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胄谋排异己
南宋中期，宋光宗得病不能理政。宰相赵汝愚与知阁门事韩侂胄串通，拥立宁宗即位。韩侂胄自认为有大功于国家，整天盼着朝廷推恩行赏，不料赵汝愚对他说：“你是外戚，我是宗臣，有什么功劳可言，还是赏下面人吧！”于是给戍卫皇宫的殿帅郭呆升了爵位。韩侂胄心怀怨恨，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另一个知阁门事刘弼给他出主意说，“你既然与垂帘问政的宪圣太后有亲戚关系，何不乘此之便，把负责弹劾纠察大臣的台谏官都换成自己的人，赶走赵汝愚。”韩侂胄领悟了刘弼的意思。没有过多少日子，便从宫中取回御批圣旨，任命刘德秀、刘三杰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于是朝廷言路都被韩侂胄控制。
韩侂胄让这些台谏官专找朝廷大臣的毛病。借口赵汝愚是宗姓，当宰相不利于国家，很顺利地把他赶下了台。对支持赵汝愚的，或是不满韩侂胄的也一一弹劾。当时享有盛誉的官员朱熹、彭龟年、黄度等人均被逐出朝廷。在两三年间，因得罪韩侂胄而罢官的竟有数十人之多。
韩侂胄把反对自己的人赶出朝廷还不罢休，害怕他们相互串连或授徒讲学，诋毁自己。又任命何澹、胡纮为言官，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可惜他们的学问全用在罗织罪名上了。依靠他们，韩侂胄大兴“文字狱”，胡纮编造了赵汝愚有“十不逊”，朱熹有“十大罪”，不久即呈给皇帝一份有59人的“伪学逆党”名单。朝廷宣布永不任用逆党分子。
韩侂胄把持朝政时间不长，却能把反对自己的人一网打尽，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引进奸臣恶棍做监察官员，借刀杀人。
徐达智胜“双刀赵”
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率水师攻克池州，擒杀徐寿辉部将洪元帅后，即派人去朱元璋处报捷。朱元璋传谕常、廖二将，天完诸将没什么可怕的，惟有他的部下陈友谅足智多谋，不可不防。朱元璋果然言中了，一日，陈友谅派勇将赵普胜猛攻池州，守将顽强抵抗，战死疆场，池州又落入陈友谅的手中。
朱元璋闻池州被陷，惊叹不已，遂派徐达统军复夺池州城。徐达率赵德胜、俞通海刚到池州城外，池州守将赵普胜便手持双刀杀气腾腾地向徐达营寨杀来。俞通海望见来将是赵普胜，便大喝一声：“你是我的旧部，我待你不薄，为什么叛归陈友谅？”赵普胜亦大声说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你不要管我。”一句话气得俞通海七窍生烟，挺长矛来取赵普胜性命。赵普胜也不答话，挥刀以死相争，矛去刀迎，刀来矛抵，格格作响。赵普胜愈战愈勇，俞通海渐渐不支，赵德胜见俞通海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便拍马跃阵来助俞通海。双战赵普胜仍战了个平手，徐达帅旗一挥，众将士呐喊冲杀才将赵普胜击退。
徐达回营对俞通海说：“赵普胜那小子，骁勇无比，刀法娴熟，怪不得都叫他双刀赵。明日再战，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徐达派探马查看赵营情况，用声前掩后的谋略布兵，派赵德胜正面进攻，派俞通海率水师，袭他后营。计议已定，赵德胜率兵杀至阵前，赵普胜即开营杀出。两将酣斗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负，忽然赵德胜虚晃一枪，拍马落荒而逃，赵普胜不知是计，挥军追杀不舍，追了四五里，遥见对面一队军马设阵相迎，原来是徐达挥军接住再战赵普胜。赵普胜抖擞精神杀得性起，忽听后面炮声连天，恐江营失守，遂拨马回营。驰到营前已经晚了，营中尽悬“俞”字旗号。原来，俞通海用徐达计，声东击西待赵普胜远追时，炮轰江营，驱逐赵普胜的营兵，夺舰占营。赵普胜至此方知中计，懊悔不迭，欲拼命夺营，怎奈徐达、赵德胜从后面赶来，俞通海复从江营杀出，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料不能敌，只好向西逃走了。
徐达在收复池州的战斗中，采用“声前掩后”的谋略，将恃勇硬斗的赵普胜击败，充分显示出了比对方计高一筹的军事指挥才能。
胡惟庸谗言害刘基
辅佐朱元璋开国的武臣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首推李善长、刘基。而朱元璋常把刘基比作汉朝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可见刘基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是明朝开国不可多得的重要谋臣。
刘基年近五十才投奔朱元璋麾下，他的才能逐渐受到朱元璋的器重。朱元璋懂得“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深刻内涵，大小事也愿意找刘基商量。而刘基在“士为知己者死”思想的指导下，竭尽全力匡扶朱元璋打天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用兵如神、料事如炬的人物，晚年居然也难逃奸臣佞人的陷害，抱恨而终。
1368年，朱元璋正式登基称帝后，因刘基料事如神，能明辨是非，而且公正廉明，刚毅有节，慷慨直言，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但正因为刘基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得罪了许多奸诈小人，从而种下了祸根。
明朝位居“勋臣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对刘基的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就颇有成见。一次，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仰仗李善长的势力，以手中权力擅自增加赋税，并从中贪污，被刘基查处，当按律问斩。李善长闻讯，亲赴刘宅疏通关系，以求宽大。刘基并没有给李善长面子，而把李彬犯罪的事实写成书面材料上报朱元璋批阅。结果，李彬被斩，李善长对刘基气大了，经常找借口在朱元璋面前诽谤刘基，以至二人积怨越来越深。
朱元璋愈是对刘基言听计从，愈是给他招来更多的嫉妒和仇恨。又一次，朱元璋因为厌烦李善长的专横跋扈，看不惯李善长的骄态，准备撤掉他的官职，让刘基出任丞相之职。刘基深感李善长权柄之重、余党之众，自己很难站住脚，故屡借自己脾气急躁，性格偏激，处理政务没有耐心，缺乏做丞相的素质和胸襟，托辞不受。同时向朱元璋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文臣武将的关系。”又指出李善长妒人骄横，不宜继续为相，但不可马上就换。朱元璋问；“你认为谁可继任丞相，杨宪怎么样？”刘基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华，但器量狭小。”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刘基答道：“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还小。”朱元璋又问：“那胡惟庸呢？”刘基又答道：“胡惟庸没有能力，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贲辕破犁，为祸不浅阿！”刘基建议朱元璋广求天下之才。
洪武四年，刘基已告老还乡，李善长罢相，朱元璋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胡惟庸处世圆滑，狡黠且善于阿谀奉承。因此，渐渐受到朱元璋宠信。汪广洋去职后，胡惟庸出任右丞相。刘基悲戚戚地道：“胡惟庸得志，必是百姓的一害，如果我说的话不能应验，那真是百姓的福气啊！”胡惟庸听到刘基的话后，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适逢谈洋一带，常有盐枭出没，刘基上奏朝廷，在该地设巡检司，盐枭不服管教，反聚众作乱。刘基的儿子据实上报朝廷，没经过中书省。胡惟庸嫌此事没经他手，愤恨不平，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上疏诬告刘基，说谈洋这块地有“王气”，刘基欲占此地修坟墓。朱元璋因屡听奸人佞臣对刘基的诽谤、诬蔑，难免也将信将疑。便革掉了刘基的养老俸禄，以做结案。刘基从此忧愤成疾，胡惟庸便假惺惺地延医送药。刘基服了胡惟庸送的药后病情反而加重，粒米不进，没多久，就满怀对明朝前途的忧虑离开了人间。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擅权枉法，图谋不轨，被朱元璋谋杀。刘基被毒死之事，终有人告发，大白于天下，朱元璋甚是惋惜，但后悔不及。
刘基是明朝开国功臣，因为人刚直，受到奸佞小人的嫉恨。胡惟庸任右丞相时，对刘基秉公处事，怀恨在心，遂寻找机会，进谗言，用“暗箭”中伤刘基，终于使其惨遭毒手，被害身亡。
刘瑾诬言惑武宗
明武宗即位后，内官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等8人苟合，称为八党。其中，刘瑾尤为狡诈，尝羡慕宦官王振为人。为讨武宗欢心，他日进鹰犬、歌舞、角骶之戏，导帝游戏。武宗终日游宴戏耍玩得不亦乐乎，遂擢升刘瑾为内宫太监，总督团营。
御史赵佑、给事中陶谐看不惯刘瑾等造作巧伪，皆上疏弹劾，武宗不听。大学士刘建、谢迁、李东阳、尚书张升等文章论谏，武宗仍不听。五官监候杨源以星变告武宗：刘瑾在，必危害忠臣，危害社稷。武宗这才稍有动心。这时，恰巧刘建、谢迁复联名上疏请诛刘瑾。武宗不得已，召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议，只将刘瑾等调赴南京。诸大臣闻之愤然，据理力争，刘建对诸臣说：“事将成了，愿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要除掉八虎。”尚书许进道：“过激恐有变化。”太监王岳亦深恨八虎为非作歹，俱将刘建等良言报告武宗，使之坚定信心，刘建与韩文及诸臣约定明日上朝伏阙力争。
武宗即将发布逮捕刘瑾诏谕的消息，被刘瑾的好友，吏部尚书焦芳泄露。几个人听此消息不啻晴天霹雳，吓得面如土色，伏案而哭。刘瑾略加思索，便带七人趋武宗殿内，环跪座前，叩头有声。刘瑾痛哭流涕，声音哽咽地道：“今天若不是万岁施恩，我们恐怕已经喂狗了。”武宗道；“朕未降旨拿问，何出此言？”刘瑾道：“陷害奴辈的是王岳。王岳外结阁臣，内制皇上，恐奴辈识破，因此先发制人。况且狗马鹰犬，能损几万，王岳造谣生事，排除异己，其情可鉴。”武宗道：“王岳如此刁滑，理应加罪。但阁臣多先帝遗臣，一时不便追究。”刘瑾继续激火道：“奴辈死不足惜，恐怕阁臣要挟制万岁了。”武宗不禁勃然发怒道：“朕为一国之主，岂能受人挟制？”刘瑾乘机鼓动道：“只求宸衷速断，免致掣肘。”愤怒已极的武宗朱笔一挥，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其它余党皆擢升，并即刻饬锦衣卫速逮王岳、范亨、徐智等入狱。
武宗即位后，宦官刘瑾投其所好，引导他游乐玩耍，不理朝政，自己却乘机掌握朝中大权，把朝廷纲纪搞得乱七八糟，当朝臣向武宗弹劾其罪行，准备将其问罪之时，刘瑾又无中生有，信口诬陷他人。结果，武宗不明事理，放过刘瑾，使其继续在朝中作歹为非。
张居正阳奉阴违
1572年明穆宗病死，神宗即位，年仅十岁。司礼监冯保兼督东厂，权势益张。由于当初选定司礼监时，高拱荐举陈洪等人，冯保险些落选，遂对高拱耿耿于怀，而与张居正相结，交情日深。穆宗病重时，张居正处理政事，都要用密书示冯保。高拱闻讯后赶来当面责问张居正：“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由我等做主，你为什么付与宦官呢？”张居正无法回答，十分尴尬，由此，心中亦怨恨高拱。
穆宗死后，冯保诈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神宗登极大典时，百官朝贺，冯保立于御座旁边，昂然自若，举朝惊愕。身居首辅的高拱对此愤激异常，遂以主上幼冲，应惩中官****，毅然上书，请减轻司礼监权柄，还之内阁。又命言官合疏弹劾冯保，自己拟旨逐之。计议停当，高拱派人将策划告诉张居正，并请他从中协助。张居正当即表示赞成，满口答应下来，暗中却派人把高拱的计划通知冯保，让他设法自保。冯保得知高拱的策划，心中大惧，连忙赶入宫中求见皇太后，诉说高拱擅权，目无幼君，私自拟旨，逐斥他人。太后听完冯保的投诉，也对高拱擅自拟旨，逐斥冯保的作法十分不满。
第二天，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闻讯欣然直入，满以为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保，而是历数自己的罪状而逐之。高拱听着不觉心中愤懑，险些晕了过去。宣诏已毕，众臣陆续起立，高拱尚伏地不能起，这时，张居正走上前来，扶掖出宫门。高拱回到家中，即匆匆收拾行李，驰驿归回原籍。不久，张居正擢为首辅。
穆宗死后，首辅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益深，身为次辅的张居正，处于两股势力中间，为了谋取首辅位子，他暗结冯保，对高拱却阳奉阴违致使高拱败在冯保手下，丢官被逐，而张居正从中得利，擢为首辅。
冯保排除异己
1573年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早朝，明神宗正出乾清宫，突见一男子，神色仓惶，从甬道上闯入。侍卫见来人可疑，即上前盘问，并从他的衣袖中搜出利刃一把。神宗下诏命东厂究审。审问结果，该犯王大臣，系游荡入京。其时，司礼监冯保与高拱积怨甚深，竟想借机诋毁高拱，他叫来家仆辛儒，命其携酒食前往监狱探望王大臣。辛儒在狱中对王大臣好言安慰，又摆酒款待，二人逐渐熟如友人。喝酒言谈之中，辛儒劝王大臣伪供是受高拱之托入宫行刺的，开始，王大臣心怀疑虑，不敢应承。辛儒便软硬兼施，告诉王大臣说：“若你出首受高拱指使行刺，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邀得重赏，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在辛儒的逼诱下，王大臣答应诬陷高拱，辛儒见事已成，便出狱报知冯保。
冯保得讯后，即提出王大臣复审。大堂上，王大臣一口咬定是受高拱主使，冯保不待细问，即派人将其送回狱中，暗中令辛儒给他送去蟒裤一条，剑二柄，嘱他俟将来廷讯时，供为高拱所赠。冯保一面将审讯结果报告神宗，一面遣缇骑驰往高拱府第，捉拿回其家仆数人，严刑胁供。首辅张居正这时也火上加油，上疏请诘主使。一时间，闹得朝中人言沸腾。
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知道高拱蒙受冤枉，前往拜见张居正，请他出面排解此案。张居正最初不愿答应此事，并拿出东厂审讯揭帖传示众人以示与己无关。但被杨博识破帖中的“大臣所供，历历有据”的“历历有据”是出自张居正之手。这样，张居正才无法推诿，答应从中调处。后来，冯保见事渐泄露，忙将王大臣治哑，处死，高拱才免遭诬陷，度过险境。
自古以来，“无中生有”作为一条政治谋略，常为历代阴谋家所运用。冯保因与高拱积怨，借王大臣闯宫一案，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事实，诬陷高拱。如不是吏部尚书杨博等人，仗义持言，用事实力请张居正从中周旋，高拱定遭不测。
钱龙锡中谗言蒙冤
王永光、高捷、史范同为阉党人物。1629年，王永光调任吏部尚书，这时，高捷、史范已被罢免。王永光便在崇祯帝前极力推荐二人，不久，就被引用入朝。大学士钱龙锡平时很瞧不起高、史二人，二人也对钱怀恨在心。
这年的12月，满洲兵大举入关，兵临京师城下，袁崇焕督兵与战，崇祯帝认为他督战不力，将其下入狱中。高捷、史范见有机可乘，便上一奏章，言袁崇焕与满洲议和，诛杀毛文龙是受钱龙锡指使，因此，亦应与袁同罪。祟祯帝见奏章后，认为钱龙锡为人忠诚谨慎，遂不加究责。高捷、史范见此次不成，就于第二年8月，再一次上疏，弹劾钱龙锡曾出都城，将袁崇焕给予的贿赂数万银子，转寄到姻亲家中。崇祯帝即位后最嫉恨赃官，见此疏后，也不辨真假，立即命将钱龙锡下狱惩办。钱龙锡遭到高、史二人的诬陷，义愤已极，遂具章抗辩，并将与袁崇焕所通书信一并送上，无奈崇祯帝刚愎自用，少识辨之才，对高捷、史范二人的上疏深信不疑，下诏将钱龙锡贬戍定海卫，达十二年之久。
高捷、史范为魏忠贤余党，复入朝廷后，仍恶习不改，利用崇祯帝刚愎自用、自作聪明的弱点，诬陷、中伤钱龙锡受袁崇焕贿赂，竟使钱龙锡遭贬戍边，蒙受不白之冤。
魏忠贤谋杀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