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封建主蚕食掉金帐汗国所分裂出来的一些小汗国，有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等，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流域，与奥斯曼帝国争夺这一地区的利益。俄国人虽一度受挫，但17世纪晚期，国内发生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奥斯曼帝国则频频在西线战场失利，双方实力对比朝着不利于奥斯曼的方向发展。
彼得大帝雄才大略，重视海上路线的开发，将夺取黑海控制权以及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作为重大战略。双方于1696年为争夺黑海北边的亚速海而开战——为这一入海权的争斗，战争持续了1个世纪，黑海渐渐由奥斯曼的内湖，几乎变成了俄国人的内湖。
如果能进一步南下控制奥斯曼帝国，俄国人就可以扼守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和地中海。然后不管是往南走红海，还是往西走直布罗陀海峡，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海上利益——而此时海上商业利益对于俄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北方那些海岸航线，和南方航线实在没法相提并论。
而无论对俄国人，还是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黑海到地中海中间的这条海峡，都是生命要道。它是联合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是世界一流的军事战略要地。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我们的房门钥匙”。
而据说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时也回忆说，他宁愿“放弃对半个世界的统治，也不愿把那两个狭窄的海峡让与俄国”。
这样一个要地在谁手上，谁就是西亚、东欧的“一哥”。而显然，奥斯曼帝国已经无力保持自己的控制权了。
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过强大的海军，但是在夺得地中海沿岸那些军事要塞之后，海军就靠边站了。这使得其海军在实力上迅速落后于西欧诸国——特别是英、法海军。
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其战略考虑是：陆地上既要防止奥斯曼帝国重新崛起并向西推进，也要防止俄国人的蚕食，而在海上，则要防止俄国人从黑海南下瓜分他们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利益——法国于1798年占领埃及。英、法在这一时期的扩张目标都集中在富饶的东方，这一地区对其极为重要。
俄、英、法在对待奥斯曼帝国这一盘棋上，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利用。他们都愿意共同打压奥斯曼帝国致其衰落，但同时又都不想看到对方独占利益。
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商品输出达到了1850年的376万英镑。由于美国的独立，英国失去了重要的殖民地，从而更加重视东方印度这块殖民地。而在英国与印度的航线中，地中海通道十分重要，这使得英国不可能坐视俄国人在瓜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中得到比它更多的好处——只从俄国人那种“一旦占领就赖着不走”的蛮劲来看，如果它在中东或埃及获得一个桥头堡，必将切断英国在阿拉伯国家和印度、马来西亚的东方经济命脉。
而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革命进展较快，大规模纺织厂与冶金企业相继出现，对奥斯曼土耳其这块市场绝对不肯轻易放弃。而在早期，法兰西王国就与奥斯曼达成战略联盟。一旦俄国舰队出现在地中海西部，法国极其重要的南方制造业和贸易网络必然受到影响。
在这场角逐中，英、法两国的优势在于它们拥有强大的海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此外，英、法已经控制了奥斯曼帝国几百年前控制的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沿海要塞。而俄国则利用宗教和民族关系，打着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的旗号，“支持”巴尔干民族反对奥斯曼政府，寻求民族独立。
从各方面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冲突来看，一场多国大战在所难免。
而巴勒斯坦这块永不安宁的“圣地”，在引发十字军东侵之后，再一次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巴勒斯坦圣地”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正在争夺这里的控制权。法国方面要求奥斯曼帝国尊重天主教的权利，而俄国方面则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偏袒东正教。
奥斯曼政府更愿意把这块地盘交给天主教会，这让俄国人很不满意，立马把军队开到奥斯曼边境，法国亦把战舰开到爱琴海域。
1853年年初，俄国人打算拉拢英国人一起瓜分土耳其，从而把法国人甩在一边——埃及和克里特岛给英国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多瑙河两公国归自己。
但英国人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俄国人的威胁要比法国人更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更愿意与法国人站在一起。
为了进一步对奥斯曼土耳其施压逼其就范，1853年7月，17万俄军侵占多瑙河两公国。
这一举动迫使英、法更坚决地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后者顿感腰杆直了，限令俄军在18天之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强硬的俄国人自然是对此不予理睬，于是双方大打出手，克里米亚战争由此爆发。
一开始，奥斯曼土耳其独自对俄作战，但随着事态发展，英、法两国亦参与进来。最终，奥斯曼人凭借着对英、法的利用，取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在战后条约里，俄国人南下的战略前功尽弃——俄军无权在黑海拥有舰队，放弃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塞尔维亚，甚至在北方波罗的海的军事利益也受到限制。
但是，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并没因此取得完全独立，而是进一步成为英、法的附庸。而农奴制的俄国人在这场独自面对西方列强的对话中失败，则是因其社会体制、军事科技的全面落后——俄国人的黑海舰队大部分是木壳帆船，而英、法的黑海舰队则多为铁甲斡旋推进船。这场战争的失利，推动了其农奴制的改革及技术革新，对俄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19世纪末，随着欧洲列强分化为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奥斯曼帝国高层开始为前途而争论不休。而结果是——他们认为土耳其必须紧紧抱着英国人的大腿。其理由是，奥斯曼帝国所处位置为欧、亚、非三洲交会处，世界霸主英国肯定愿意让一个软弱无能、乖乖听话的政权替它守卫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青年土耳其党却开始亲近德国，邀请德国军事代表团助其整编军队，并多次以政府名义表示对德国皇帝的倾慕。所有这些举动，让英国人很是不爽。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本来还想中立，但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却把他们推到了德国人一边——奥斯曼帝国高层几乎是央求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但均被傲慢地拒绝。
1913年，奥斯曼人拿出了3000万美元向英国订购两艘最先进的无畏舰——为了凑够这笔钱，马哈茂德甚至拿出钻石皇冠作抵押。但在次年，丘吉尔毫无道理地“征用”了已经卖给奥斯曼人的这两只战舰，并且压根就不提赔偿之事。这让羸弱的奥斯曼人感到耻辱和愤怒，从此倒向德国一边，并封锁了英国人前往黑海的通道，次年更是在加利波利战役中对英军进行了凶狠的报复。
经历多年国内民族主义战乱，并且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站错队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奄奄一息，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负伤。穆罕默德六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解散国民议会，亲自主持朝政，并不顾一切地向协约国求和。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与协约国签订和约，英、法、意、希联军占领其大片领土，并打算肢解奥斯曼帝国。
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我们用不着为奥斯曼在舞台上消失而惋惜。”显然，这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无力阻止这一事情发生的。
幸运的是，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抵抗运动举起了大旗。穆罕默德六世内心是默许这一行为的——虽然英国人强迫他宣布凯末尔运动为“叛乱”，军事法庭缺席宣判凯末尔死刑，出动“哈里发军”参与协约国对起义军的镇压，但穆罕默德六世暗示“哈里发军”指挥官在前线作战不要卖命，甚至怂恿部下向凯末尔起义军倒戈。
1922年11月17日，当凯末尔的军队即将开进伊斯坦布尔前，穆罕默德六世与其幼子登上英国军舰逃走，宣告奥斯曼帝国灭亡。直到上船的那一刻，穆罕默德六世仍坚信自己还会回来。此后他辗转于马耳他、意大利、法国、突尼斯，中间多次写信给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希望能回到祖国，哪怕放弃皇位也在所不惜，但这些信均石沉大海。1926年，穆罕默德六世在意大利孤独地死去，他留给后人的遗言是：“我最大的哀伤不是退位，而是离开祖国。”
起义军虽然使土耳其免于被西方列强彻底肢解，但其领土却不可避免地从囊括阿拉伯半岛、中东、两河流域、北非、巴尔干半岛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收缩到仅有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东南欧洲一角。此时经过民族战乱和人口交换，土耳其境内除了东南部少量的库尔德人外，基本上成为单一主体民族国家。
这个经过战乱洗礼的奥斯曼帝国后身，废除了诸多的不实制度，比如阿拉伯人根本不当一盘菜的哈里发制度。并且将土耳其人从东方拉向西方——将文字由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禁止妇女戴面纱，和西方一样进行政教分享的二元化体制，禁止一夫多妻等。从此将土耳其改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化伊斯兰教国家，甚至与东方伊斯兰教国家脱离，与西方融为一体。
从地缘上看，这样一场西化革命是有基础的——虽然其国土只有不到3%在欧洲，但确实是紧邻欧洲，在信息上拥有最直观、最快的优势。并且由于近代对欧洲列强屡战屡败，有利于抱着低姿态去学习。但所有西化却只能停留在表面的——他们必须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历史以及对突厥的认同，才能保持其国家民族的统一，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正是近期以来土耳其加入欧盟之期望屡屡受挫的原因。
在欧洲人眼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在毁灭东罗马帝国领土之基础上的。而东罗马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欧洲的正统，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奥斯曼人毁灭了被视为正统的东罗马帝国，并长期带给欧洲人威胁，特别是其征服和奴役的东南欧地区，成为欧洲最贫困落后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