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兰德在教育上非常重视背诵，我和多德因此受益颇多。我们经常穿上长礼服或衬衣。挽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削尖木条当作剑，扮作剧中的人物，在我们的同学和长辈们面前，背诵诺瓦尔和格雷纳温，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费茨詹姆斯的台词。
我清晰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的经典对白中，会重复一句对白——“该死的虚伪”，这让我俩有些顾虑。起初，我们以小声的咳嗽来掩盖这个词，总是让观众觉得好笑。直到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该死”这个词，不会引来责骂。这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此后，我们经常排练这段台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说这个词语的频率会更高。这种轻松自然的表达方式适合我，也让我觉得非常放松。我非常能理解玛乔丽·弗莱明的故事。一天早上，她生气了，瓦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
“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司各特先生。我真想说‘该死的’，但是我不能。”
从那以后，一个特殊词语的表达也成为演出中的亮点。在神坛上，牧师说“该死的”不算罪过。在朗诵时，我们也同样可以大声说“该死的”，而不是受到种种拘束。另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格斗时，诺瓦尔说：“只有死才能让我们的争斗停止。”1897年，我在给《北美评论》写的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姨父偶然读到，立即从丹佛姆林写信给我，说他知道我是从哪里发现这句话的。在世的人中，只有他能知道这一点。
姨父的这种教育方式让我的记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鼓励年轻人去记忆一些经典的片段并经常背诵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我对自己的速记能力非常满意，这点也让我的一些朋友感到惊讶。我能记住任何事情，不管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但是，如果那件事不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快我就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在丹佛姆林上学时，我们有一个考试是每天熟记《圣经·诗篇》中两首双音节的诗歌，为此，我不得不天天背诵。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上学的路上，我会赶紧看一看。尽管到学校花不了五六分钟时间，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足够了。第一节课就是诗歌课，我做好了准备，总是能够轻松过关。如果要我在半小时之后将诗篇再复述一遍，那么结果恐怕就非常糟糕了。
我挣得的第一笔钱，或者说是从家庭圈子以外的人那里得到的第一枚硬币，是来自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那是他给我的奖赏，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了彭斯的诗歌《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许多年后在伦敦和约翰·莫利先生共进晚餐的情景。当话题转到华兹华斯生平的时候，莫利先生说他正在找彭斯的诗歌《晚年》，他非常欣赏这首诗，但他一直没有找到。我很乐意地向他背诵了这首诗中的一段，他当即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先生真伟大，虽然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真的非常真诚。
在宗教问题上，我和多德不会过多涉及。当学校里其他男孩和女孩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俩可以免修，对于这样的安排以及具体原因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我们家族，包括莫里森家和兰德家族，对宗教的立场与其政治立场一样激进。对此我毫不怀疑，在我们家族圈子里，没有一个正统的长老教会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兰德姨父以及卡内基伯父，都不信仰加尔文教。在一段时期里，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瑞典宗教哲学家斯韦登伯格的学说中找到了精神港湾。我的母亲在宗教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她从不对我提起这些，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家里没有仆人，她要做所有的家务，包括星期天全家的正餐。她酷爱阅读，《查宁一神教》一书在那些日子里给了她特别的快乐。她真是不简单啊！
童年时期，弥漫在我周围的是一种政治和宗教上极其动荡不安的气氛。我听到了当时政界最先进的思想——消灭特权、公民平等、共和主义等，我还听到许多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敏感的孩子容易不假思索地从长辈那里接受这些思想，并伴随着我的成长。我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苛刻教条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影响，这种糟糕的情绪转瞬就消失了。
有件事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牧师在传教时，我的父亲愤然离开了长老会教堂。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场。父亲不能接受牧师宣讲的理论，他说：“如果那就是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上帝，那么我会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信仰和更高尚的上帝。”他离开长老会教堂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不断留心其他各种教派。我看见他每天早上进入祈祷间里去祷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确是位圣徒，一直有一颗虔诚的心。所有的宗教对他来说就像是正义的化身。他发现宗教有许多派别，但信仰只有一个。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他比牧师懂得更多。牧师勾画出来的不是一位圣人，而是《圣经·旧约》中的残忍复仇者——正如安德鲁·D．怀特曾在自传中大胆地说他是一个“永远的拷问者”。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种无知的观点已成为过去。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我想起父亲不嫌麻烦地为这些小动物搭窝，我就心存感激。我们家成了小伙伴们的聚集地，母亲一直认为家庭影响是让她的两个儿子走上正途的最好方式。她常说，首先要让家里充满令人快乐的气氛，只要我们和邻里伙伴觉得快乐，她和父亲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作为一名雇主让伙伴们为我服务一个季度，报酬是以他们的名字为小兔子命名。他们要利用周末或假日，给小兔子们找食物。回想当时我与小伙伴们所签订的苛刻的合同，我的良心现在还会时不时受到谴责。整整一个季节，他们无怨无悔地采集了很多蒲公英、苜蓿给我，却只得到了少得可怜的回报。唉，我真该给他们一些报酬的，可我却没有给，一分钱也没有给！
我很珍惜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体验，因为那是最初展现我组织能力的证明。我一生在财富上的成功与这种能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成功，并不是由于我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对能力的运用以及知人善任。对任何人来说，这种能力都值得珍惜。我不懂蒸汽机的结构原理，但是我会试着去懂得比机械装置更复杂的部件——人。1898年，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我将马车停留在苏格兰高地的一间小旅馆里，一位绅士走过来向我们介绍说他是麦金托什先生，他是苏格兰了不起的家具制造商。正如后来验证的，这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他说，他冒昧介绍自己，是因为他是那群给小动物找食物的男孩中的一个，他对小兔子格外宠爱，有一只小兔子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以想象，遇见他我是多么高兴啊。从前一起养兔子的伙伴中，我只遇见了这一位。我希望和他一直保持友谊并且经常见面。（今天，1913年12月1日，当我读到这段手稿时，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珍贵的短信，信中回忆了我们童年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当他收到我的回信时，一定会像我一样，倍感温馨。）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丹佛姆林小作坊式的生意越来越差。终于，我们给母亲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表明了我们想去那里投奔她们的意思。我记得曾听父母说起，这么做不是为了改善家境，而是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她们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接下来，家里通过拍卖的方式卖掉织布机和家具。那段日子，父亲经常高兴地亮开嗓门为我们唱歌：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的土地，那里，波澜壮阔的密苏里河奔流入海；那里，辛劳的人们自己做主，穷人也能收获大地赐予的一切。
卡内基与他的弟弟汤姆，摄于1851年。当时卡内基16岁，汤姆10岁。照片拍摄于宾夕法尼亚阿勒格尼市的一家专业照相馆。
卖掉家当的所得令人非常失望。织布机几乎没卖到什么钱，结果还需20英镑才能凑足全家去美国的路费。此时，多亏母亲的一位终生好友亨得森夫人伸出了援手。母亲总是有很多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亨得森夫人是埃拉·费格森的女儿，在我们家里，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她冒险借给了我们20英镑，兰德姨父和莫里森舅舅为我们作担保。兰德姨父也给了些帮助和建议，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直到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佛姆林。那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小弟弟汤姆5岁——一个长着漂亮的白发和明亮的黑眼睛的男孩，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能惹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