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分析，2002年嵩明县西红柿烂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菜农在往年好价钱的诱导下，大规模扩种，扩种时又不注重结构调整，品种单一。由于昆明市的西红柿价格到2001年为止已连续5年上涨，2001年市价已超过每公斤2元多，嵩明县的菜农们觉得种西红柿有利可图，于是普遍跟风而上，大规模扩种。据称，县政府在2002年初曾向菜农们发出过今年西红柿价格可能大幅下滑的预警信息，但菜农们并不在乎。据嵩明县农业局蔬菜办统计，2002年1至6月，全县西红柿的种植面积达3300亩，是上年的4倍多，种植的主要为“中杂”9号，品种较为单一。另外，这次昆明西红柿烂市的原因还有：西红柿成熟早，与省外销售地的西红柿基本同期上市，以及销售地蔬菜也大获丰收有关，还有洪水阻断部分交通，外来经销商少，造成外销困难等。
据估算，西红柿的烂市可能造成嵩明全县农民年内至少减收1000万元。为减少农民损失，嵩明县政府已采取紧急措施，启动了冷藏库储存周转，联系大客户送货上门，并向全国发布信息联系买主。当地政府投资40万元兴建的西红柿批发市场也及时开业了，当天就有了40多吨的成交量。
这次昆明西红柿烂市是季节性、区域性蔬菜供求数量悬殊的激烈反映，其经验教训就是要注重调整蔬菜种植结构，品种要多元化，不能单一；要注重质量，不能仅求产量；蔬菜生产基地必须要有配套的冷藏储存设备，以及时调剂供求数量上的时间拥挤，形成供求时间差。
另外，对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里数量加一些，那里数量减一些。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粮、棉、畜、林果的集约化经营，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提升结构层次。
3．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瞎指挥和形式主义
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调整的方向来自市场需求的引导。在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经常发生职能错位，普遍盛行各级政府直接成为产品结构调整的倡导者、决定者，甚至参与者。有些基层政府往往从获取自己的政绩出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急于求成，习惯于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按照主观臆想指挥生产，片面根据“上级指示”强求农民调整结构，一刀切安排生产；有的为了图好看、搞花架子，甚至用下指令、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结构调整，长官意志的现象时有所见，结果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
基层政府超越职能，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决策者，但由于职责所限，又无法承担决策风险，由此引发农民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冲突。由于结构调整纠纷，农民状告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问题，也是结构调整中的核心问题。政府只进行决策，而让农民承担决策风险，这显然有失公平。在目前的农业结构调整中，可能会因为信息的不完全或误导，也可能因为生产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科学决策的知识与能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还有可能因为很多地方的结构调整干脆就是由政府行政手段推进的，乡（镇）政府或村组织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决策者，而政府有时为了急于求成，为了突出政绩，缺乏系统深入的市场调查，没有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没有仔细分析产品的市场前景，脱离当地实际，违背农民意愿，而乐于搞一些“千亩工程”或“万亩工程”，结果使农业结构调整受挫。
4．资源优势与效益劣势并存问题
西部地区在全国农业资源中具有明显的自然资源优势，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也不逊色。
西部地区基于土地、光照、热量等方面的因素，使其包括畜牧、棉花、糖料、瓜果、花卉、香料、亚麻、向日葵、药材等在内的特色农业不仅仅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全国农业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1999年，西部地区棉花、油料、糖料产量比1990年分别增长123．2％、38．1％、84．3％，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39．1％、23％、66．6％；肉产量比1996年增长25．6％，占全国的比重达27．8％。
西部地区粮棉生产大县、牧区半牧区县分别占全国的18．3％和85．7％。截止2000年底，西部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49345．9千公顷，占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32．0％。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4528．8千公顷，占西部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70．0％，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32．0％。西部地区粮食作物产量从1985年的9386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12896．3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也由24．7％增加到28．0％。
但农业产出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实际上还是处于相对劣势。就粮食而论，1999年西部地区粮食总产量份额低于播种面积份额5．4个百分点，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受益于播种面积量的扩张，粮食作物单产1999年为每公顷3727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3％，仅相当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73％。人均粮食拥有量从1985年的315公斤增加到1999年的375公斤，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长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50公斤。其他特色农产品单产水平接近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再加上播种面积大的优势，使西部地区已成为这些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在全国的比重却很小。这一大一小，就决定了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弱势。
这是一个生产问题，也是一个生产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生产者和决策者的素质问题。因此，西部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目标是：提高劳动者的效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益，提高整体农民的经济收入，实现粮、棉、畜、林果的集约化经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5．农业结构调整的社会化服务滞后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上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使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社会化服务滞后，尤其是政府职能改进较慢，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服务远未到位。
在产前，农民需要的生产要素供求，特别是良种良法和市场变化趋势的信息、服务不及时、不准确，使调整一开始就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在产中，对生产经营指导不力，农民的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产后，流通领域服务跟不上，丰产了，不知道卖到哪儿去或者卖不了。再加上缺少对农民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不能适应新职业的需要，限制了结构调整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西部地区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搞好这些方面的服务。西部各级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不能硬性要求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其主要的职责是为农民提供周到的、满意的服务，只有政府服务到位，才会尽可能减少、避免和防范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损失。政府在西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该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减少市场信息偏差，保证资金、技术与农资及时到位，运销畅通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各种利益。
6．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土壤环保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品种结构为内容的农业结构调整已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和广大农民的积极重视。但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也应该重视土壤环保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恶劣的西部地区，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农业环保专家提出：各地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该把土壤污染问题当作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铅、汞、砷、铬、镉、锌、镍等重金属已被医学确认为严重危害生命的物质。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中的重金属污染农田，农作物吸收残留，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威胁农产品出口。据广东省在广州、韶关、茂名、梅州、湛江五市设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显示，土壤受重金属污染面积逐年扩大，农产品出现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产品安全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
据分析，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棉花、糖料、油料、玉米、大豆、大麦等农产品都将受到较严重冲击，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污染问题已是严重影响出口的“瓶颈”之一。广东省的茶叶因受重金属和农药污染等因素影响，自1991年以来出口量逐年下降，2000仅为1．9万吨，创汇5．7亿美元，分别比1991年下降了42．4％和44．8％。由此可见，解决农产品重金属污染问题迫在眉睫。因此，在西部农业开发中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既要保护生态环境，还要防止土壤污染问题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洪富说：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很大程度源自土壤。他认为，虽然工业污染源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治理办法，已受污染的土壤没有治理价值，只能通过调整种植品种来加以回避。
（三）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已不是农业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收入水平的变化问题。
西部地区和全国的农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构成中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类农产品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导致价格全面下跌。其下跌幅度与收入增幅下降幅度是同步的，它标志着西部地区和我国农业发展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一是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许多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的暂时的过剩；二是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需求双重约束。西部地区还要加上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到非治理的地步。
为了解决西部地区和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解决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这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结构问题。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对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和市场需求约束增大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不是简单地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结构层次，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次农业结构调整是一次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
1．农产品消费结构问题
西部地区的农产品消费主要是低档食品消费，高档食品消费太少；消费对象以居民生活消费为主，工业生产消费品的比重太小。
农产品是社会消费的基础产品，尽管非常重要，是人们生活消费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然而其消费弹性有限，没有多大的潜在扩张性。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只追求农产品生产数量。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其需求的强度逐渐递减。但是，不同种类的食品，其需求的弹性是不同的。在一定时期内，有的食物需求弹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而有的食物需求弹性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就决定了不同农产品的不同增长趋势。如果某种食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就意味着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花费在这种食品上的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种农产品一般是属于非最基本生活必需品。就当前居民的消费水平看，高档的食品就是属于这类农产品。如果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意味着消费者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的收入花费在购买这种食品的比例，将会逐步下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农产品一般是属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对于目前已经超出“温饱型”的那部分消费者来说，粮食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大众化农产品。
大众化农产品的需求之所以弹性低，是因为消费者为了生存，必须摄取相当量的热能，当消费者的基本需要量得到满足后，对增加这类农产品的需求欲望，就会很快地降下来，就不会对这种农产品再要求更多的数量，而是开始重视选择它们的质量。当前我国包括西部地区的多数居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就开始进入追求农产品质量，更多地选择高营养食品的时期。近几年人们从过去更多地追求植物性食物，转变为现在更多地追求动物性食物，就反映了这一消费趋势。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是消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也是世界农产品消费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顺应这一世界性的食品消费趋势，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转变，与东部地区、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尤其是现代畜牧业还比较落后，短期内很难成为农业的第一主要产业。由此可见，在西部地区发展畜牧业还是具有广阔的产业前景的。
2．西部农产品加工结构问题
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初级农产品质量，更取决于整个农业与食品产业体系的发达程度。没有农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以及产品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多次升值，农业经济效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现状表明，粮食加工可增值1至4倍；禽畜加工可增值1至3倍，蔬菜水果加工也可增值1至3倍。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和全国必须加快各类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增值程度，促进农业向产业化和工业化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结构的另一棘手问题，就是农产品加工滞后，没有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延伸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主要是以初级形态出现在市场上，加工增值的比例很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1，而我国只有0．43：1。以食品工业为例，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我国仅为25％左右；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至2倍，而我国还不及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