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便将我叫到他办公楼的一间密室。他告诉我，去费城已成定局，运营部负责人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接替他的职位。他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如何安排我，我饶有兴致地听着，他终于说：
“现在来说说你吧。你认为你能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认为能胜任任何事情的年龄。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尝试的，也许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当然司各特先生可能是例外。我当时只有24岁，但那时我的偶像是约翰·拉塞尔勋爵，他曾说过总有一天他要成为海上舰队的指挥。我心目中的英雄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是如此。我告诉司各特先生，我想我能够胜任。
“很好，”他说，“波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主管）要调到费城运输部，我已经推荐你去接替他的职位，他同意让你去试试。你想要多少薪水？”
“薪水？”我像受到了冒犯一样，“我怎么会在乎薪水呢？我不在乎薪水，我只想要那个职位。让我回到匹兹堡分部——你以前的位置任职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你愿意给我多少薪水就给多少，不用比我现在的多。”
当时，我每月的薪水是65美元。
“不瞒你说，”他说，“我在那儿的年薪是1500美元，波兹先生的年薪是1800美元。我想，一开始给你1500美元年薪比较合适，假如以后你做得好，再加到1800美元。你觉得这样满意吗？”
“噢，请……”我说，“不要和我提钱！”
这不仅仅是雇用和薪水的问题，更何况此时我的升职还是一个机密。我将开始独立负责一个部门了，以后在匹兹堡和阿尔图纳往来的指令上不再签“T．A．S．”，而是“A．C．”，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荣耀。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主管的委任书是在1859年12月1日下发的。然后，我们就要准备马上搬家了。这样的变化是令人欣喜的，虽然，我已经很习惯住在阿尔图纳了。更让人不舍的是，我们在郊外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还有一幢带庭院的大房子，可以尽情享受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比起能够回到老朋友中间，回到脏乱而又烟雾弥漫的匹兹堡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居住期间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和我一起回来，做了我的秘书。
我上任后的那个冬天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一个冬天。铁路线的状况很糟糕，设备效率低下，完全不能跟上繁忙的业务。铁轨需要用铸铁墩子来固定在大石块上，据我所知，有一个晚上有47个铸铁墩子发生了断裂，难怪事故发生得如此频繁。那些日子里，作为部门主管，晚上应该值班，要通过电报调度列车，清除所有的障碍，简直是什么都要做。有一次，我连续8天都在铁路线上工作，夜以继日，处理了一起又一起事故，清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在曾经担任这项管理工作的人当中，我或许是最不体恤下属的。带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从不知疲倦，这样下属也不得不跟着超负荷工作，我当时没有仔细为他们考虑过一个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任何时候都能睡觉，晚上，不论在多脏的地方，我不时地抓紧半小时睡上一会儿就足以应付了。
内战的爆发，让宾夕法尼亚铁路线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最后，我不得不组建一个夜班，但是上级并不同意将夜间铁路线的管理权委托给列车调度员。而我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这么做了。我还越权任命了也许是美国第一个夜间列车调度员——至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是第一个。
1860年，我们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大道租了一幢房子，现在叫第八大道，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当时，任何细致的描述对匹兹堡来说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状况。四处烟雾弥漫：假如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一会儿就会变黑了；刚洗的脸和手不到一小时就和没洗时一样脏；头发和皮肤上都沾满了煤烟的尘粒。从阿尔图纳的青山绿水中回到这里，这让我们多少有点不适应。我们很快就考虑搬到乡村去，幸运的是那时公司货运代理商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向我们推荐了郊外的一幢房子，在荷姆伍德，就在他家附近。我们立即搬到了那儿，并将电线接了过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就能在家里处理公司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里放眼望去，乡间小径风景优美、花团锦簇。每户大多拥有5至20英亩不等的土地。在荷姆伍德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有茂密的森林、美丽的峡谷，还有流水潺潺的小溪。我们家周围也有一个花园和一大片土地。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乡村生活的这几年，她可以种种花草、养养小鸡，享受田园风光。她对花草极其喜爱，几乎从不忍心采摘一朵花。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曾经因我拔了一根草而责备我：“这也是绿色的、有生命的东西啊。”我遗传了她的这种性格，虽然从家里到大门口的路上，总想摘一朵花别在纽扣扣眼上，然后出发去城里，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摘哪一朵，因为我一朵也舍不得毁掉。
乡村生活让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许多当地的富裕人家都在这景色迷人的郊外买了住宅，可以说，这里成了贵族生活区。作为一个年轻的主管，我经常被邀请到这些豪宅里去玩。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经常举行音乐晚会。在这里我还听到了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一些话题，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要听到什么陌生的东西，就马上去学习。我感到快乐而充实，因为每天都能学习新的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见了范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了我的旅伴，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亲爱的范迪”是我周游世界时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越来越亲近了，我们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还有一点让我特别高兴，就是斯图尔特先生后来还成了我的事业伙伴，我们成为了搭档，“范迪”也是。然而，我们在新家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名门望族——尊敬的威尔金斯法官。当时，威尔金斯法官已年近八十，他高高瘦瘦的，但非常英俊。他才华横溢，待人接物谦和而有威严，风度不凡，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有学识的一位。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性——她是我曾见过的最美丽、最迷人的贵妇人。她的女儿威尔金斯小姐和她的姐姐桑德斯太太，以及她们的孩子都住在位于荷姆伍德的豪华府邸里，这座豪宅在当地类似于英格兰的男爵府，也可以说是当地所有文人雅士及有上进心的人的聚会中心。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我在那儿似乎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音乐会、猜字游戏，还有威尔金斯小姐领衔主演的戏剧，都是促进我不断进取的好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名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时在谈话中他想解释一段评论，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经对我说道……”或者，“我曾告诉惠灵顿公爵……”法官早年（1834年）曾在杰克逊总统手下担任俄国外交使节，在与俄国沙皇的会谈中他以同样轻松的方式交谈。我感觉似乎触摸到了历史本身。这座华府将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和这个家庭的交往，有力地激励我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威尔金斯家和我之间唯有在政治方面存在着分歧，虽然大家没有挑明，但都各执己见。我强烈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当时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共和党的支持者。威尔金斯则倾向于支持南方强大的美国民主党，他们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着密切联系。有一次我一走进他们家客厅，就发现他们正在激烈地谈论着最近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怎么认为？”威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西点军校的司令官强迫他坐在一个黑人身边！你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怎么能进西点军校？”
“噢！”我说，“威尔金斯夫人，过去的情况比那更糟糕呢。我听说他们中有些人还能进天堂！”
大家沉默了一会。于是，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严肃地说：“那是另外一件事，卡内基先生。”
那时，我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便是她用独特方式送给我的。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有一次开始编织一块阿富汗毛毯，在她纺织的过程中，有许多人问她这是给谁织的。这位像女王一样的可爱的老太太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一直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好几个月后，圣诞节快临近了，这件礼物才完工，她小心仔细地将它包装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温情祝福的话语，然后叫她的女儿寄给我，很快我就在纽约收到了这份礼物。高贵的夫人送来如此珍贵的礼物！此后，我经常拿出那条阿富汗毛毯来给好友看，但从来没舍得用它。在我所拥有的财富中，它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很幸运，在匹兹堡生活时，我遇见了才华横溢的莱拉·阿狄森，她是不久前刚过世的阿狄森博士的女儿，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女性。我很快与他们家熟悉起来，并且很感激他们家给我的种种帮助。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一起，还能建立起另一种友谊。阿狄森夫人出生在爱丁堡，卡莱尔曾给阿狄森太太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她的女儿在国外留过学，精通法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说得和英语一样好。与这个家庭的交往，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这样的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着难以估量的差距。但是，“我们血脉相通”，共同拥有的苏格兰气质，具有强大的力量，将我们紧紧相连。
阿狄森小姐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假如你是一颗真正的钻石，她能把粗糙的钻石打磨光滑，显露出钻石本来的光华。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过错。我开始注意我的语言表达，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经典，并开始留意怎样与人交谈，在待人接物上怎样做更适度。一句话，就是让我的言行举止更加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我在穿着上是比较随便的，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笨重的长统靴、松垮的衣领、粗犷的着装是当时的西部风格，这在我们圈子里被认为很有男子气概。我轻视任何象征着浮华和纨绔的东西。我记得我在铁路公司工作时曾看到过一位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绅士，他成了我们这些追求男子气概的人的笑柄。多亏阿狄森小姐一家人，在搬到荷姆伍德后，我在这些细节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