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消息传到纽约，邓肯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振奋起来：“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一想到那么多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我的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这时，奥古斯丁回来了。不久，6名年纪大点的孩子也跟着来了。
罗红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顶层租了一间大工作室，邓肯和她的学生每天下午在那里练功。早晨他带她们乘车沿哈得孙河岸做长时间的巡游。他还给她们每一个人都送了礼物。
邓肯又浑身充溢了艺术的活力，她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主题是：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
这次演出是邓肯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纽约所有的美术家、演员、音乐家都莅临了。因为完全没有票房卖座多少的压力，邓肯舞跳得特别兴高采烈。
在演出终场时，邓肯表演了《马赛曲》，作为最后一个节目。观众掌声雷动，为法国和协约国热烈欢呼。
从此，每场演出的最后，邓肯必跳《马赛曲》，红色纱巾在强劲激昂的旋律中飘荡。
后来，因为邓肯教一个漂亮小伙子跳快步探戈舞，罗红林又一次大发雷霆，就和她分手了。
邓肯又变成孤身一人，欠了旅馆一大笔钱，还负担着学校的巨大开支。她把罗红林送给她的一串钻石项链送进了当铺。
这时正是演出季节结束，什么样的活动实际上都不可能有。幸而她的行装里还有一件貂皮大衣，箱子里还有一块极贵重的祖母绿，那是罗红林在蒙特卡洛从一位赌光了钱的印度王子手里买下来的。邓肯把那件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祖母绿卖给另一位女中音歌唱家，然后在长岛租了一所别墅度夏，把她的学生也安置在那儿。她等待着秋天的来临，那时又可以演出挣钱了。
过了两个月，邓肯到加利福尼亚去演出。在这次旅行演出过程中，她从报上知道了罗丹的死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好朋友了，邓肯哭得很伤心。
邓肯抽空去了一趟旧金山去见母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母亲形容枯槁，已远非20年前抱着极大希望去寻求成名、寻求好运的那个冒险劲头十足的女子。她们一起到克里弗饭店吃饭，母亲一言不发，也吃得很少。她老了。
邓肯痛苦地想：“人总得老，总得死。”
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在旧金山，邓肯还遇到了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使她大为惊异和高兴的是，他告诉她，与其说她是舞蹈家，还不如说是音乐家。他还说，是她的艺术使他懂得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里那些不易理解的地方。
哈罗德观察力极为敏锐，善于思考，超乎常人。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他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诗歌以及极为深刻的哲学方面也有渊博的知识。
两个同样热爱崇高艺术理想的人遇在一起，就都有了一种真正的陶醉之感。她向他揭示了音乐艺术的秘密，而他也向她揭示了舞蹈艺术的某些寓意，那恰是邓肯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
在美国的生活奋斗，已经使邓肯精疲力竭，失去了勇气。于是，她想回巴黎去，在巴黎也许能把财产变卖一些钱。
玛丽已从欧洲回来，从巴尔的摩打来电话。邓肯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她。玛丽说：“我的好友戈登·塞尔弗里奇明天动身去欧洲，要是我求他一下，他一定会给你一张船票的。”
邓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她就从纽约乘船出发了。到了伦敦，她已经没有钱去巴黎了。因此，她在公爵街找了个公寓住下，然后打电报给巴黎各方面的朋友求援。
后来算是侥幸，她遇上法国大使馆的一位人物。他向邓肯伸出援助之手，带她到了巴黎。邓肯在巴黎奥赛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向放债人借钱应付开支。
欧洲还处在战争之中。每天大炮轰隆不止，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自相残杀正在消耗着人类的元气，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精、气、神，以及文学的韵致、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曼妙、雕塑的凝重，都在浓浓的硝烟中被一点点蚕食。
此刻的邓肯，既无法登台演出，又穷困潦倒，一钱不名。邓肯常常坐在窗前或门口，期待着飞来一枚炸弹，结束她的困苦。
这时，她遇到了形貌酷似李斯特的青年钢琴家沃尔特·拉梅尔，邓肯很喜欢瓦格纳的一首歌曲《天使》，于是就称他为“大天使”。他的演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狂放之气，这种狂放之气使邓肯的舞蹈重新活跃起来。她又开始召集自己的学生，意欲再展宏图。
同时，可恶的战争总算是结束了。邓肯和沃尔特一起去看胜利阅兵式，他们在凯旋门向那些风尘仆仆的士兵们致敬。
他们高呼：“世界得救了！”
回到邦浦路邓肯新的工作室，她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沃尔特近乎狂野地弹起了李斯特的《荒野的祈祷》。
恍惚中，邓肯又看到了战争狰狞的面孔，又听到了“隆隆”的大炮声和垂危战士的微弱呻吟。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她，一定要远离战争！她奋力举起双臂，灵魂从体内向上升起，犹如“圣杯”的银色光辉飘浮腾跃，冲入云霄。
邓肯并不满足于追求她已经找到的幸福，重建学校的老想法又回来了。为了这个目标，她给在美国的学生们发了电报。
学生们来了，个个年轻漂亮，而且颇有成就。邓肯聚合了几个忠实朋友，对他们说：“咱们到雅典去看看卫城吧，咱们有可能还是把学校设在希腊。”
但邓肯原先准备建在山上的房子也成了一片废墟，夕阳和羊群出没其间，浓重的苍凉与寂寞，像一只巨鹰，啄食着邓肯的心。
她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伊沙卡的帕提农山岩，2000多年前，萨福纵身一跳的身姿该是何等的优美呵。邓肯久久地伫立岩头，只要瞬间的意念，她就可以跳下去。在邓肯的灵魂深处，死神是斗不过艺术之神的！最后，她意外地对着大海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山岩。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艾尔玛大大的眼睛和圆圆的脸庞，同迪尔德长得非常相像。
邓肯问她：“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艾尔玛答道：“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7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邓肯说：“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都这么大了。”
1920年，邓肯离开了希腊。这是邓肯最后的一次希腊之行。她已经42岁了。
这年夏天，邓肯在巴黎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节目之一是根据肖邦的音乐演出的舞蹈。她把这些舞蹈设计成具有史诗般的性质：《悲惨的波兰》《英勇的波兰》《波兰的郁闷与欢欣》。
演出的那天，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热情洋溢。演出结束时，精神振奋的人们把大束大束的玫瑰和百合，还有用紫罗兰和兰花编成的花束投向台上，邓肯不得不频频答谢，她们脚下铺满了鲜花。
观众呼声不断，邓肯又加演了《马赛曲》。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呼声和喝彩声甚至掩盖了音乐伴奏的声音。
舞蹈结束，邓肯披着鲜红色的围巾，站到舞台前面，用不太流利的法语发表了即席演说：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这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是为了这些幼小的孩子，她们将在未来舞蹈。
我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舞蹈，它已先我而存在。但它休眠着，我只不过发现了它，并将它唤醒。
当我谈到我的学校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我所渴望的孩子是战时的孤儿，他们一无所有，既失去了父母，也没有了家庭，至于我自己呢？我不需要太多的钱。闪闪发光的贵重饰物非我所求，妇女手中的一枝花，在我看来，比世上所有的钻石与珍珠都更美丽。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读懂莎士比亚，能读但丁，能读埃斯库罗斯，能读莫里哀。
舞蹈就是生命。这正是我所想要创立的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的原因。在这里人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灵魂和他的想象力。给我吧，请你们的总统给我100名战时的孤儿吧，5年之后，我送还你们的将是出乎想象的美丽和财富。
从今以后，可能会有一种新的生活出现，我不知道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莫过于那些意志坚强、想象力丰富的人。
请大家帮助我建立起这所学校吧，否则我就到俄国去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合作。我对他们的政治一无所知，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但是我将对他们的领导人说：“把你们的孩子交托给我，我将教会他们像神一样地舞蹈，否则，就请把我暗杀掉。”
开办不了学校，我宁愿被暗杀，这比活着但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要好得多。
1921年4月，邓肯奔赴伦敦，与沃尔特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演出。伦敦市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诸如小迪尔德的祖母艾琳·泰瑞、艺术家奥古斯塔斯·约翰、司各特小姐，还有许多诗人、音乐家、画家挤满了她在克拉里奇的沙龙。各种报纸上出现了对她的长篇颂扬文章。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进行访问。代表团由一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讨人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领。他听说这位国际上著名的舞蹈家对新生的俄国很感兴趣，就到邓肯登台演出的威尔士王子剧院去拜访了她。
那天，邓肯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观看过这出表现斯拉夫民族的压抑与自由的舞剧的人一样，被舞蹈家的艺术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间剧院的化妆室里，他们简短地同时也是半开玩笑地讨论了邓肯去俄国开办舞蹈学校的问题。
“伊莎多拉，您的舞蹈可以和清风明月相媲美。”
“谢谢。您是俄国人？”
“不，我是苏维埃俄国人。我叫列昂尼德·克拉辛，正带着苏维埃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访问。”
“苏维埃俄国，对，克拉辛同志！”
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
“我能去你们苏维埃俄国办一所学校吗？”
“我们求之不得。”
“真的？”
“那好，我将把您的意愿不折不扣地带回我们国家。我想全苏维埃俄国人民都会张开双臂迎接您的。请您等候我的回音。”
“我等着。”
于是，克拉辛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几天后，他又去邓肯下榻的旅馆，建议她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她去苏维埃俄国办学的愿望。
邓肯给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尔·瓦西里耶夫·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用我的工作来交换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场所、一座能容纳我和我的学生的住宅、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着，以及能发挥我们才能的机会。
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我将前来为苏维埃俄国的未来和她的孩子们效劳。
伊莎多拉·邓肯
不久，邓肯在她巴黎的排练室里举行了一次宴会。她的所有朋友都来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国侨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马克拉科夫，原俄国驻法大使，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他们得知邓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苏维埃俄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奇思怪想，却不料是她的真诚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恳求邓肯别去苏维埃俄国。她告诉邓肯她父亲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身在苏维埃俄国的人写给她父亲的。
信中谈到发生在那里的无可名状的恐怖：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他们正在宰杀4岁的儿童，把他们的四肢挂在肉铺里出售。
邓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绝相信这种夸大其词。当其他几位在场的俄国友人振振有词地证实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这次旅行时，她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而严肃，只说了一句：“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去那里！”
宴罢客散以后，只有邓肯和养女艾尔玛在一起，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的谈话，仍萦绕在她们耳边。邓肯开玩笑地说：“别担心，艾尔玛。要吃的话，他们当然先吃我，我长得比你胖。那时，你赶紧逃跑就是！”
6月初，邓肯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3个学生陪同下前往伦敦。她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挥，在皇后大厅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一天，克拉辛邀请邓肯和艾尔玛一起到苏维埃俄国大使馆赴宴。她们发现，这位商务专员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这使得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残暴成性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
克拉辛告诉她，莫斯科当局不但决定按照她的愿望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还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亚的美丽的利瓦季亚皇帝行宫！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有了那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奢望呢？
