为了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戍河西者银税”。这时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回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甘肃通志稿》记载：“这是回回人居甘肃之始。”13世纪，蒙古人三次西征后，灭了“花剌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先后四十年间，大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到中国。他们主要是蒙古军的俘虏和工匠，归降的官吏、贵族及其部民，来华贸易的商人，还有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总计约几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信仰******教，统称为“色目人”，其中以被编入蒙古军的回族军士为最多，他们为元朝统一中国而南征北战，继而在西北、西南戍边屯田，捍卫疆土，从此，落居边塞重镇“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众“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随军迁徙后，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和屯田，战时则归兵部派遣的总兵统领去参战。在军屯中，沿边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实行军屯，即解决了军队粮食供给问题，又巩固了边防，真正是“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之举。
聚居于永登县苦水镇和散居周围各乡镇的周姓人，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之后裔。据现存族谱记载，始祖为周瑚。周瑚之祖先原籍湖南道县，和周敦颐同宗，周瑚先任百户，以侍卫从肃庄王来甘驻甘肃安定（今定西）。明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松山虏首火落赤、阿赤兔等纠挟河强虏，屡犯边界，兵部尚书郑洛带领庄浪（今永登）指挥同知甘雨，率兵五路进剿，调周瑚自安定水阜河驰赴松山攻战。因周瑚作战勇猛，五破其穴，追击逃敌，树有战功，遂以功授庄浪卫指挥使领下总旗，并把家搬到苦水堡定居，其子孙世袭苦水武职。
明朝建立后，元帝逃往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称西蕃）势力依然强大，不时骚扰犯边，作为九边之一的甘肃兰州地区，北临黄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选兵屯之乡。
金县（榆中）作为兰州地区的关隘要地，必然成了军屯之乡，这一点从榆中的遗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内沿苑川河谷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营川、勇士川、苑川）的村庄多以营、城、堡命名，素有七十二营堡之说，这就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证。
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徒而来者十居八九”，金城仁寿（今兰州市安宁堡）吴氏也是这样。现存《金城仁寿吴氏族谱》是清末之隶州州判贺琳、拔贡生刘赞勋（瞿家营人）等编纂。序曰：“稽古吴氏，东周太王古公禀父裔也。自泰伯、仲雍封吴，子孙遂以国命氏。”就是说，吴氏源自吴泰伯。泰伯与二弟仲雍在周让位于三弟季历，之后带领一批家丁、工匠远徙句吴（今苏州梅里镇），吴国建立，泰伯又将王位让于二弟仲雍。“梅里古风千秋在，至德苗裔万世荣。”泰伯高风亮节，吴氏家族称其为“至德”，这副对联赞颂了泰伯的礼让美德，同时也寄希望于吴氏家族子嗣兴旺，事业发达。
“江水遥道仁寿城，陇云长接太平坊。”这副对联则讲述了金城仁寿另一支吴氏的历史渊源，也表达了他们对故乡“淮左名都”“十里扬州”的留恋。最早迁居兰州的吴氏始祖名叫吴治，是元末江苏扬州府江都县太平坊人氏。家谱序记载吴治于明洪武初年从戎，跟随魏国公徐达，为开拓西北边疆来兰，“降临洮，克兰州……直取张掖，屡建军功，遂被朝廷封为世袭千户世职，子孙遂隶籍兰州。”这些军人的后代就这样在兰州落户定居了。
“千户”在明朝是军队职务，自吴治起，其九代子孙世袭此职。满清入主中原，他们理所当然是抗清主力，也必然是清朝革除的对象。吴明患的名与字就是吴氏家族遭遇这一历史变革的有力证明。
“明患”有纪念意义，就是记住明朝末年吴氏家族所遭遇的患难；其字“志易”，就是要记住吴氏家族这次由官宦到平民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历史竟是如此曲折，安宁吴姓人就是这么来的。
直道敢言，名满天下的清人吴可读，其先祖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徙居兰州。吴家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传至吴可读，已历十八代。他官位虽卑，但声名震于朝野，其事迹广为传播，是同治光绪年间响当当的“清流”中坚。
我们的古人真够聪明的，屯军，一改过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做法，让长年累月驻扎边疆的众多将士，不再终日荷戈在城堡关塞上走来走去的巡逻，而是分出七成或八成兵丁就近开荒种田，有负责此项工作的“卫所路官”领导他们种田和操练，于是充满肃杀气氛的边塞之地，出现了恬静的阡陌田畴，出现了桑麻遍野的田园景象。春种秋收，就地收获的农产品数量，远不是劳民伤财千里运输的辎重大队承担得了的，这样，既减免了老百姓运输军粮和承担军费的负担，又为边塞增添了生气，戍边的众将士每临黄昏就思念“闺中人”的乡愁也会冲谈许多，而一旦烽火台上升起狼烟，这些训练有素的兵士招之既来，来之能战，是何等的运用自如啊！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这一创举，真是历史上的奇观。
大量的戍边部队，在长城沿线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迹。永登境内的汉长城沿线，至今还有大量的汉代墓葬遗址。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城关满城汉墓群、凤凰山汉墓、中堡镇汪家湾汉墓群、将军山汉墓群等。这些长城沿线的汉墓出土的铜器皿、铜镜、弩机、五铢钱币、灰陶器残片等遗物，给我们展示了汉代军人征战、屯田的场景。
屯田，八方嫡庶共建家园
古时的充边、屯田，可谓由来已久了。远在秦始皇开边，辟置榆中县以后，就采取了徙谪充边的举措，徙移民到荒漠的边界地区进行开荒农耕。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从内地“迁北河、榆三万家。”《匈奴列传》也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戎以充之。”兰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从此宣告开始。
戍边屯田，让汉族人搬迁到这边塞之地垦荒屯田，从政治上确立了以汉族为主的稳固大局，同时从经济上也增加了边防军粮、辎重等军需品的实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使“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到者，而希矣”，河西之地正式归入西汉版图；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使“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从根本上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其再也不能对汉朝北部和西北边境构成重大威胁，这就为兰州人口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另外，河西匈奴所降4万余人，有相当部分被安置在陇西、安定两郡，成为甘肃的编户民，金城也不例外。
汉武帝攻打匈奴的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就开始经营甘肃，影响最大的是移民实边和屯田。
开田官，实行屯戍。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这里所说的令居，即是今天的兰州市永登县境内。
在屯田官（农都尉、护田校尉等）的指挥和管理下，有专门的户籍，耕种国有土地，向西汉王朝纳租交税。屯民的来源，从史载和居延汉简来看，主要由边塞戍卒成建制转化而来，也有内地农业区移徙来的贫苦农民和内地逃荒、避难而迁入河西及兰州者。因此，他们与在将军、都尉和校尉统辖下定时更换的“塞卒”是不相同的。他们是屯田的屯民。他们不仅直接增加了兰州人口，还带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发展了兰州的农业经济，生产出很多粮食和牲畜，为兰州人口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武帝“移民实边”和实行“屯田”的政策，使西汉中期兰州地区增加了大批移民。汉武帝在西域进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这些战争都以甘肃河西为根据地，出征前在河西集结军队，筹集粮草，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出战后又返回河西休整，准备新的征发。于是，甘肃各地，尤其是兰州和河西走廊，大批兵将马骑穿梭似的来往行进，粮秣军备转输的人队车驼络绎不绝，一向寂寥空旷的河西和兰州转眼间变得人马麇集，熙熙攘攘。西汉时，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人，金城人口达到第一个高峰。
兰州和河西归入西汉版图后，因为大量迁移内地人民和实行屯田开发，使河西与内地连成一片，兰州成为东可入中原，西可达西域的交通要冲；而河西地域广阔，绿洲广布，宜农宜牧，使甘肃成为中原逃难人民可农、可牧、可商的新的谋生之地。大量的移民及屯田为河湟陇右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东晋十六国时期，陇西鲜卑族在榆中立国都建立了西秦国。到410年，西秦国首领乞伏乾归于九月击败后秦南安诸部后，虏民众二万五千户，迁徙苑川、枹罕。十一月，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南平太守王憬，获俘七千余户，其中四千余户徙于榆中苑川，三千余户徙于谭郊（今甘肃临夏西北）。这是榆中有文字史料记载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屯田。
唐朝前期，“贞观之治”，甘肃社会安定，经济迅速恢复，人口也随之发展。唐王朝对河陇的经营和屯田使该地区边防巩固，政局稳定，为唐朝前期兰州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唐王朝对甘肃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措施，使丝绸之路大放异彩，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经济活了，兰州社会经济也随之全面发展。
到天宝年间，“自（长安）定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闫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元末，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瘟疫蔓延，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无人区。1368年，朱元璋把元军赶到漠北。建立明朝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也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即把“地狭人众”的山西地区的农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初迁民，从明太祖洪武（1368—1398年）初年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时50年。这时的兰州有大量的移民入住垦荒、屯田，包括一些服刑流放的犯人，当时的兰州人称他们为“充发军”。
这些“充发军”是死也不愿远离故乡到这高寒边远的边塞之地来的，但作为获罪之人，他们别无选择。在朝廷官兵的押送下，他们一步一回头地，举家来到这里充边。
在安宁区的孔家崖，居住着一个王姓家族，其家谱中，对由浙江余姚迁徙金城的时间和原因均有记载。他们是宋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后代，其迁移是出于官府压迫剥削，为避役乱，四出谋生，择地定居。迁徙时间约在明正德末期或明嘉靖年间。迁徙之路漫长而艰难，走一处不行再走一处，长途跋涉，备受艰辛。“一迁而苏，再迁而山左之兖，自兖三迁而山右太原，四迁则陕右之”。迁徙的路线经历了今天的江苏、山西、陕西，最后选定金城袖川定居。定居后，“大治田产，丁极繁盛”。个别户向四周辐射，已是兰州大族之一。王阳明之孙迁兰已历四百多载，后人中知名的桃源诗人王三祝系第17代孙，王三祝少年聪颖，13岁中秀才，三赴乡试而不中。遂淡泊功名，立志学医，钻研诗词，造福地方。他生性豪爽，轻钱财，重义气，广交友；一生贫居，处之泰然；医德高尚，扶困济危，对贫者免费看病，不取分文；他捐物出力，兴修水利。著作甚丰，有《敏求录》等数卷传世，是兰州一位知名的历史人物，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王三祝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卒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享年85岁。
窑街大砂村，一韩姓家族迁徙时的身份，却是充军发配。据《韩氏家族祠谱》记载：“吾始祖乃古都南京朱石巷人，洪武年间始祖胞兄弟三人，历经艰难辗转来西。一落碾伯（今青海乐都）洪水店，一落今永登七山俞白家，后陆续来大砂，一落现红古窑街大砂。”如今这韩氏三兄弟的后人仅在大砂村的便有七十多户。
由于历代统治者在兰州推行了移民垦荒的国策，分地域安置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形式的移民。籍民为军，选立都卫，置卫屯田，募商人到边地开荒种田，向军队缴纳粮草，然后领盐引做买卖，使兰州地区人口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大批的流民、贫民、罪囚迁发定居后便形成了新的许多民屯。随着时光的流失，来自各种渠道的移民，就不断繁衍生息而变为老兰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