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一词，具有三个不同的含义：首先，从品质上，是指一种长久等待而不怨不怒、随遇而安；再者，从行为上，它是一种沉默而镇定地忍受艰苦；最后，它还是“坚毅”的同义词。显然，这里提到这些特性，对于具备这些特性的人们的生活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考察中国人的各项特性时，忍耐这个特性，成为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中国人凡事忍耐，同他们的“神经麻木”和“忽视时间”密切相联，特别是“辛勤劳作”，正是通过“辛勤劳作”，才真正地体现了凡事忍耐这个民族性格。我们前面进行的讨论，有助于表明“凡事忍耐”这个中国人的主要特性，但前面零散的提及，需要作更全面的展示。
像中华帝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体生活水平极低，真是“要为活着而斗争”。要活下去就得有生活资料，得拼命去获得这些生活资料。有人说得妙，中国人已“把贫穷当做一门自然科学”。赤贫和劳作本身，并不会使人勤奋起来，但要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奋的天性，赤贫和劳作便能最有成效地使人们勤快起来。它俩也会促使人们俭省，正如我们所见，俭省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性。它们同样能造就出忍耐。猎人和渔夫，清楚自己是靠隐秘和小心来谋生的，无论他们自己是属于“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他们等待时机，就需要耐心。中国人长久以来，时常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谋求活下去，因而学会了把最为文明的民族的勤奋同北美印第安人听天由命的忍耐合为一体。
中国人愿为一丁点钱，去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钱再少总比没有好。多年的教训已使他们明白，勤劳并非成为通向更大机会的阶梯。但我们西方人认为，勤劳当然能带来这样的果实。之所以是“当然”的结果，是说只要有适宜的条件出现，这样的果实自然产生。不用考察就清楚，每平方英里五百人，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环境，不能证实“造就财富的双手是勤奋和俭省”这样的格言。但是，中国人满足于这点报酬而苦干，正是这种满足，体现了中国人忍耐的美德。
已去世的格兰特将军说过，在他环球旅行快结束时，有人问：旅途的所见所闻，什么最值得一提？他立即回答，最不寻常的见闻，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精明的手法赶走了一个犹太人。这话真是意味深长，现在谁都清楚犹太人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他们取得了超凡的成就，但犹太人毕竟很少。而中国人，却在这个星球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赶走的犹太人，可能在本质上与其他犹太人没有任何不同。哪怕换个人，较量结果恐怕还是这样，因为可以肯定，那个获胜的中国人，与千百万可能碰到这机会的其他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
中国人的“默默坚守”，这个特性是举世无双的。如上所述，它支撑着中国考生年复一年地前去报考，不是考到九十岁赢得荣誉学衔，就是死在科举考试中。这些除了证明自己非凡的坚持之外，看上去没有回报，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回报，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天性，好比鹿有快腿、鹰有锐眼一样。相似的特性，也可见于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尽管他一次次出现，但人们还是厌烦他，但他的耐心丝毫不减，他的坚毅总会让他要到：一枚铜板。
有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一个阿拉伯人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装饰品，失主马上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门口。旁人对他这一举动感到困惑，问他为何不去抓贼？他的声调平静，具有典型的东方意味：“最终，他肯定要上这儿来的！”这个故事显示了“无为”坚韧的不可思议，让人终生难忘。中国人不仅个人行为如此，而且官府行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长久的辉煌统治，从1662年一直持续到1723年，这使他比亚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不过，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在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郑成功——译者注）的爱国海盗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无忌，官方舰队对他无可奈何。针对这种局势，康熙想出了一个“绝妙”点子：下令住在这条漫长海岸线的所有居民，向内地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拥护者就鞭长莫及，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结果很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失算了，转而驱赶占领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被封为“海澄公”，后来被安抚和消灭了（这段叙述与历史记载有出入——译者注）。每一位读到这段奇特史实的外国人，都不得不同意《中国总论》一书作者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赶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乡，承担巨大的损失，退向内地，那么，他就应该有力量组织一支舰队，消灭海盗对家乡的袭扰。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值得一说，体现了官府的坚韧，在华外国侨民对此记忆深刻。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驻扎，朝廷派他去平息回教徒的起义。这场起义开始只是零星的火苗，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中国西部并贯穿中亚地区。左宗棠所面临的困难看来不能克服。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嘲笑左宗棠的出兵，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贷款支付庞大的军费。左宗棠的军队到达起义地区，一年之内，分两路，进军高耸的天山两侧，追击起义者。他们到达一个军需供应不足的地方之后，就转而屯田，围垦荒田，指望种出粮食，用于战备。边垦田，边进军，左宗棠的“屯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其功勋被认为是“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中都算最宏伟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能默默地等待、镇定地吃苦。有人说过，测试一个人本性的手法，就是去认识他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之时的行为。要是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给他温暖，给他干爽，给他吃饱，这样就培育出一个天使”。当今的文学经常表现如此的见解：碰到一个被剥夺了晚餐的英国人，就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可怕。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只适用于其中的英伦三岛上的居民，事情为何会这样？要想解释其中的理由不容易。尽管我们拥有值得骄傲的文明，但我们仍被我们的肚子控制着。
有一次，笔者看到约莫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走了几英里路来的，他们是来赴宴的，但情况却让他们忍受失望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饭，这是他们中许多人这天的“早餐”，但由于许多意外的发生，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看着被招待者吃香的、喝辣的而无动于衷，这种从容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比起我们来要先进许多。长久而耐心地等待，这顿饭终于就要开吃之时，意外的情况再次出现了，这一次会令人火大了。这一百五十个被轻慢的人该如何办？要是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国”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干。他们肯定会整天怒容形于色，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就会对他们的遭遇大发牢骚，不住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这类事情，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没有做，他们不仅整天脾气很好，并且用诚心和真礼貌，不断告诉主人：等一等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各位读者先生，请问哪一种西方文明能承受这种意外的重击呢？
我们已说过，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但这并不表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人，是以苦为乐的禁欲主义者。中国人忍受苦难，靠的不仅仅是坚定，而且也是耐心，后者常常更难。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到一个外国医生，问还能否复明，接着又淡淡地说：“要是不能复明的话，他就再也不用为眼睛烦心了。”医生告诉他毫无办法，这个人听后，说：“这样我就安心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的冷漠，而只是使我们去“承受应有之痛”的忍耐。我们已意识到，忧虑是现代生活中的病根，就像铁锈腐蚀刀锋，比起蛮力使用，更损伤刀子。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因为对这个种族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人为很现实的原因而忧愁着。这个富饶帝国的广阔疆域，时常遭受旱灾、水灾，以及由此产生的饥荒。而像打官司这样的社会灾难，还有别的可怕灾祸，威胁着大众，因为不知何时祸从天降，观察者无从发现它带给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我们经常问中国人，要是他的土地、房屋，有时甚至还有老婆，被人夺走怎么办？“那就别想太平了！”他们通常这样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变得坏起来呢？”他们经常回答道：“谁知道？早晚要来的，麻烦肯定大得很呢。”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的忍耐，别无选择。
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巨灾袭来时，中国人展现了坚韧。糟糕的是，经常能在这个帝国的各处看到这种体现。外国人最熟悉的那几个省，很少能幸免旱涝及其饥荒。1877——1878年的饥荒，涉及几百万人，种种惨象，让目击者记忆终生。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良田遭受毁灭，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寻深的沙砾之下，形成一片荒漠。几千个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存的人不得不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没有希望。并非由于自身的过错，许多人突然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对任何政府而言，这都是伤脑筋的。自我保护是人的第一本能法则，如果这些人突然陷入饥荒，他们因此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粮的人分一点给饥饿的人，这不是很自然吗？
是的，有些大城市也有一定程度的救济，那里汇集了灾民，但救济的数量很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最严重的灾情，杯水车薪。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生存，朝廷爱莫能助。要是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税赋，于是，地方官一再发现自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而言，“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常在耳边回旋，无法理解为何这些失去家园而绝望的大批饥民，会在遭受洪灾的省份游荡，却不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救助。尽管地方官真的也很无奈，但可以迫使他做些事情，这就可以作为今后干更多事情的先声。要是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官员接任。反复追问灾民，为何他们不实施这个方案，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不是好死，但相比而言，起义怎么说也好得多。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
看来，中国人不用这种手段，是缘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现实的民族，凭借一种本能就意识到这个方案没用，因而几乎无人想联合起来。但我们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无穷的耐性。正是这种无穷的耐性，让中国出现了最凄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饿死，而装不下的粮食就近在咫尺，伸手可得。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心肠变硬了，就像一名老兵对战斗的恐惧已经满不在乎了。这些受难的人，一生都忍受折磨，尽管灾难并非总是有。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可避免，毫无办法，便只有忍受了。要是这些灾民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庭，去还能以乞讨维生的地方，他们就会这样做。要是整个家庭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带上所能带的东西各奔生路，如能度过饥荒，他们就会再聚。要是附近弄不到救济，所有的灾民便会在寒冬时节行走千里，去别的省乞讨，他们希望那里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干活，活下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要是洪水退去，乞讨的农民重返家园，尽管土地还松软得无法耕种，他们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然后熟练地播上一些麦种，重新走上他原不应该走的乞讨之路，直到有一点小小的收成为止。要是苍天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清楚：贫穷与饥荒从未远去。
相信灵魂永生的人，总有这样一个论断：灵魂中最有力的那一部分，总是无法在市俗生活中施展。要是这个论断成立，我们能否由此推断：中华民族这种举世无双的忍耐肯定是用来担当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市俗红尘之苦，忍受饥饿的苦难。要是适者生存是历史给出的教导，可以肯定，这个民族有此天性，能以身体的活力为后盾，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