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升以曲劝夫
元朝初期，有一位著名的女书画家管道升，她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与她的丈夫赵孟頫几乎齐名。
赵孟頫官运亨通，仕途顺畅，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他一朝得志，不为饱暖所忧，便生****之心，他想纳妾，但又担心管道升不满，因此他便写了一曲来试探管道升。
“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工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道升看到后，她也写了一曲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此曲温柔委婉，极为形象地表达了管道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曲中既没有表现出忿懑怨恨，也没有乞求怜悯，而是用她的一片深情来打动丈夫的心。看了这首曲，赵孟頫感动，便不再提起此事。
以迂为直这一谋略，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被广泛运用，在生活上也是屡见不鲜。夫妻之间遇到问题时，以迂为直，可以既不伤害彼此的感情，又可以妥善解决矛盾。
沈希仪计除岑猛
1525年，广西田州士官岑猛反叛朝廷，消息传来，世宗即下诏，令巡抚盛应期等调集兵马征讨。不久，盛应期调往别处，都御史姚镆奉命接任征剿事宜。到广西后，姚镆会同总兵朱麟传檄都指挥沈希仪、张经等，发永顺、保靖兵8万人，分数路浩浩荡荡杀奔田州。岑猛得知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惶恐不安，急忙出奔归顺州，投归顺州知州岑璋。
岑璋的女儿嫁与岑猛，璋为猛的岳父。但由于岑猛夫妇不和，岑璋与岑猛的关系非常冷淡。姚镆闻知岑猛投靠归顺州，想悬赏通缉，又怕璋与猛为翁婿，不免助猛顽抗，因此举棋不定，就召都指挥沈希仪商量办法。沈希仪听了姚镆的介绍，胸有成竹地说道：“猛与璋虽然是翁婿关系，但二人感情长期不合，末将有一计可除掉岑猛，主帅不必担心。”姚镆听沈希仪一说，心中大喜，即令他速酌办。沈希仪回到自己营内，命人召千户赵臣来见。原来赵臣与岑璋是老相识，当他听沈希仪说，派自己前往归顺州说服岑璋，令他伺机除猛自效，当即表示同意。
赵臣来到归顺州后，岑璋见到老朋友十分高兴，寒暄过后，便命家人摆酒设宴款待赵臣。席间，赵臣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岑璋见状一再追问详情，赵臣才开口说道：“今督抚悬赏捕捉岑猛，得知他藏于贵处，特令我往邻境的镇安传送檄文，教彼出兵袭击归顺州。”岑璋闻言大惊，忙向赵臣顿首谢道：“请你放心，岑猛娶了我的女儿，但彼此视同仇人，我正想杀他，以解心头之恨，但又恐他兵多势众，所以总是犹豫不决。此次，如果能得到朝廷大军的援助，我不日内定可杀了他。现在岑猛的儿子邦彦正守卫隘口，我可先派千人前去佯为助守，实为内应，君可即驰报大营，发兵进剿，内外夹攻，定可败邦彦。邦彦一除，杀岑猛就很容易了。”赵臣听了岑璋这番话，立即起身，回报沈希仪。第二天，果然内应外合，夺了隘口。岑猛听得爱子被擒杀，惶慌不安，岑璋上前假意相劝，又另设一馆，供岑猛居住，每日以醇酒美女伺候。岑猛问及战事，岑璋就诡称朝廷兵马已退走，岑猛闻言心里才稍许放松，沉迷于酒色之中，一日，姚镆派人送来檄文向岑璋索要岑猛的脑袋。岑璋立即赶到别馆向正在作乐解闷的岑猛出示檄文说：“朝廷大军已到，我也不能庇护你了，请自裁吧。”说完，命人递上已准备好的鸩酒。这时，岑猛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他接过酒，大声骂道：“我堕入你的狡计之中，还有什么可说的？”遂将鸩酒一口吞下，登时七窍流血而死，岑璋当即持岑猛首级及印绶，往姚镆大营报捷。田州战事亦告平复。
在平定田州士官岑猛叛乱的过程中，沈希仪利用部下赵臣与岑璋的朋友关系，派他说服岑璋，用诈计将岑猛捕杀，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战斗，减少了部队人员的伤亡损失。
陆陇其以“理”化民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官。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道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道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道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官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赋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赋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赋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大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个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导。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已经病故了。”康熙惋惜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七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道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以盗制盗的父母官
王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能吏。他当直隶东明县知县，招流亡，垦荒地，缉盗贼，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刚到东明任职的时候，东明县正有一伙盗贼骚扰着乡民。在这伙盗贼中有两个头目，一个叫贾五云，一个叫梁进，都是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们仗着自己有些武艺，纠集了一批小偷、流氓及游手好闲之徒，到处打家劫舍，抢夺财物，坐地分赃。贾五云、梁进在这伙盗贼中威信很高，是这伙歹徒的核心人物和首领。在他们的指挥下，盗贼们的行踪神出鬼没，作案方式奸诈狡猾，一连换了几任知县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东明县的乡民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王缮来到东明后，得知盗贼横行是东明县最严峻的问题，决心首先制服这伙歹徒，为乡民除害。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他知道，盗贼们都受贾五云和梁进的操纵，只要把这两个家伙捉拿，其余的盗贼就好解决了。于是他先派出得力的捕快侦察贾、梁的行踪，掌握了他们活动的规律，然后抓住时机，乘其不备，对他们突然袭击，终于将这两个首犯捉拿归案。
捉到贾、梁二犯后，乡民们无不拍手称快，纷纷要求重重地惩治他们。王缮知道，贾、梁二犯虽然归案，但是他们的大批死党同伙仍然逍遥法外，为害乡里。他并没有立即定贾、梁的罪，而是让人把他们带来，给他们讲了好多道理。并告诉他们，只要真心悔改，官府一定会给将功补过的机会。王知县的话使这两个家伙很受感动，他们跪在地上，不停地叩头，保证今后不再干坏事，乞求得到将功补过的机会。这时，王缮板起脸，严肃地说：“既然你们已经认了罪，想重新做人，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贾五云可以当练总，梁进可以当保长，专门负责缉拿乡里的盗贼。如果你们胆敢不听命令，耍什么花招的话，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我决不留情！”两人点头答应，领命而去。贾、梁二人果然不负王缮所望，全力以赴地缉拿当地的盗贼。这些人本来就是他们的同伙，看到他们二人已经改邪归正，纷纷表示洗手不干，到官府去投诚。没有多久，东明县的盗贼就绝了迹。
王缮在东明治盗，用的是以毒攻毒之计。以毒攻毒本来是医学上的名词，是指用毒药来治疗毒症的一种医疗术。如果把它引伸到运用谋略的方面，可以理解为是指一种以恶人制服恶人，用坏办法来对付坏办法的策略。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是很见效果的。尤其在与犯罪集团的斗争中，一些高明的侦破者，往往把犯罪集团中的一些成员争取过来，利用他们特有的长处制服其他犯罪分子。王缮以盗制盗正是这种策略成功运用的一个例子。
邵知县审理分家案
清代雍正年间，有一位名叫邵大业的循吏，很有一套审案、断案的办法。他在担任湖北黄陂知县的时候，曾经审理过一件亲兄弟争家产的案件。
在县城北郊，有两个姓吴的亲兄弟，都已过六旬，两鬓斑白。本来他们合住在一起，共同奉养老父，彼此相安无事。后来老父去世，兄弟二人因分家产发生矛盾，伤了和气，闹得不可开交。起先族人出面调解，没有结果，于是便把官司打到县衙门。
坐在县衙门正堂的邵大业仔细地看过吴氏兄弟递上的状纸，又翻阅了有关此案的其他材料，知道这一对老年兄弟都是本分之民，虽然因争家产打官司，但兄弟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他看完案卷后，并不向两兄弟询问诉讼的缘，由，而是命衙役取过一面大镜子，放在两兄弟面前，问道：“镜子里面的两个人长得像不像？”两兄弟回答说：“像。”又问：“你们是亲兄弟吗？”回答说：“是。”问到这里，邵大业叹了一口气，用很伤感的语气说；“我真羡慕镜子里面的兄弟二人，能够携手并老，在晚年还能体会到亲兄弟的手足之情。可是我的弟弟最近去世，使我失去了亲骨肉，永远失去了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是无价的，如果为了争家产而失去了手足之情，那将会后悔终生，得到的家产再多也无法弥补。”邵知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两兄弟，使他们惭愧地低下了头，认识到兄弟分家产不能不顾手足情谊，表示要用相互礼让的方式解决。
邵大业用一面镜子，一席话，使一件纠缠不清的讼诉案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他的审案才能受到乡人们的称赞。
百龄以谦御下
百龄任两江总督时，曾主持江河决口的修复，经过上下一个月的奋力苦战，决口终于合龙。大堤胜利合龙后，百龄照例要率百官到龙王庙行礼祭祀，祈求龙王保佑江堤平安。祭祀完毕之后，众僚属及其它随从员弁等皆向百龄叩头祝贺漫口合龙。这时，身为封疆大吏的百龄忽然也随众一起跪下。众官一见总督大人也跪下了，皆大吃一惊，纷纷说道：“大人快快请起，您亦一例遵跪，卑职与小的如何担当得起。”百龄喟然说道：“先前大家在堤霸之时，合力堵塞决口，并没有这么多的礼节，因为那时形势危迫，万一决口不能堵塞牢固，全堤溃塌，不分大人、卑职，无论老爷、小的，尊卑贵贱皆将丧身于洪水波涛之中。此处不是官场衙门，各位既然皆奋不顾身追随我为朝廷效力，那么大家就都是我的好朋友，不分大人卑职、老爷小的。”然后又手指官帽上的红顶子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各位日后随我继续为朝廷尽忠效命，谁都可以戴上这红顶子的官帽。”众官员及随从听后皆大受感动，甚至有人痛哭于地而不能站起，皆表示愿追随百龄效命。
自古以来，官僚驾驭控制属下的方法很多，有的以权以威驭之，有的以德以恩驭之，有的则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百龄控驭属下使之为己所用，则巧妙地利用江堤合龙的特殊时机、地点，待属下以谦和，辅之以利禄之诱，达到收服人心驭而使之的目的。
曾国藩“历练”李鸿章
1858年李鸿章赶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虽然有才气，但是由于年纪轻，阅历浅，再加上多年当京官养成的一些惰习，不经过一定的“历练”是难以担当大任的。他十分注意从日常小事中“历练”李鸿章。
李鸿章在当京官的时候，生活比较散漫，养成贪睡的习惯。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每天起得很早，不到6点就吃早饭，而且要与幕僚同桌进餐；这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曾国藩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共进早餐之机，可以把一天的工作交待下去；二是使幕僚属员养成早起勤快的习惯。李鸿章初来乍到，对此尚不十分了解。
一天清晨，李鸿章还在蒙头大睡，忽然被人叫醒，睁开朦胧睡眼一看，来人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位马弁，说曾大人请他去吃早饭。李鸿章睡意正浓，不想早起，打算偷个懒，便说自己身体不适，托来人代假。过不多时，又来了一个哨官，对他说：“曾大人必待幕僚们到齐后方进餐。”李鸿章知道这时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急忙穿好衣服，踉踉跄跄地来到曾国藩的营帐。曾国藩毫无表情，见人到齐，把手一摆，招呼大家开始进餐。饭后，曾国藩正色对李说：“既然来到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的就是一个‘诚’字而已。”这件事给李鸿章的教训极深，不仅使他改掉了贪睡的毛病，而且还使他领悟出为人处世的道理。后来李鸿章能够功成名就，位极人臣，是与曾氏对他的影响、提携分不开的。李鸿章成名后，对曾国藩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言必称“我老师如何神圣”，以至到晚年，他还常常向人提起这件事。他说，经过那次教训后，便对早起“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历练”李鸿章主要用的是身教之法。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方面，如早起、写日记、读书、勤于公事，都要求自己做出表率，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形成一种习惯和作风，以此来影响其他人。被影响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学会模仿做一些具体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中却包含着一种道德的力量，会对人的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李鸿章为什么会对曾国藩早年对他的“历练”永难忘怀的原因。身教之法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包含着深奥的育才谋略。
梁启超自愿当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