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江南制造局在长江上来来回回还没跑上几趟，立刻引起了各国有关方面的主意，论及此事，沈哲不得不承认，江南制造局这几年虽然一直在做亏本生意，造出来的枪炮器械也不尽如人意，但这些都是因为体制问题，真要办实事，江南制造局的高层还是很有水平的，虽然跑长江水运得罪西方各国的商人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他们至少还知道哪些可以得罪，哪些要得罪的少一点，比方说在英美势力集中的区域，江南制造局的船只就很少停泊。
不过，市场只有那么大一点，江南制造局既然是得了上头的指令有朝廷撑腰自然不会让自己吃亏，如果让英吉利、美利坚这些西方友好国家少吃点亏，自然就得让法兰西和沙俄这些不怎么受到朝廷待见的国家多吃点亏才能保持市场的平衡稳定。
这么一来，沙俄还好说，作为欧洲社会一枝奇葩的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特立独行地热衷着华夏的土地资源，所着眼的并不是中国长江这一片的利益，而是与他们毗邻的东北，就算在长江沿岸真有几个生意人在做买卖那也是够不上劳烦政府出面的小人物，而法兰西就不一样了，对于此时此刻的西欧国家，尤其是像法兰西这样以金钱为经济主体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你可以瓜分他们的土地，可以剥削他们的主权，但是绝对不能轻易动他们的钱袋子。
起初，事情并没有闹到要两国政府交涉的地步，在法国人眼里，清帝国的政府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作为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的江南制造局更加不会太硬气，稍微给点压力，不怕他们不缴械，让出长江航道的市场，如果实在不行，真碰上了几根“难啃的骨头”大不了和英吉利等国的商家联合起来，对长江航运业进行垄断，从而通过商业竞争使江南制造局自动出局。
但是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上行下效这种事情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用，朝廷的态度很多情况下只能代表皇帝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一个王朝的衰落之时，皇帝能控制住中央几个机构里的京官就已经不错了，更别说左右各个地方的意念。
这些江南制造局的高层们虽然有一些是曾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与洋人有过友好合作的淮军成员，但即便是养一些人，好歹也是读着圣贤书出身，在鸦片战争中形成对西方的整体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磨练成熟，对洋人不说是恨之入骨就是他们慈悲了，他们中本来就有不少人是经历过军队磨砺的，平时一直是迫于无奈，对洋人的嚣张行径一忍再忍，这回好不容易有一个他们可以对洋人说不的机会，当然要将自己的怨愤爆发个痛快。
因此不管法兰西在交涉中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就是咬紧牙关，滴水不让。
第一方案宣告失败后，法兰西人很快开始实施他们的B计划，在他们看来，虽然自己和英国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有摩擦，并不愉快，自己也的确做了一些不厚道的事，但是他们一同赚取远东利益的想法是没有出入的，相比较东方人而言，他们这些高加索人种怎么说也是同祖同宗的亲戚，没道理在外人面前说两家话，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不也是合作欢乐。
可这次英国人却偏偏是和江南制造局一样一反常态，不但要和法兰西说两家话，还要胳膊肘朝外拐，愣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法兰西本来以为自己做足两手准备必然是万无一失，没想到两边的“木桶”统统被人给戳成了“竹篮”再打水肯定是一场空，心中窝火可想而知，而且法兰西这火气酝酿了不只这一天两天，而是自打在七年战争中败给英国就一直在发展壮大。
虽然在整个近代过程中，法兰西的国际地位一直不低，不能数一，但绝对是“数二数三”的队伍，而在欧陆境内能跟法兰西相较伯仲间的沙俄和德意志，前者有“硬伤”，后者“情绪”不稳定，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法兰西在整个欧洲第二把交椅的位置还是能坐稳的，这个位置要是被安在了波兰或者瑞士、意大利的身上，肯定足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乐不可支，但是奈何同样的荣誉碰上法兰西给自己的心理定位，一下子就成了耻辱。
曾经的法兰西是何等风光，即便是至高无上的教权到了法兰西的境内也只能屈服在法国皇帝的权威之下。他们的路易九世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完美怪物”，他们的路易十四更是让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太阳王”的威严。
可是，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他们的地位是一降再降，在和英吉利的较量中一败再败，好不容易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了个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大有匡扶法兰西的荣耀之态，但是好景不长，这短暂的辉煌犹如南柯一梦，一场滑铁卢战役，犯法联盟将这个小个子科西嘉人的气数磨灭殆尽。
到这个时候，法兰西再不济也还是个欧陆第一强国，海外殖民地不如英国多，但绝对不少，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就大为不同，首先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大有和他一争雌雄的劲头，两方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既然不得不发，自然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先下手并未让法兰西抢得先机，如红日初升的普鲁士势不可挡，愣是让法兰西在凡尔赛的镜厅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的条件是当时在远东颇为流行的割地赔款。
赔款好说，以金融见长的法兰西当局并不缺钱，在自己的困难时间借给沙俄六百万法郎的贷款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欠普鲁士的债，真正伤及法兰西筋骨的是“割地”，法兰西算得上是地广物博，但这是要以欧洲的总体水平而言的，从客观角度来说，整个西欧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他国土面积再名列前茅还能大到哪儿去？偏偏这德意志政府虽然年轻但是眼不拙，一伸手就按住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这片适宜发展工业的温床不肯再撒手。
另一方面,法兰西在远东的扩张也并不顺利，眼见着中英美德各方打得越来越火热，东南亚的势力又被英吉利虎视眈眈，偏偏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这次倒好，连清政府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江南制造局也可以和他们叫板，要是再不拿出点行动让他们脸往哪儿搁，着法兰西的国际地位如果下降，那法兰西商会强有力的后台就不复存在，将来想在远东扩张势力更是举步维艰。
因此，当即和法兰西驻华大使取得联系，陈述利弊，请求由法兰西驻华公使出面，直接给清政府施压，借此打压江南制造局，法兰西驻华使馆对于本国商人的利益一向是有求必应，立刻要求清政府敦促江南制造局撤出在长江流域运行的所有商船，让出航道，并扬言，如果清政府当局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法兰西驻华大使馆将及时发电报回国，请国内定夺。
所谓“定夺”，其实就是明摆着说，再打过来一次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已经熟门熟路了。
一提到打仗，对清政府当局来说就成了一件大事，而此时的乾清宫弘德殿中除了载淳之外的所有人眼里，这场大祸的责任承担人应该是沈哲，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仅凭这个在朝野中还没站稳脚跟的年轻人是难以把这个失误弥补妥当的。
因此，无论是荀同庆还是李鸿藻，甚至是恭亲王都认为沈哲看完这份奏折时的表情应该是惊恐万状，跪下请罪才对，但是，他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在这个少年的脸上看见一点惧怕之意，甚至连眉心都不曾皱一下，比看《论语》还平静淡然，唯一的反应就是在合上奏折的时候轻笑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了一句：“法兰西啊。”
而且这就这短短的四个字还带着些许轻蔑，好像从他最终说出来的国名不是十几年前才直入紫禁城，烧了圆明园的法兰西，而是仍对大清俯首称臣，毫无威胁的高丽、暹罗之流一般。
载淳皱了下眉头，凭载淳跟沈哲的交情和对其的了解，自然不会像在场的其他人那样天真地等着看沈哲会如何出丑，不过在他的想来，沈哲虽然会显得自然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但至少也得给他来个语出惊人，一句话点破其中奥妙，让整个问题迎刃而解才对。只有这样，才够得上当今圣上首席幕僚的身价和载淳对他的寄望。
可是，这个在载淳和他母亲西太后眼中的周公瑾在世的才子谋臣却仅仅甩出了这四个毫无分量的字眼就没了下文，着实是很调他的胃口，于是不无威严地道：“沈卿家，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哲仍是一脸玩世不恭地笑意，没有一点要收敛的趋势，淡淡道：“如果我大清还是这么要买法兰西的面子的话，英吉利那趟不就白走了吗？”
载淳眯起了眼睛作思索状，沈哲的话他是听明白了，反正大清已经跟英吉利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跟法兰西和俄罗斯翻脸也是迟早的事儿，倒不如趁此机会和法兰西做个了断，这个算不上是办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说不是不可以，但载淳总觉得心底有些悬得慌，似乎是直觉告诉他，要和法兰西一刀两断还为时过早，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却一时没想到。
好在这个房间里，持这种观点的不只载淳一个人，而这个人对此事的认识层面可比载淳要深刻得多。
只见一直面色无悲无喜，始终保持沉默的恭亲王奕上前一步启奏道：“臣以为，此时言及与法兰西决裂为之尚早，贸然决断，说不定会置我大清于险境。”
载淳一听来了兴趣，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六皇叔但言无妨。”
恭亲王沉吟片刻道：“依臣愚见，我大清虽与英吉利签订同盟条约，但彼此仍缺信任，英吉利的确欲借我大清之力南向以制法兰西于缅甸，暹罗；西向以掣肘沙俄于西域各国，却也都不急于这一时之功，此时，我大清若与法兰西为仇，英吉利虽不至于倒戈而向法兰西，却也多半是处于中立，两不相干，未必会助我大清一臂之力，若是法兰西对我大清兵戎相向，北方之沙俄也必然会来与法兰西‘分甘同味’，如此，我大清之危则决不逊于十余年前之境。更何况，法兰西方面只说是请国内定夺，我大清贸然以武备境，防范法军，此理亏则在我大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