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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贝尔的强硬，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却有在预料之中。说是意外，主要是因为泰迪-贝尔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是憨厚老实的，而且十一工作室的行事作风也不是这种咄咄逼人的类型；但又不是意外，则是因为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情况，其实媒体圈子里的人都不是傻子，他们没有参合到“环球报”的行列里去，就是知道了真相，自然不会愚蠢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泰迪-贝尔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环球报”这一次的举动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抓住了机会，但他们却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埃文-贝尔已经不是四年前被诽谤的那个少年了，而且这一次事件之前的舆论虽然在肖恩-霍尔的煽动之下有出现物极必反的局面，但终究还是一个正面事件；第二，埃文-贝尔在德纳利国家公园的事有无数的人证物证，根本不是一个舆论导向就能够抹杀的。
所以，“环球报”引发的风波更多只是局限在网络上，真正愿意跟风的媒体寥寥无几。网络是一个特殊的媒介，网民们根本不在乎事情的真相，反正隐藏在一堆数据后面，爱说什么说什么，平时看不惯埃文-贝尔的人都可以站出来说几句，要成为网络热点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
总体而言，“环球报”指责埃文-贝尔恶意炒作的事件，根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有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而社会媒体、社会舆论则依旧停留在埃文-贝尔是否可以称得上是草根英雄的阶段，显然是慢了整整一拍。
但是，“环球报”因为自作聪明，如今却要面临来自十一工作室的怒火，还有埃文-贝尔庞大粉丝群的怒火。
对此，“环球报”的应对措施是：强硬到底！“环球报”当即就对泰迪-贝尔的言论发表了反击，他们认为泰迪-贝尔在试图剥夺他们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亵渎；另外还认为十一工作室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是埃文-贝尔，整个十一工作室都陷入了一种盲目自大、浮夸骄傲的情绪之中，就像一个暴发户，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和能力。
“环球报”的这一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顿时就引发了整个娱乐圈媒体的抵制。
其实埃文-贝尔在德纳利国家公园的事情只需要简单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即使当初肖恩-霍尔在“世界新闻报”提出草根英雄名号时，都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知道所谓的真相根本就没有篡改的可能性。所以，当“环球报”所谓的恶意炒作言论起来时，肖恩-霍尔根本就没有跟风的打算，反而是在这个事件里销声匿迹了。
为了反驳“环球报”的污蔑，罗伯特-法瑞斯、杰-约翰逊等人都纷纷站出来接受了采访，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陈述起来，把德纳利国家公园十一天的事迹全部拼凑了出来；当初驻留在安卡雷奇的“荒野生存”剧组也有不少人站出来把事实讲了出来，这根本不需要套口供什么的，因为这就是事实；还有国家公园的救援队员、包括阿拉斯加当地的电台、政府官员，所有参与到这件事之中的人都站出来接受了采访，一点一点将事情还原出来。
其实整个事情的真相一点都不复杂，但是这一轮的证言也将之前“世界新闻报”、“娱乐周刊”等媒体报道的事情经过还原，并且把过程中的不少细节都挖掘了出来。不仅把“环球报”荒谬的观念推翻了，还让所有的民众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原貌，对于埃文-贝尔在自我拯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机智和乐观，都感叹不已。
随后，“纽约时报”又披露了怀特-库斯的真实身份。怀特-库斯根本就不是教授，只是一所三流大学的图书管理员罢了，他是被“环球报”收买，然后安插了一个合理的身份，以心理学教授的身份站出来对埃文-贝尔进行抨击。
在当时舆论沸沸扬扬的情况之下，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层出不穷，人们一时间对于怀特-库斯的身份根本没有过多研究，而网络言论也就被怀特-库斯这位“叫兽”的肯定言论激发了出来。
真相大白了，其实根本没有花多少力气，“环球报”这次的阴谋根本就不堪一击，把整个事件弄清楚之后，大家都明白了真正在恶意炒作的应该是“环球报”才对。而埃文-贝尔呢？这位“恶意炒作”的主人公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根本就没有试图炒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埃文-贝尔需要炒作吗？人气高如埃文-贝尔，他从来都不需要炒作，相反为了躲避媒体他还费尽心思。
这一次“环球报”的行为引发了其他所有媒体的围剿，所谓事情的真相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不仅还给了埃文-贝尔一个清白，而且还纷纷对“环球报”扭曲事实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事情还不仅如此，社会学者们又再次站了出来，将原本对准埃文-贝尔的矛头纷纷对准了媒体。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科特-鲍曼表示，“媒体为了销量、为了博眼球、为了夺视线，借用艺人的关注度进行恶意炒作，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顽疾。”斯科特-鲍曼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的观点也基本包含了所有社会学者们的态度。
斯科特-鲍曼认为，“回顾这一次事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脉络，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事件，却被媒体炒作到了‘英雄’的高度；当事件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媒体又继续炒作，把对于英雄的质疑当做热点制造第二波热潮；最后第三波热潮又重新回到艺人身上，把‘恶意炒作’的名头按到了艺人身上。于是，这就变成了好也是艺人的，不好也是艺人的，全部的起因都是艺人，这是不对的。”
斯科特-鲍曼对于事件本身的讨论并不是很多，而是对媒体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定义，他认为媒体之所以会对艺人的褒奖过渡，这是一个明显的马太效应；但同时艺人身上一旦出现争议，也同样会被无限放大。媒体对于艺人的过度追捧或者过分谴责，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建立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肖恩-霍尔的捧杀策略达到巅峰时，社会学者们都对埃文-贝尔提出了谴责，认为埃文-贝尔所谓的草根英雄名头实在过誉了，不过当时社会学者们就有谴责媒体的大惊小怪了。而这一次，“环球报”的行为，更是把社会学者们敏感的神经挑拨了起来，如果媒体能够达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时，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为媒体的职能是在于监控，而不是掌控，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这一次社会学者们已经把对于草根英雄的焦点转移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身上，认为像“环球报”在于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这个社会都是一种危害。这一次，社会学者们的讨伐声浪比几天之前还要严厉许多，整个舆论都对“环球报”这次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
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时代”这样的权威媒体为首，他们纷纷在社会版面上开辟了专题，讨论“环球报”这一次恶意造谣行为对于舆论的恶劣影响，以及对于媒体名声的损害。
毫无疑问，其他媒体都急于与“环球报”撇清关系，表明自己的清白，纷纷对“环球报”落井下石。搭配着社会学者们的谴责和忧虑，对于“环球报”的声讨音浪越来越强势，几乎都要超过之前关于埃文-贝尔是否称得上草根英雄的影响力了。事情已经越闹越大了。
不过，同僚媒体的围剿，社会学者的批判，这都还不是“环球报”面临最糟糕的局面，真正让“环球报”焦头烂额的，还是来自于粉丝们的抵制。
不管“环球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其实还是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民众愿意在超市里看到“环球报”，只有这样报纸才能有更多的广告收入，报纸也才能继续办下去。如果当民众都开始抵制“环球报”时——准确来说是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开始被民众大面积地抵制时，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会一点一点被压缩，最终灭亡。
“环球报”这一次是真的捅了马蜂窝，从同僚到社会学者再到民众，他们引发了全面的民愤抗议，这种局面实在是让人想不到。不仅因为“环球报”捏造事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焦点事件上恶意扭曲、毁谤，这种恶劣的影响自然也伴随着事件本身被放大数十倍数百倍，引起的后续反应强势得让人根本没有还击能力。
埃文-贝尔的粉丝们全部集结起来，在全美国包括夏威夷在内的五十个州，一共六十四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环球报”的活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活动以一种骇人的声势迅速崛起，并且以强大的气势让“环球报”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着实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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