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世宗当政时期的权相之一，其子严世藩倚仗其父的势力，谋取高官，为非作歹；被罢归乡里后，仍横行不法。在狱中，还设计谋害群臣，解脱自己。徐阶老谋深算，在严世藩一案中，沉着冷静，不为表面现象所动，始终紧紧抓住全案的关键点，即深为世宗所痛恨的严世藩聚众通敌谋逆的罪名，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其至于死地。
汤斌计拒强索
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这里更是战火连绵，损失严重。到清朝顺治初年，城内居民只剩下几十户。战事虽然大大减少，但是朝廷派出的“伐叛”之师每年都有好几批路过潼关，让地方提供粮草补给，再加上官吏的敲诈勒索，官兵的强取豪夺，使本来就很穷困的百姓背上了更为沉重的负担。过路军队的骚扰已经成为潼关百姓的首要祸患。
顺治九年（1652年）汤斌出任潼关道副使。他到任后，了解到过路官兵的肆意需索把百姓害得苦不堪言，决心制止这种扰民行为，使百姓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他做出规定，凡是潼关有官军路过，地方只能按照朝廷的规定提供物资，拒绝接受一切额外的索取，并要求属官严格执行，如有违反，严惩不贷。每当有清军过境，他便与带队长官约法：“如果朝廷规定的物资我没有如数提供，您可以弹劾我。如果军队额外动百姓一草一木，我可要公事公办了。”
有一次，总兵陈德率部调防湖南，所率队伍有8千官兵，加上家眷则超过万人。来到潼关后，陈德以母病为由提出暂驻的要求，遭到汤斌的拒绝。接着又强行索要军用车5千辆，或者相当5千辆车的银钱。其实汤斌已经派人打探清楚，其实际所需车数不超过2千辆，显然是有意敲诈。于是他巧设计谋，先把征来的车辆藏匿起来，然后设酒宴招待陈德，提出“以人量车”的方案，凡兵士家眷坐满为一车，即驰出城外，尽出为止。陈德不知是计，便欣然与汤斌坐在城门上饮酒观看。大约用了两个时辰，陈德所部的兵员眷属全都被打发走了，结果用车尚不足2千辆。到这时，陈德才发现上当，但悔之已晚，只得怏怏上路。日后传来消息，这支部队走到半路发生哗变，主将陈德被乱兵杀死。由于汤斌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又能监督属下严格执行，大大减少了官军过境的扰民行为，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与此同时，汤斌积极招揽流民，复兴废业，鼓励生产，逐渐恢复了潼关昔日的繁荣。一年以后，潼关城中的户口增加到数千家，这一年清廷考察官吏的政绩，关中地区以汤斌为最。
汤斌对付陈德的无理索取，用的是“以实证虚”之计。大凡营私舞弊者不仅所办之事为“虚”，而且内心世界亦“虚”。他们之所以“虚”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行为见不得人，害怕核实，害怕公诸于世。对付这种人的鬼把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事实加以揭穿。因为“虚”与“实”是天生的对立面，就像水与火一样，破“虚”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实”相对。汤斌正是以巧妙的办法，把陈德的部属家眷一车一车地作了“核实”，才有效地揭穿了陈德作“虚”的伎俩，使当地百姓免受了一次无端的骚扰。
敲山震虎断家产
百龄是清嘉庆朝的湖广总督，管辖现今的湖北、湖南两个省。有一天，百龄接到一份状纸，内容是哥哥控告弟弟的。百龄开堂后，据哥哥说，他们家原来十分贫寒，父母早亡，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是他常年在湖北汉口经商，每当赚钱之后，皆将其全部送回江西省老家抚养年幼的弟弟并供他读书，所余钱财由弟弟出面购田置产，家境渐渐富足起来，弟弟也中了秀才。后来，哥哥年过花甲，不愿再在外乡奔波劳苦，准备回老家颐养，过几年恬静的生活，不料想，弟弟居心不良，凭借着田地财产的契据皆在自己手中，将哥哥历年所购置的产业据为己有。哥哥因无田产凭据，虽在江西州县呈状控诉而终不能获胜。哥哥在老家不能立足，只得携带少量资金重至汉口继续经商。由于哥哥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屡屡亏本，不过几年时间，钱已耗光，生活无着，几乎流落街头，万不得已，请求百龄为其审断财产纠纷。
百龄认为这不过是一起平常的民事纠纷，于是将此案下交给江夏令办理。江夏令接手后感到万分为难。因为自己是湖北省的官员，而被告事主却家住江西省，自己无权审断江西省的民事纠纷，既不能传被告来湖北受讯，又不能派人去江西明察暗访，摸清事实真相。江夏令一连数日一筹莫展，只得将此案又上交百龄处理。
百龄立即提笔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送给江西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公文称，近日在湖北破获了一起重大盗窃案，据盗首供称，江西省的那位商人的弟弟是帮同盗贼匿藏赃物的窝主，这样，商人的弟弟就变成湖北盗案的当事人，要求江西巡抚帮助立即将其严拿归案。
当商人的弟弟被拘解到湖北省后，百龄亲自坐堂审问，惊堂一拍，厉声喝斥商人的弟弟说：“你身为读圣贤诗书的秀才，本应做个正人君子，为何勾串盗贼，窝藏赃物？”商人的弟弟听后，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分辩说：“小人向为安分守己的良民，从无勾结盗贼窝赃之事，请大人明察。”百龄冷笑一声喝道：“你这刁劣之徒，来到本官大堂之上，尚敢抵赖，你父母死后，并未留下田产钱财，你说没有勾结盗贼，为何不过数年时间，你家有良田百顷，致富千金？人是懒虫，不打不成，再不从实招来，大刑伺候。”商人的弟弟听后如五雷轰顶，吓得魂不附体，一心只求保全性命，免受皮肉之苦，何能顾及其它？连忙指天划地地发誓说：“小人实在冤枉，家中的所有田地、房屋、家物等等，并非小人勾通盗贼所得不义之财，实是家兄多年在外经商，积有余资，逐年添置，大人若不信，可传家兄前来对证。”百龄问道：“你家兄何在？”商人的弟弟连忙说：“家兄现正在汉口，求大人开恩，速差人寻觅。”哥哥来到大堂之上，弟弟如见救星一般，央求哥哥据实为其作证。百龄当堂宣判：所有田地家产仍归哥哥所有。弟弟见利忘义，杖责20大板，以示薄惩。弟弟的生活由哥哥按需随时供给，弟弟不得再有分外要求。
此案事关两省，而且又事隔多年，若按常例调查审理，只要商人的弟弟死不认账，恐无人能断清此案。百龄利用商人的弟弟爱财惜命的心理特点，采取敲山震虎之法，以盗贼窝主之罪恫吓商人的弟弟，不过寥寥数语，迫使其自己和盘道出吞占哥哥产业的不义行径，真可谓片言决疑，断案如神。
曾国藩居安思危韬晦有计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连连败北。清廷无奈，命全国各省兴化地方团练，共同对抗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正因其母去逝在湖南湘乡老家守丧，遂以在籍侍郎的资格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不久，曾国藩创建了湘军水师和陆师。
湘军不同于清政府的其它军队。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有战事，由清廷命将调遣出征，事毕，军权缴回。而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又皆为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乡、同学、门生等，因此，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只服从于曾国藩兄弟，具有强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清廷难于直接调遣。
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利用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镇压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这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以往汉族督抚最多辖制二三个省）。曾国藩对此并不敢过于高兴，而是时怀戒慎戒惧之心。因为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的消息报告清廷后，咸丰帝喜形于色，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没想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建立下如此丰伟功绩。”当时有人提醒咸丰帝说：“曾国藩在家为其母守丧时，已不是清廷的官员，这样一个在籍侍郎居然能一呼百应，从者万人，此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听后脸色突然由晴转阴，久久无言。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被清廷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在某些人看来，真可谓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但曾国藩却更加惶恐，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深以中国历史上许多身居权要重臣，因不知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为戒，居安思危，妥筹保身良策。他一方面写信给其弟，嘱劝其弟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一面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与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已无昔日的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以表示自己无意拥军事实力以自重的忠心。曾国藩虽奏请遣散湘军，但对个人去留问题却决不多言一句。因为他知道，如自言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但若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同样凶多吉少，既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可能为许多被遣散的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曾国藩的这一请求，正中清统治者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而曾国藩则仍任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
在封建****制度下，伴君如伴虎，仕途变幻莫测，曾国藩深明处世保身之道，时时怀有履薄临深的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功成身退，首先自请解散湘军，继而又举李鸿章以自代。这样，清廷对他的疑忌消除了，曾国藩个人也就得以保全善终了，真可谓韬晦有术。
赵襄子智夺代国
晋卿赵简子病重，召见太子告诉他说：“等我死了，安葬完毕，你穿着孝服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太子恭恭敬敬地答应了。简子死了，安葬完毕以后，太子穿着孝服，召见大臣们并且告诉他们说：“我想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大臣们都劝阻说：“登上夏屋山去观望，这就是出游啊。不能穿着孝服去出游。”赵襄子说：“这是先君的命令，我不敢废除。”大臣们都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襄子登上夏屋山观看代国的风土人情，看到代国一派欢乐景象，襄子深受启示，说：“先君是用这种办法来教诲我啊！”
赵襄子观山回来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夺取代国的方法。于是就先友好地对待代国。代国君主爱好女色，襄子就请求把姐姐嫁给代国君主为妻，代国君主答应了。襄子的姐姐嫁给代国君主以后，襄子事事都讨好代国。代国地方适宜养马，代国君主把好马奉献给襄子，代国的马都送光了。襄子告诉代国君主，请求设宴招待他，让代君到晋国来赴宴。赵襄子事先命令几百个跳舞的人把兵器藏在舞具之中，事先准备好大的金酒器。
代国君主来后，喝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襄子把酒器翻过来击在代国君主头上，只一下，代君脑浆就流了一地。跳舞的人拿着兵器搏斗，把代君的随从全都杀死了。
商鞅智俘公子
公孙鞅对于秦王来说，并不是宗亲，也没有什么友情，只是凭着才能在秦国被任用。所以，他要对秦国尽职尽忠，除了进攻别的国家没有其它办法。
一次，秦王让他率兵进攻魏国。魏国那边派公子卬率领军队迎敌。公孙鞅在魏国时，和公子卬很要好。他派人对公子卬说：“我所以出游并希望显贵，都是为了公子您的缘故。现在秦国让我率领军队，魏国让公子同我抗拒，我们怎么忍心互相交战呢？请公子向你的君主报告，我也向我的君主报告，让双方都撤走军队。”当双方都准备带领军队回去的时候，公孙鞅又派人对公子卬说：“回去以后再也无日相见，希望同公子聚一聚再离别。”公子说：“好吧。”
魏国的军校们听说后，都谏诤说：“不能这样做。”公子卬不听。于是两人相聚叙旧，公孙鞅乘机埋伏下步兵车骑俘虏了公子卬。
蔺相如完璧归赵
战国时，赵国的国君得到了闻名天下的宝玉“和氏璧”。秦昭王听到这件事后，便想以强欺弱，占有这块宝玉。他派人到赵国去告诉赵王说：“秦王愿意拿出15座城来换和氏璧。”赵王这下为难了，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如果答应了秦王的要求，可能会失去宝玉又得不到城池；如果不答应，又会因此而得罪强秦，为今后带来麻烦。这时，官者令缪贤出来向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这个人有勇有谋。定有办法处理这件事。赵王便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该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强赵弱，赵国应当答应下来。”赵王又问：“如果秦国失信，得宝玉而不给城池，该怎么办？”蔺相如说：“秦王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这代价太高。赵国如果不答应，便显得没有理了。如果赵国把和氏璧送给秦国，秦国不给城池，那就是秦国无理了。我们国家弱，不能承担无理的罪名，这个罪名应由秦国承担。”赵王认为蔺相如说得有理，便决定派他出使秦国，蔺相如表示，如果秦国没有诚意，交不出城池，他将使和氏璧完好无损地回归赵国。于是，赵王拜蔺相如为大夫，带和氏璧使秦。
蔺相如来到秦都咸阳，秦王接见了他。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王大喜，接过宝玉反复观看，赞叹不已。秦王又把宝玉传给身边的人看，传来传去，宫廷里一片赞叹声。蔺相如被冷落在一边，心中不免生气，他见秦王绝口不提给赵国城池的事，便知其中有诈。于是，他想出一计，上前对秦王说：“大王，这块宝玉是非常美好的，可是那上边还有一点点小毛病，请让我指给您看。”秦王不知是计，便把宝玉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接玉在手，脸色立刻变得严厉了，说：“大王曾经许下诺言，要用15座城池来交换它。当初我国的大臣们都说大王是想欺骗我们，唯独我认为大王是讲信义的，于是赵王斋戒五天，隆重地派我来献上这块宝玉。谁想到大王却随随便便地把它传给宫里人看，根本不提以城池交换它的事。这说明大王没有诚意，所以我把它收回来了。现在宝玉在我手中，如果大王要用强，我就将一头撞到这根柱子上，让我的头和这玉一起粉碎！”秦王一听，知道不可用强，便好言相劝，又假意让臣下拿出地图来，指出那15座城池的位置给蔺相如看。蔺相如心里明白，便对秦王说：“当初我们国君为了给大王送和氏璧，曾经斋戒五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因此，为了表示诚意，大王你也应当斋戒五天，举行仪式，我才能把宝玉献上。”秦王无奈，只好答应了。
蔺相如回到宾馆住下，心里仍在盘算着对付秦王的办法，他觉得秦王靠不住，便命手下人先带着和氏璧潜行出城，回赵国去，自己留下来继续同秦王周旋。
五天过去了，秦王召集大臣们举行受璧仪式。蔺相如参加了仪式，但却两手空空，没有带和氏璧来。秦王问是怎么回事，蔺相如回答说：“秦国自穆公以来有20多位君主，没有一位讲信义，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怕受骗，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天下人都知道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如果大王真的拿出15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赵国没有不给的道理。所以，请大王先割让城池，赵国一定会献上宝玉。现在，当着大家的面，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