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智者所言：任何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只要真实地展现出来，一定会很精彩。如果此话属实，那么，了解我的亲朋好友或许就不会太失望。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有一部分熟悉我的人会对我的回忆录感兴趣，而这正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一位朋友梅隆法官，曾经写过一本书，该书让我坚信了上述智者所言。当然，梅隆法官的传记给他的朋友们带来的极大愉悦，也会继续惠及到他的子孙后代。不仅如此，一些不了解他的读者，也非常喜爱这本书。此书有一个实质性的价值——揭示了人物特性。该书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意图，只是本着为家人而写的真诚。同样，我也只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所以我就像处在家人和真诚可靠的朋友中间一样，毫不拘束地和他们聊天，甚至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也不会让他们感到乏味。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此为卡内基的出生地。它位于丹佛姆林摩迪大街和普赖尔瑞大街交会处的一栋18世纪单层红色波形瓦盖层顶，灰色石头的小层阁楼上。
我于1835年11月25日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仅有一层房的小阁楼里。这幢房子坐落在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正如俗语所说：我有贫穷而正直的父母、善良而友好的亲友。丹佛姆林很早就是苏格兰的绸缎贸易中心，曾经闻名遐迩。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曾是一名纺织工人，我的祖父是安德鲁·卡内基，我正是沿用了祖父的名字。
我的祖父卡内基在当地颇有名声，他机智幽默，和蔼可亲，同时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他是那个时代激进分子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快乐俱乐部“帕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远近闻名。我记得，当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丹佛姆林时，一位老人走近了我。有人告诉他说我是“教授”（亲朋好友就是这样称呼我祖父的）的孙子。他当时颤颤巍巍的，一副苍老的样子，那鼻子和下巴更加明显地昭示着他的老迈。
他步履蹒跚地穿过房间向我走来，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上帝啊！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简直和你的祖父长得一个样！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了。”
在丹佛姆林期间，还有几位老人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我祖父的故事。下面这些便都是了。
在一年的平安夜里，村里一位颇为独特的老妇人突然发现窗户上闪现了一张鬼脸，她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惊呼道：“天啊，原来是你，愚蠢的家伙安德鲁·卡内基。”她说的没错，我的祖父在75岁时还经常扮作爱嬉闹的年轻人，跑出去吓唬那些老太太朋友们。
我想，我的乐观，我排扰解难、笑对生活的能力，以及如朋友所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肯定是源自我这位像老顽童一样的祖父的遗传。我为自己继承了他的名字而自豪。我觉得像阳光一样的乐观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知道，性格是可以培养的，思想像身体一样，同样需要获取阳光。那么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培养如阳光般乐观的个性吧！用微笑去驱除烦恼，一个人只要有点哲人气质，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他也不会因为做了错事而自责。自责总是存在的，这些“该死的污点”是无法洗刷掉的。最高法院里的法官从来都不会被欺骗。因此，伯恩斯曾提出一条重要的生活准则：“唯有自责才能产生恐惧。”对我而言，它比我所听到过的任何说教都更有意义，它是我早年生活中遵循的座右铭。我得承认，我与成年时代的一位老友贝利·沃克有几分相似之处。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他回答说很不理想，严重失眠，又眨巴着眼睛作了个补充：“但是一到教堂里，我就能时不时地舒服地打个盹儿。”
在我母亲家族这边，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有名。他是威廉·古伯特（《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甚至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丹佛姆林，一些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依然认为他是他们所知晓的最为出色的演说家，也是最有才能的人物之一。他曾出版过《先驱报》，与古伯特的《政治评论》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份小报，却被视为苏格兰第一份最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文中强调了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其中的一本小册子最值得关注，那是70多年前出版的，题目是《智力教育与手艺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他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这也反映出对今天技术教育坚定的支持。小册子的结尾这样写道：“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制作和修补鞋子。”古伯特把它发表在1833年的《政治评论》上，并且加了编者按：“本期所发表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我们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它刊印在《政治评论》上。”由此可见，我信笔涂鸦的倾向是源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成员既是读者，也是善于思考的人。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客，也是当地激进派的领导人物。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这一职位。在美国，很多有名望的苏格兰人都来找过我，要求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有一次，美国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莫先生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素养都受益于你的外祖父。”丹佛姆林著名的历史学研究者埃比尼泽·亨德森公开表示过，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年轻时有幸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正是这些赞美，才让我的一生有了更加高尚的追求目标。但是，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格拉斯哥报》的一个记者所说的一番话。这位记者听了我在美国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一场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说后，首先报道了一些当时苏格兰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和我的家族的故事，尤其是我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的一些事情。接着他写道：“试想一下，当我发现站在讲坛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言谈举止和容貌，简直就是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翻版时，我该是多么的惊讶！”
我不记得我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我与外祖父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的情景。当时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当时他情难自抑，异常激动，最后一言不发地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卡内基的母亲，一个影响卡内基一生的人。她奉行着简单的苏格兰经济哲学：“努力工作就能挣钱，挣钱就能买到面包。”
来解释说，从我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样子。这幻影忽闪忽灭，如真如幻。可这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他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我的母亲也经常发现我身上具有外祖父的一些特性。这种遗传学倾向每时每刻都在被证实，但是，那种超出生理遗传之外的神似，显得是何等的微妙啊！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有教养、举止优稚、身份高贵的女子，可惜她在风华正茂之际，就过早地去世了。那个时候，外祖父的家境已经比较优越了，他是丹佛姆林皮革制造业的一位皮革制造商。但是，如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样，在滑铁卢战败后，他破产了。他的长子，我的舅舅贝利，童年生活在奢华的环境中，他甚至有一匹可以乘骑的小马驹，而家中其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则遭遇了艰难的岁月。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次女。关于她，我恐怕一言难尽。她继承了外祖母的高贵和涵养，是一位优雅的女子。也许有一天，我会将她的一些事公诸于众，但这样未必能描绘出她完整的形象。对我来说，她是神圣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除了我。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便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亲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感到无比幸运。一个人出生在哪里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引导和激发出一个孩子身上的不同潜在倾向。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真切地评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童都会受到城堡景致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受到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影响，那个教堂早在11世纪（1070年）就已建成，是苏格兰的守护神马尔科姆·坎莫尔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建立的。大教堂的遗址以及历代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如今尚在，那儿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司本斯先生》开头所唱的那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的塔上，饮着鲜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王的陵墓就位于阿比大教堂的中央，附近是圣玛格丽特的陵墓，还有许多皇亲贵族也长眠在这周围。对初次来到这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城市观光的孩子们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这座小城市坐落在峡湾北面3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南面可以看到爱丁堡，北面奥克山顶清晰地映入眼帘。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昔日的辉煌，那时丹佛姆林是苏格兰的宗教中心和首都。
孩子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呼吸着诗意和浪漫的气息，极目四望又能受到历史和传统的陶冶。（正是这一切，成为他们孩童时代的真实的世界——但愿这种真实的世界永远存在。即使在他往后的成年生活中，当他面对残酷的现实心灰意冷之际，童年的真实世界和影响一定会显现出来，难以磨灭，直到生命的尽。
圣玛格丽特教堂位于丹佛姆林，是苏格兰最著名的教会基地之一。教堂旁边经斯图亚特王室修葺的宫殿及城堡，成为苏格兰君主、王室的居住地。卡内基对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堵墙都了如指掌。每当夜幕降临，他在这危险的阴影中散步。后来，卡内基买下了这个城堡，将它赠给了丹佛姆林。
哪怕偶尔也会有短暂的缺失，那只是受到了驱逐或压制。但是，这些印象会马上回到他的身边，对他施加影响，帮他振奋精神，丰富他的生活。没有哪一个丹佛姆林的聪明孩子能够逃避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带给他们的影响：这些景致触动他，点燃他内心潜在的火花，使他出类拔萃，即使出身贫贱也无妨。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令人鼓舞的环境中，因此，毋庸置疑，他们身上也有着浪漫和诗意的力量的影响。
当父亲的纺布生意成功后，我们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处更宽敞的房子。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占满了，我们住在楼上，可以从外面的楼梯上去，老式苏格兰房子通常都可以由外面路边的楼梯直通上面的房间。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记事的。然而很奇怪，我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看到的一幅小型美国地图。它是轴卷的，大约两平方英尺。我的父母、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在地图上寻找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以后，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就乘船前往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当时，我记得表兄乔治·兰德（“多德”）和我由于一面隐藏在顶楼的非法旗帜而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对此我俩印象深刻。我想，那是我的父亲或叔叔或家中其他某个激进分子在反《玉米法》的游行中用的。镇上曾经发生了几起暴乱，骑兵部队进驻到市政厅。祖父、外公以及叔叔和舅舅们分为两派，而父亲则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整个家庭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我记忆犹新，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天夜里，我被敲击窗户的声音惊醒，来人通知我父母，说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因组织非法集会，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在士兵们的协助下，在离镇几英里远的集会上逮捕了他。当晚他们将舅舅带回镇上，围观者人山人海。
我们后来得知，群众们威胁政府说要去营救他。后来，镇长得知此情形后，让镇上的监狱看守把舅舅叫到朝着大街的窗口，请求人们解散。他照做了，对大家说：“如果今晚站在这里的是支持正义事业的朋友，请紧抱双臂。”人们照他说的做了，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安静地离开吧！”我的舅舅，像我们家族中所有成员一样，是一位有精神感染力的守法公民，但骨子里是激进而又爱国的。
当一切即将公之于众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私下里口口相传的话语给人多深的触动。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强烈谴责，对所有形式的特权的公然抨击，共和体制的伟大，美国的优越性，一块适合本民族人们居住的地方，一个人人都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家园——我被这些激动人心的主题深深感染。作为一个孩子，我曾想到去杀死国王、公爵、贵族，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英雄行为，因为这些人的死亡对国家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