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套用沈哲曾经的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就是“这些人你伤不起。”
按照常理而言，一个书生本应该是不足为惧的，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明确的告诉我们，团结才是力量，熟读经史子集的书生们当然也深知一个独木易断，人寡被欺的道理，更何况孔子、孟子这些至圣先师虽然教导过他们不可营私，但没人跟他们说过不许结党。
于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以及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更有效地执行他们思想中的“大义”，更迅速地构建儒家社会的伟大目标，这些书生们自觉自愿地拉帮结派。
甚至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的书生人数日益攀升，此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自主行为，或以人生理想为界，或以地域为界，一些时候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与他们自幼年开始就承袭的教化大相径庭，但是文人是有辩才的，人家对这些行径解释为隐忍，当然“隐忍”或者“大义灭亲”这些词往往是留给最后在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那个，至于失败的那方会有什么判词，这完全要看对手的心情，这么一看，好像是有点恶毒，与两汉时期的门阀外戚的斗争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的操守，并不仅仅是他们两袖清风或是自扫门厅之类的个人修养，而在于，即使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们虽然会毫不留情地给对手致命一击，但在成为胜利者的时候很少有落井下石之举。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些人之所以卷入到这些政治斗争中，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个人的名利或是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是在完成某种使命，沈哲常常想，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此时——正面临着时代变革的晚清，而这些道学先生们扮演的角色也是阻碍着民族进步，腐朽不堪的顽固派，但仍然要将他们称之为“清流”——这个颇具有莲花气质，完全找不出任何贬低含义的词汇。
当然如果文官集团仅仅是依靠着共同信仰，或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敬重，很显然不能让他们产生如此可以与黄泉抗衡千年的凝聚力，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真正不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管理，意依靠人民自觉自主运作的社会形式只有两个——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前者社会形势下的居民不识荣耻，不知礼教，他们看不上，至于后者他们根本就没这概念。
因此，在他们的小团体中势必就也要出现一个挑头的权威，这些权威需要有背景家事，但并不是像三国时的袁绍、袁术兄弟俩一样凭着个四世三公的家底就可以的，在这些儒生的眼中，背景只能说明你的良好出身，但要当一把手，首先得在学识上做一番比量，由此产生的结果这是，这些挑头的人虽然也有被莫名其妙被推上这个位子的，但是绝少有什么都拿不出手的真正的庸才，就算是臭名昭著如南宋的大奸臣蔡京，人家至少也有一手可以和米芾等人比肩的好字。
这样一个集文坛泰山与政界北斗（后者在很多时候有一厢情愿之嫌）于一身的文官集团领军人物历朝历代都会存在，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区别而已。
在沈哲的印象里，晚清的相应人物应该属于历任三代帝师的翁家。但自从得知在这个次元中，历代大清皇帝的老师里都没有姓翁的人物，他就开始留意观察寻找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翁氏一族在这个世界里的替身。
自从得知自己是处在与原来完全不同的世界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沈哲也逐渐有意无意地留心周围与他记忆中的许多不同之处。渐渐地也被他掌握了一些门道，虽然这个次元和沈哲本来的那个次元的相似程度已经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毕竟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在许多细节方面还是有出入的，好在沈哲在不知情的时候话不多，偶尔的几次议古论今，也都碰巧地没有涉及到这些细枝末节，才一直以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不过，虽然仅仅是细节不同，但众所周知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拍打一下翅膀也可以给千里之外的某个倒霉地方带来一场飓风，这两个世界之所以还能在数十万年的岁月长河中化解这些细节带来的影响，发展出两段惊人雷同的历史，其关键就在于这些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进行等效替代，除了名字不同，人不同，但是造成的影响却都是一摸一样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次元并没有翁同龢、翁存心这些人，但是必然会出现一个足矣取代起作用的人，来稳定秩序。
沈哲对于这个人或者说是这个家族虽然也没有仔细找过，但是却在时时留心着，但照现在看来，似乎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照着刚才借着极度有限的时间里跟钱喜打听出来的那点信息来看，眼前这位对自己有点吹胡子瞪眼的荀大人就是这个时空的翁氏一族无疑。
荀大人者，名荀同祥，还是七十多年前大清最鼎盛的时期，由当时一事暮年的乾隆皇帝亲自赐予的名字，圣上亲自赐名，更何况还是赐予一个汉人，即便是在这个次元的大清的历史都是寥寥无几，足见荀家之举足轻重。
荀氏一族据传闻言是战国末期的名儒，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和秦相李斯的老师——大名鼎鼎的荀子是也，但由于这脉荀氏崛起较晚，直到清朝初年，才借由清军入关的历史变革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具体是不是真的秉承了荀子他老人家的血脉，已经是无从考证，但是中国一向都有认祖归宗的传统节目，姓谢的一定要说自己是谢安的后人，姓岳的一定要说自己的祖宗是岳飞，虽然这位抗金英雄似乎没有子嗣在那次劫难中活下来，连本来不用死的闺女也自己投井明智，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名号响亮，像石敬瑭，秦桧基本上就是去了享受子孙后代膜拜的资格，好不容易有个姓秦的路过岳王庙还要挥笔写下：“人自宋后少名桧，卧倒坟前愧姓秦。”的名句，硬是跟这个极有可能是自己老祖宗的人坚决地划清界限。
基本上认祖归宗这样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说自话，自主选择的，反正如今荀氏正当全，人家说自己是荀子的后人，群众的眼睛在雪亮，也不能完成这种脸最精确的DNA检测仪器都很有可能会失灵的“亲子鉴定”。自然是人家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便是，反正一旦失势的时候，也很难有人会以荀子的巨大贡献为其说情解围。
荀家在清朝初期虽然是以武功起家，但天下渐定，清政府当局重开科举之后也迅速地转换了家族的总战略，符合时宜的弃戎从文，以科举为业以震家族声威。
幸运的是，荀家的几代后生的确是读书的材料，认认真真的读了几年，当真读出了名堂，前前后后很是出过几位翰林，甚至参与了康熙词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最可圈可点的崛起要归功于现在这位荀大人的祖父，在乾隆朝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状元，后来又一不小心成了乾隆皇帝第一批皇子的老师，本想着只是风光一时，可又出乎意料地保住了这个地位，这位荀大人的父亲一下子教了嘉庆和道光两代皇帝，入土之时被赐予了一个“文正”的谥号。
到了荀同庆这一代，也没辜负乾隆皇帝亲自给赏赐的名字，日夜以此为鞭策，悬梁刺股只为不负皇恩，终于在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成了荀家出的第二个状元，荀家仅仅三代就出了两位状元，瞬间打破了明清以来殿试三甲几乎为江东俊杰所垄断的局面，一下子成了那个年代的模范，而荀同庆更是以大清开朝以来最年轻的天子门生的身份，成为了嘉庆年间少年才俊的代表。
荀同庆最初供职翰林院，没过五六年调任为礼部侍郎，虽然是平职调动，但在当时的朝廷中却无人不深知，皇帝此时让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供职礼部，不过是让他熟悉熟悉工作流程，发展发展个人关系，只等着礼部尚书告老还乡，就让他直接接手。
果不其然，两三年后，礼部尚书在刚过花甲的高龄很识相地向朝廷递交了辞呈，皇帝也没有已经被看成例行公事地一再挽留，爽快地答应。
翁同庆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就又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家太子少保，并接替他父亲的位子，荣幸地成为了道光皇帝三位皇子的老师，这三位皇子自然就是后来成为咸丰皇帝的爱新觉罗奕詝、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以及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并在咸丰皇帝去世后被两宫皇太后圈定为帝师人选，也的确是给当时仅有六岁的小皇帝载淳教过几天课。
本来他大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稳稳当当成为两代皇帝的老师，让将荀氏的光辉推向无以复加地顶点，却其却意外地在同治二年的时候辞官隐居，而且光自己辞官隐居，告老还乡不算，这位老人家还带上了自己刚刚中了榜眼，供职翰林院才没几月的儿子也一起带离了朝野，竟是一副要与清庭决裂的态势。
至于荀大人为何要辞官归乡一事，沈哲也并没有从钱喜那里得知多少内幕，毕竟是同治二年的事，钱喜那个时候还在淮河边上玩泥巴呢，关于这整个事件，也只有进宫之后才听说。
似乎是因为同治二年的时候，山东、热河等省的巡抚上书说由于太平天国在江南造成的十多年的动乱，大量流民北迁，而山东、热河之地本来就是人多地寡，田壤也不甚富庶，无灾之年尚且还不断有人向或从渤海水路，或走陆路向山海关之外的辽东以及察哈尔等地迁徙，如今此等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屡禁而不能止不说还更加加剧了百姓对朝廷的不满，助长了捻军的气焰，长此以往，对朝廷失败害而无一利，因此请求朝廷，既然东南沿海的海禁造就已经废除，难么对渤海的海禁政策也应该相应放宽，以平民意。
奏疏被送到了京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东南沿海已经解除很多年，但是一来这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逼的；二来，当年康熙皇帝时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实行海禁，那是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氏王朝的战时需要，这与渤海的海禁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个人情感完全是两码事，关于前者，既然台湾岛已经收复，而又有外力威逼，这要解禁解了也无妨，而后者本来就是清朝刚入关的时候为了防止大量难民涌入东北，尤其是辽东，破坏了大清的龙脉才立下的规矩，现在自然不可能又为了同样的理由把这条规矩给废除了。
如果这份奏折是提早了个二三十年被呈上的，朝廷不拿上书的这个人以谋逆之罪论处那都已经是天大的仁慈，更别提是还会就此引发什么廷议。
但是毕竟是时过境迁，同治二年正是大清帝国的皇族最虚弱的时候，除了参与辛酉政变的恭亲王意外，所有爱新觉罗的宗室成员都成了华丽的背景墙。
经历过长时间的汉化，大清的中央皇权的执掌者，基本上已经淡化了起初那种强烈的民族观念，而乾隆皇帝时期，随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终止，也宣告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满足亲贵们，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也已经终结。
另一方卖弄，此时清政府统治中原已经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异族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减了很多，虽然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沉痛一击，但却也因此更加感受到了来自汉族臣僚的温暖，早就没有了清朝刚入关的时候那种草木皆兵，看谁脸上都像是写着“反清复明”四个字的感觉。
因此，当同治二年，这份奏疏被放在了两宫皇太后的案上时，朝廷内部很自觉的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已经势力渐微也不太受两宫皇太后待见的皇亲宗室，以及一些满族大臣；这一派的主张仍然是坚守渤海海禁，不可让这些刁民得寸进尺，一窝蜂地涌向大清国的龙脉，反派则认为，老百姓要走，不是你不开渤海海禁人家就走不了，海路不通，比人可以走陆路，虽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且是九死一生，但有“一生”总比呆在关内饿死好，反正人家是怎么着都会走，那朝廷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人家痛痛快快过去算了，何必搞得大家都不自在，更何况，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但是从关内到关外的老百姓千八百万的肯定是有了，不也没见着大清的龙脉有何损伤，反倒是朝廷现在不予民便利，正好是为到处宣传朝廷有多残暴的捻匪现身说法。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东北一带一直地广人稀才使得守备不易，从而导致了沙俄方面对大清东北领地的鲸吞。
由于从小受的教育不同，两派的攻势也大相径庭，前者宗室派资质文采疏漏，大多大打亲情牌，找着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哭得是稀里哗啦，把当年太祖皇帝是怎么以区区十三旗起兵一直到前些年的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就这么前前后后帮两宫皇太后把大清国的国史复习了好几遍，恨不得可以倒着背。
而后者皆是舞文弄墨的出身，引经据典，以理明志，也是毫不示弱，在这众多雪花片一样的奏折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就是一门已出了三个帝师，朝中尊贵无可比拟的荀氏现任当家人荀同庆莫属。
比起热河、山东两省巡抚的上书，荀同庆的上书显得更加具有气势——两省巡抚的主张是适当放宽政策，而这位荀大人就更加坚决，向朝廷表示，既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干脆就别禁算了。
从人员阵容来看，主张继续实行渤海海禁的一方虽然身份都尊贵无匹，但多是些名贵的摆设而已，除了皇族的头衔一点实际权力都没有，唯一一个权倾朝野的恭亲王还表示就此事自己保持中立，哪一边都不会帮，而那是清流和洋务派还没有闹翻，因此主张开禁的另外一派，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汉族官员，不但有荀同庆这样的高门望族之后还有在京外任职，手握重兵的湘淮中的封疆大吏们。
这样一个局面乍一看胜负很明朗，宗室一派似乎必输无疑，但半个月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吃了一惊——两宫皇太后降下懿旨，渤海海禁无可变更。
客观来讲这个结果虽然是让人吃惊，但绝不至于震惊，毕竟辽东是大清帝国的龙脉所在，别说清朝的统治阶级本身就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民族，就算是个根正苗红的汉族统治者也没人愿意让别人到自己家的祖坟上开荒种地，浇水施肥。
而两宫皇太后虽然明确表示，渤海的海禁如旧，但是对于主张开禁的一派并不是一点妥协也没有，海禁固然不改，但是每年的通船次数却从一次扩展到了三次。
严格意义上说，虽然没有采取荀同庆全面开禁的主张，但是对于最初山东和热河两省巡抚的奏疏应该还算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因此，荀同庆的派别在此次博弈上的确算不得是成功，但也决不能说是失败，更何况，这个派别中的成员不只荀同庆一个人，甚至是比他位高权重的也大有人在，就算是要承担责任也轮不到他，而且廷议本来就是但说无妨，沿着无过的场合，朝廷也不会因此就要去治谁得罪；但偏偏这位荀同庆荀大人却在第二天就递交辞呈，带着老婆孩子到了乡下隐居，更令人不解的是，发生了这种事，以西太后一向表现出的爱才之态，此时应该亲自上门劝慰挽留才对，但这次两宫太后都一反常态，略作挽留之态後就收了这份辞呈，表示想走就走吧。
于是，在同治二年，仅仅当了小皇帝一年老师的荀同庆彻底告别政坛，看似一切正常，但很难让人不去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后来，大概是事件平息了，朝廷又陆陆续续去请了这位老先生几次，但人家也很有范，不但不出山，连陶弘景那样的山中宰相都不肯做。
因此，这次荀同庆毫无预兆地重返朝野才让军机处掀起了这样的风浪。
但是军机处的骚动仅仅是个预告片，沈哲虽然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大概不会太平，但是却没想到，风雨已是须臾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